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春转自博讯网
如同汉族的留守家庭，朝鲜族也面临赴韩务工和抚养子女的两难。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上的需求，更多的家庭选择夫妻双方共同赴韩务工。然而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儿童抚养和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显得更加棘手。家中的老人尤其是女性亲属(奶奶或姥姥)成为了替换母亲角色的最佳人选。在笔者的考察中，绝大多数的家庭都选择了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家庭分工，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在城市里上学，家长也都在学校附近买了楼房，所以看管孩子的老人便跟着孩子从农村迁入了城市。三代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传统朝鲜族家庭中处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老人，由于代替履行自己子女的父母职责，而从最上层转移到了中年人和孩童两代人之间，成为了家庭关系中重要的中间人和代理人，其职责包括抚养孩子和家庭财务管理。在韩打工的夫妻一般会定期给家中老人汇款，以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费。67岁的崔英爱对在韩子女质疑自己的消费情况表达了担忧：“我给我儿子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每月往家里寄35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个月3500块经常是不够用的，我又不好意思老开口多要，子女赚钱也不容易，就会经常跟邻居借，等下个月钱进来了再还回去。儿媳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很不明白为什么钱老是不够花，问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尽管有时候会抱怨自己承受着来自孩子的父母监督的压力，但与在农村留守独居的老人相比，仍旧可以说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管抚养孩子的责任和分配财产的权力实现了自身在家庭中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跨国家庭在流动中表现出一种“积极分裂” (active disintegration)的状态--即一方面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对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造成了情感的疏离。许多多年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不愿意和父亲沟通感情，而一些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会认为父母是可有可无的，认为父母只要定期往家里汇钱就可以了。这可以理解为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裂。另一方面，对家庭关系的衡量并不能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标准，尽管亲子关系产生了异化，但父母总是尽其所能地维护着跨国的家庭关系，对他们来说，这种维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通过电话与社交网络进行日常联系，偶尔从韩国回来探视，以及定期的汇款。
定期的汇款是支撑留守老人和儿童现代的生活方式，滋生消费主义和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留守的家庭热衷于使用韩国品牌的产品，并相互攀比。韩国产品覆盖了当地朝鲜族家庭用品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衣物、保健品和家用电器，家家户户都安装了韩国卫星电视。韩国品牌往往被认为比中国品牌的产品有着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价格。因此基于对韩国的民族认同以及对更好的产品质量乃至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日常消费到休闲娱乐，使用这些进口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生活品位上的优越性。例如，从韩国回来探亲的务工者也时常互相展示从韩国购回的奢侈品，以维持自己的“面子”。使用和展示韩国的现代商品，俨然成为朝鲜族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生活方式，甚至不用韩国品牌的人，会被视为异类，无法及时跟进现代文化，融入圈子。相比仍旧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追捧韩国文化、使用韩国现代化产品的朝鲜族已经成为了“有钱人”的代名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也使其自身被重新定义，形成了一个可视的族群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