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观察员王嘉祺转自：https://lausanne.org/zh-hans/content-library-zh/lga-zh/2014-07-zh/%E4%B8%AD%E5%9B%BD%E6%95%99%E4%BC%9A

国教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政府打压教会的报告，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让中国政府官员更加懊恼的是，《伦敦每日电讯报》声称中国在十五年之后，就可能会成为基督教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温州，三江教堂信徒和省政府官员对峙的结果是，一周后这个可容纳4000人的巨型教会被拆毁。在北京，守望教会的成员被国安局拘留。这一个多月内发生的事件愈发激起了人们的一种担忧：政府要发动一场打压合法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运动。

三江教堂

三江教堂的状况成了温州事件的导火索：

• 2013年，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宣布三江教堂是“模范教堂”。
• 随后这个八层的建筑让省政府官员不满，被下令缩减规模或拆除。

这个拆除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全球的关注，很多国际新闻媒来采访。教堂成员驻扎在教堂外面以阻止教堂被拆毁。他们指责省委书记下令“非法拆除”一个合法登记的教堂。政府以协商为名把信徒诱出教堂——随后占领并立即全面拆毁了教堂。同时，浙江省的其他教堂也被下令拆除十字架或者被通知要拆毁。

一份浙江省的内部文件进一步印证了一个担忧：可能有更大范围的运动来打压中国不断增长的基督教。为了降低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声称是根据“建筑法规”来拆除“过大的宗教场所”和“过多人”的基督教徒聚会。根据文件，首要的是拆除在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高速旁边的宗教场所上的十字架。“慢慢地按批次，把教堂的十字架从屋顶上拆除，贴到建筑的墙面上。”^[1]

守望教会

在北京，打压未登记的守望教会的力度也有所加强。守望的牧师自2011年开始就被软禁在家，教会的成员有些被逮捕，有些被处以七天的拘留，来阻止他们进行室内或者是户外敬拜。

守望教会之所以处在这种特别处境，是因为守望教会作为未登记的教会，而寻求公开敬拜的“权利”。

• 在过去，“非法的”家庭教会满足于私下秘密的聚会，来避免政府的关注和干预。
• 然而守望教会公开地申请购买室内敬拜的设施，当政府不许可时，他们违抗了政府的法令，不顾逮捕的威胁而进行户外敬拜。

据内部消息，一位北京市委官员和周永康的关系是这次打压的背后原因。周永康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法委书记，监管中国的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周在习近平主席对党内腐败问题的整治中被调查。因此，最近对守望和政见不同者的打压似乎是北京市的官员在向习表忠心的方式。

教会和政府

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教会以及中国社会在本质上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教关系。

三江教堂的拆除显明出中国基督徒群体已不再是贫穷、软弱、陷入困境的群体：

• 在经济上和在属灵上，温州都是中国的“新兴城市”，
• 在发展中的大型城市里，基督徒代表了有强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利益群体。
• 过去，一小群的信徒挤在一个秘密的家庭聚会中，或者是在政府批准和监视的教堂里敬拜。
• 今天温州基督徒的崇拜场所设备齐全、可容纳上千人。
• 他们的会众是很有见识的，可以随时启动按钮召集国际媒体机构，来监督政府打压基督徒聚会的行动。

不一的回应

基督教不断增长的规模和日益显著的社会地位当然会让一些高官坐立不安。而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也非常显著。宏伟的教堂反映着基督徒和教会在社会上不断增强的社会和政治能力。这也解释了政府官员对待都市教会不安和不一的反应。

• 一些人认为，教会和会众代表了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其他人而言，教会和会众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官方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教会的建立，从而承载和反映着地方、省级和国家层面的官员对教会不一的看法。

因此，三江教堂的拆毁和守望教会会众的被捕远比马克思主义对抗基督教要复杂得多。政府不同层级官员杂乱不一的反应，似乎表明了共产党对于如何应对变化的情况也有不同意见。

一些人认为这些事件是全国性遏制基督教运动的开始，也是在测验教会的群体力量。最近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政府的一个内部文件：“要清楚的让公众知道，这次的拆除行动是削减基督教公众形象策略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一位外交部官员在回应拆除教会的风波时，面对这样的谴责，他公开的否认这是一轮新的打压基督教的运动，而是一个“误会”。

这样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温州和北京遭受着这样的打压之时，大部分的教会仍然正常的进行各项活动，没有受到干扰。

尽管如此，拆除教会十字架和建筑的行为似乎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一些人所预测的全国性的逼迫还没有开始，但是这些事件还是反映了政府领导人对基督教不断增长的担忧和戒备。

逼迫的后果

现在还很难说中央政府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们如果发动全国性的打压基督教的运动，无论从国内还是海外的角度而言，都只会带来消极的后果。

从国内而言，这样的运动很可能会失败，它只会加速内部的分化，疏远中国内部的支持者：

• 基督徒现在不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相对弱势的农村信徒或是一些城市里暗暗聚集的小组。
• 他们现在代表着成功的商人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有些基督徒甚至是政府高官。
• 他们在专业领域和个人圈子里很有影响力、并受人尊敬。

因此，在25年来尝试遏制基督教增长的运动都失败时，我们很难想象，现在这轮新的运动会成功。

从国际方面而言，这样的运动会破坏中国和欧洲、北美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它会破坏中国和亚洲、东南亚和南半球国家的关系：

• 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基督教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很有影响力。
• 一个像打压法轮功那样严厉的全国性运动，会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而这些关系本来就已经因为边界问题和争议领土的控制权问题十分紧张了。
• 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关系也会受损：要知道非洲有4千万的基督徒，而拉丁美洲90%都是基督徒。

展望

中国教会仍会持续不断的增长，并且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会给社会带来张力，不单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对其他宗教团体和意识形态而言。因此，基督徒要注意社会的反应，特别是当教会似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对其他宗教、意识形态、传统和敏感问题持轻视态度时。

早期的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在习主席的任期内会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这在近期看来还不能被证明。但是对于佛教和其他中国传统宗教，国家将会给予优待。在近期，民族主义的激增和对西方“渗透力量”更多的意识会让国家对教会加强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假定，最终缓和的政策将会获胜。

• 在社会最高阶层中出现基督徒，意味着即使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也会认识基督徒，有基督徒为他们工作、或者是家庭成员中有秘密的或者是公开的基督徒。
• 一旦信仰个人化，就会很难再被除掉。在中国，当在对党的忠诚和对家庭的忠诚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家庭总是会胜出。即使是最狂热的党员也不太可能在意识形态的台前，牺牲自己的家庭。

中国国内的回应

在面对这样的阻碍时，我们希望中国教会的领袖可以有一些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一些持胜利姿态的人希望通过宏伟的建筑，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积累，而不是谦卑，为基督教做贡献，这样十字架终将会失败。

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政府官方态度的转变在于基督徒面对逼迫时信心的回应：

“如果当地教会坚持他们的信仰立场，在逼迫中成长，那政府就会改变对基督教的政策…政府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策略。教会建筑是否会被拆毁取决于当地教会的态度和这个地区信徒的回应。”^[2]

这位学者认为，现在需要形成一个基督徒的思考库，来面对神学、教会增长、社会参与的议题，并联合所有的教会共同面对逼迫。他提醒要注意属灵的事物和普世宣教，而不只是关注教会建筑：“一个教会如果只有建筑，而没有属灵的生命力，那她是没有未来的。”

全球的福音派回应

最近的事件敦促基督徒组织发出呼吁，希望中国政府在面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时持更加容忍和适中的态度。他们也需要呼吁中国的基督徒为了共同的益处，透过表明个人的和公开的立场来反对腐败。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教会不仅在规模上增长，在成熟度上也有成长。全球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的领袖，要看到中国教会和中国教会的领袖们的经验、智慧和洞察力，这些将帮助他们度过如此的难关。历史证明，对中国教会的逼迫只会净化中国教会领袖和会众，并加强他们的决心。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在过去的这二十年里，教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传统上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观念也落伍了。除此以外，就像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不断上升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国教会在全球教会中日益显著的地位也在形成。因此，正如中国教会的规模、力量和影响力已经吸引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一样，她也会同样吸引全球教会的注意力。^[3]

Endnotes

1. Ian Johnson, “Church-State Clash in China Coalesces Around a Toppled Spire” New York Times, 29 May 2014, accessed 1 June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_r=0. ↑
2. Paul Huoshui, co-author of this article. ↑
3. Editor’s Note: See also ‘Current Ideological Trends in China: How should the church respond?’ by Thomas Harvey and David Ro in the March 2013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and ‘A Landmark Encount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LF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by Ezra Jin in the November 2013 issue of Lausanne Global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