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秋转自博讯网
春节年关将近，中国有为数近3亿人的农民工都盼着回家团圆。不过，在新冠疫情恐复燃的势头下，近三十个省份都倡议“就地过年”，所祭出的防疫措施也加大了农民工返乡的难度。但是，就算回不了家，大部分农民工在工钱到手、确保全家老小温饱无虞后，还是可以勉强安心过年。然而，有一群庞大的农民工，正愁着年关难过，喝不上放心水。因为他们被恶意拖欠工资且催讨无门。
这一群农民工不仅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就连老家那边好几口人也急着“等米下锅”，工资没有着落让一大家子的人跟着重拾贫穷的滋味、甚至借钱度日的痛苦。这正是来自甘肃省的何林和邱玉平这两年的生活写照，而他们的蝼蚁人生也凸显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喊得震天价响的“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两大政绩，与现实却有着极大落差。
甘肃农民工的讨薪路
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临洮县的农村，老家有89岁老奶奶、63岁母亲、媳妇、6岁儿子和4岁女儿共五口人，都靠他一擎“顶梁柱”在养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从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不曾务过农，这十多年来，做得大多是建筑工的零活。虽是辛苦的体力活，但他也渐渐做到10万人民币(约1.56万美元)的年收入，“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日子了”。
拜中国经济成长之赐，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约有1.7万人民币(约2,645美元)，超过中国的贫穷线(人均年收4,000人民币，约622美元)已经很远，老早就脱贫了。不过，其家境距离中国人均年收入近3万人民币(约4,667美元)的水平还差上一大截，因此，算来仍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工薪阶层，只不过，没读过书的他说，已很知足。
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下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为“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情况出现了变化。谁曾料干了大半年的活，临到了结算工资时，建设方甘肃华夏春秋公司先是推托钱还没下来，得等至年后才有钱支付总计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 (含农民工资380万人民币)，但过完年，负责人雷双德却一夕间销声匿迹，人找不着，工资也没下落，整个工程也延宕至今。
因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处具状举报、催款、维权，这一折腾下来，整整两年，却一无所获。何林说，各级政府推诿卸责的“踢皮球”行迳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造成极大的精神损耗。求助无门外，何林连自己的工作也顾不上，因为只要去打工，就会有底下的工人吵着找他要钱，让他无法干活，也因此，直接导致他个人两年来的收入几乎归零，切切实实地“返贫”了，原有的贷款还不上，就连老家五口人的生活也断炊，还得靠向朋友伸手借钱，否则无以为继。
他说:“就是家里现在等米下锅呢！都没办法生活了，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生活了。(我)这两年日子就在要钱、讨钱的路上。”
另一位民工代表是30岁的邱玉平，来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的他，老家还有双亲、媳妇和一个5岁的儿子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在老家还种有2、3亩的田，所以，他说，一大家子应该是饿不死。
饿不死但债台高筑
和何林一样，邱玉平也是20岁不到就出外打工至今，十多年来，他说，也做到了年收6-7万人民币的水平，大大地改善了家境。只不过，2019年初以来，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笼山的欠薪事件，也耗费了邱玉平大量的心力和时间，让他只能趁着闲暇时去开开车、打打短期的建筑零工。他说，这两年他的收入已经腰斩减半，根本无法支付老家的开销，只能靠网贷借钱度日。算一算，他说，两年来，已经累积欠下近5万人民币的债务了。
邱玉平向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负债这么大，钱又赚不到，一直这样耗呀！有时候，特别难受......我们这边不是冻了嘛，干活去又没地方干去，只有上来这儿(县政府)等着要钱。唉呀！我的向往就是，赶紧政府帮我们把这个工资给结了，我们就回家好过年了嘛！”
2019年春节后，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的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查大队递件举报，开展这件欠薪事件的维权过程。但两年下来，何林说，省、县、市政府“互推皮球”，让他们在各级相关单位间疲于奔走、周旋，也在信访部门开过十多回的协调会，更时不时地亲自上县政府“蹲点”，盼有个领导高官能出面替他们主持个公道。但他说，周周催促、周周得到的答覆都是“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上一整天，也没半个人出来搭理他们。运气好时，碰巧遇上出入的县府人员就能当面询问攀谈几句，但往往双方一言不合，不耐烦的领导或官员就会叫上公安，把他们带去警所做笔录，关上一整天才放他们回家，让他们备感“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奈与气愤。
据何林表示，此工程原是一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社会融资的项目，也就是，结算工资的责任应该在民营开发商。但他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却陆续发现，民营开发商只有在当地的发改委备案，相当于，这个项目很可能属于没有经过政府正式立项、也无核发施工许可、更没有进行过环评就开工的“三无项目”。因此，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也没有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工资保证金等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管之责，也有渎职之处，应负起相当责任。
就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根据去年5月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第四条有明文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和监督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