吴明春转自博讯网
朝鲜族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还表现在人们对死亡的观念上，死亡仪式的巨大转变揭露了他们与中国土地的关系和基于土地关系的空间想象--即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基于历史记忆的自我定位。
在一次关于死亡仪式的谈话中，65岁的郑成焕告诉了笔者他家里的故事：“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弟弟坚持要把他土葬，好给后人祭拜。但是我阿姨说如今孩子们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生活，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为了清明节大老远回来一次。如果建了墓，那就会变成没人认领的墓地??所以最终我们还是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江里。我听到老人们的说法，如果骨灰撒到河里了，就可以顺着河流进入大海，最终回到我们在朝鲜的老家。然后现在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传统。”
像郑成焕的家庭这样在死后抛撒骨灰的做法在现在的朝鲜族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从土葬向火葬并撒骨灰的转变始于中国的殡葬改革。1969年，梅河口推广火化取代土葬，但这一年朝鲜族只有10人接受了死后火化。到1984年，梅河口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殡葬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殡葬必须执行火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的殡葬改革贯彻得更加彻底--不像汉族人悄悄地在山上或是自己的田间进行土葬(埋葬尸体或是骨灰)并立碑供子孙后人祭拜，几乎所有的朝鲜族人都选择在山上或是流动的河流中抛撒先人的骨灰，此后每年的祭日和清明节，也没有了必须扫墓祭祀的习俗。不难发现，丧葬仪式的改变与朝鲜族大规模跨国流动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频繁的流动是造成朝鲜族积极由土葬转变为火葬并抛撒骨灰最直接的原因。由于频繁的，遍及全族的跨国流动，定期祭拜祖先墓地几乎成为一种奢望，所以必须建构一套新的文化传统来处理死亡和人与土地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撒骨灰”这一新丧葬仪式的形成至少传递着三层文化意涵。第一，它是在当地社会脉络中划分族群边界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自我分离是为了强调与当地汉族的区别，表现自己的独特性。第二，对于老一辈人，撒骨灰是从物质层面与子孙后代切断联系的形式。这解释了他们在面对死亡时遇到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困难，也可以理解为在巨大的流动性之下，老人不愿自己的死亡成为年轻人的负担。第三，这也是朝鲜族与中国东北的土地切断联系的象征性手段--老人们想象在自己死后能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穿梭，回到朝鲜半岛的“老家”，那个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出来的地方。换句话说，在成为少数民族的这半个世纪当中，他们未能够成功地与当地社会和中国土地建立成熟紧密的归属联系，当他们受到自身家庭频繁流动的、复杂的身份认同挑战时，他们无法不在跨国移民的背景下艰难挣扎，而丧葬仪式的改变，也只是在形式上和想象中弥合这种跨越时空的身份割裂。
那么跨境流动的朝鲜族群体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向想象中的韩国故土的“回归”?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楠在她的研究中作出了质疑，在韩国务工的朝鲜族回到“故土”(ethnic homeland)之后并未受到韩国政府和社会的公正待遇--他们对人群的划分不是基于民族或血缘，而是社会阶层和技能。在韩国人眼中的“我们”并未包括从中国来的“朝鲜族”。因此在韩国的主流社会中，朝鲜族无法避免地遭受歧视、等级差异与边界的划分。因此在韩的朝鲜族同样被边缘化，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于是倾向于淡化民族认同，转而强化国家认同，称自己为在韩国的“中国人”：50岁的郑先生向笔者抱怨在韩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在饭店打工时老板态度苛刻，工作压力使他在一年内瘦了30斤。这使他认识到从事3D工作的中国人在韩国是不可能被认可的。
在政治和民族的双重身份(Chinese citizen and Korean nation)之下，朝鲜族似乎成为了在两个国家之间游离的、无处安放自己的群体，他们既无法融入现代韩国社会，也并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好地整合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在东北的朝鲜族热烈地追捧“韩国风”，而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却认识到无法融入的残酷现实，于是夹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朝鲜族处境十分尴尬，在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中经历着无尽的矛盾与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