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1

 

四月，一个温暖湿润的午后，公寓的窗帘拉上了，挡住强烈的阳光。公寓不大，一室一厅，单面朝向。窗外是学校，有时候极静，有时候极吵。家具家电齐全，都是普通的样子。唯一奇怪之处，楼层是四楼，不过看下去，却是七楼。但在重庆，这也正常。

这一年，马泮艳的生活变化太多。她胖了，上身穿了件皱巴巴的白衬衣，袖子卷起，露出肉乎乎的手臂。她说，“带孩子都胖，都吃孩子剩下的。”三十岁了，女儿几乎成为她生活的全部。

女儿五岁，有一双干净的眼睛，常被夸漂亮。她也十分好动，总是光着脚丫，在房间里不停地跳。她的智力有问题，不会说话，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无论拿到什么，都能放到嘴里，或者伸舌头去舔。她时刻都需要陪伴，不久前，仅仅独处几十秒，她就被蜡烛烧到，头发都被点燃，在脖子上留下了疤。除了智力，她体质也不好，莫名其妙就会病。为了治病，每天吃两种药，小儿智力糖浆和胞磷胆碱钠片。

因为要照顾女儿，马泮艳现在不工作，每天送女儿去附近的残联康复中心。

在短暂的时刻，马泮艳曾备受关注，但浪潮很快退去。现在她没有朋友，能说上话的都是千里之外的陌生人。

不仅仅是孤立，她感觉自己还在被特殊对待。一个外地律师本想免费代理她的案子，却因外力被迫终止。其他一些司法救济，也未能实现。

过去一年里，对马泮艳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可能要算是和妹妹马泮辉反目成仇，并公诸于众。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她们曾经同甘共苦。现在，姐妹俩早已互不来往。

 

2

 

马泮艳和马泮辉是一对姐妹。在巫山，很多人即便不认得她们，也听过那段故事。

姐妹一共三人，除了她们，还有很少在媒体出现的大姐马泮珍。三姐妹出生在贫穷闭塞的山村，父亲重男轻女，经常家暴，母亲因此患有精神疾病。一天傍晚，母亲突然发病，当着家人的面，在门口用锄头打死了父亲。一个月后，警察放了她，但回到家又被姐妹们的大伯马正松狠揍一顿。她仓惶逃走，像一个孤魂野鬼，没了踪影。村里讨论决定，大姐和二姐由大伯收养，三妹由一个姑父收养，过了一阵，她也到了大伯家。

大伯的承诺并没有维持多久，他说自己太穷，根本喂不饱这么多嘴。他找到姐妹们的姑父罗元道，合计出一个主意，便是尽快把三姐妹嫁走。姑父在巫山红白喜事上吹喇叭，认识人多，他介绍了婆家。在大姐马泮珍十三岁，二姐马泮艳十三岁，三妹马泮辉十四岁的时候，她们被陆续送去男方家里。大伯和姑父分了彩礼钱，不再管三姐妹。

马泮艳后来回忆，她自此开始悲惨的日子。丈夫陈学生比她大十七岁，脸上有疤，她背地里骂他是狗。她被强奸，十四岁生下一女，十九岁生下一子。她去当地派出所报警，警察接警后认为是家庭纠纷，又让她回去。后来逃了三次，都被丈夫抓回来。九男一女抓住她的四肢，抬着她，她感觉自己是没有尊严的猪。最后一次，她身上有钱，跑到广东，终于离开。

马泮辉也差不多。她十五岁生下一子，几年后又生下一女。头胎难产，她被人按住，用刮胡刀在下身开了个口。姐妹俩一起逃到广东后，不再轻易回巫山。

2016年，马泮艳已经恋爱，又生下一女。她意外得知，自己在不知情时，办理过结婚证。她强烈要求离婚。但丈夫不允，让她给十万抚养费。受到他人劝说，马泮艳决定把身世公开。她在网上发帖，给媒体寄求助信。在那些文字中，她指控，自己被亲人贩卖，从小被强奸、被非法拘禁，用“性奴”形容自己。

《京华时报》是第一家对马泮艳进行报道的媒体。为了更好的效果，马泮艳劝说大姐和三妹一同接受采访，但只有马泮辉同意站出来。毋庸置疑，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那年夏天，名为“巫山童养媳8年4次逃婚”的新闻被刊发。报道引起了舆论关注，马泮艳借助这股力量，顺利与前夫离婚。

她们继续在巫山维权。大约一个月后，她们和电视台记者，在码头遇见了姑父罗元道。马泮艳质问，你是我亲姑父，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这段视频被放到了网上，视频里，罗元道坐在船上，一个靠窗的位置。他穿了一件土气十足的Polo衫，半抬起头，目光斜斜瞟了几眼，没有理会。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打开了塑料袋，拿出鸡蛋，一点点剥下蛋壳，再往船外扔。鸡蛋送到嘴里，他夸张地一边咀嚼，一边摇晃脑袋。

两姐妹仍在质问，周围都是看客。他旁若无人，吃完一个，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做派。等到提问的人都哑口，他才慢悠悠张开嘴，气定神闲的声音从满口鸡蛋中传出来，“是晚上拖的，是白天拖的？我请问一下，你自己不愿意去，谁拖得去？”

新闻很快成了旧闻。失去关注度后，姐妹二人处处碰壁，其他诉求没了回音。

来年二月，我看到消息，巫山县正在研究童养媳姐妹的问题。我联系上马泮艳，劝说她再接受采访。她害怕被报复，犹豫不决。末了，她把马泮辉电话给我，让我先和她联系。马泮辉在电话里说得清楚，她要卖她的人都受到惩罚。

在广州萝岗区，我第一次见到了这对姐妹。年后不久，她们正在找工作，期望像以前一样，能进工厂。两人在街角一起出现。马泮艳扎着头发，红色长裙掠过她佝偻的背和微胖的身体。也许是初次见面，她有些拘谨，话不多。偶尔说话，声音略有沙哑。马泮辉更加安静，她长发披肩，穿着松垮的黑色外套和紧身牛仔裤，像个腼腆的学生。

我，还有几个同行，和她们坐在附近一个村里采访。空气温暖而湿润，阳光之下，人间的悲剧被一一道出。她们语气急切，可以不停诉说；但又出奇冷静，像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偶尔有人路过，我们便默契地停下。四周一片安静。

第二天，我们一起从广州经宜昌去巫山。这趟行程产生了某种象征感，相濡以沫的姐妹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同一个目的地。我们都以为一切会很顺利。

她们先去神农架林区看望了母亲。那个极为不幸的女人在逃走后，一路流浪，又被老光棍捡回家，生了女儿。在找回时，身份证都被注销。

来到巫山，天异常湿冷。有几天山上下雪，为了不惊扰当事人，几个记者赶夜路前往。青山连绵，云雾缭绕，车外一片混沌，十米开外也看不清，简直让人喘不上气。采访却很不顺利。涉事人好像都躲了起来。去找大伯时，明明听见家里有人，下了山梁上前，又没了。马泮艳前夫家也没人，老人要带两个上学的小孩，不可能出远门，但连着两天都见不到。有时候，甚至马泮艳也说有事不能见面。

唯一的惊喜是见到了马泮辉的前夫罗品金，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些当年的细节。

几天后，巫山县政府就姐妹俩的情况发布新闻通稿，认为马泮艳所反映的强奸罪、非法拘禁、报警未立案等，均证据不足。处罚的人仅有一名退休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因为他违规给马泮艳办理了结婚证，所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看到结论，姐妹俩都忿忿不平。她们觉得荒唐，大伯和姑父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按照官方的说法，姑父虽然送马泮艳去了男方家，但其行为是“征得时年13岁的马泮艳同意”；大伯确实收了钱，但“主观上未以牟利为目的，客观上没有出卖行为”，因此不能认定其涉嫌拐卖妇女儿童。

 

3

 

今年4月再去重庆之前，我和马泮艳用微信联系，了解她的近况。相比一年前，她更加会用文字，常常连续发来几条信息，有几百字长度。比如我问她为什么住在重庆，她就把来到重庆的始末都打成文字，足足876个。以前，她只会嘴上说，打字时总是我问一句才答一句，一句就是一句。

马泮艳在2016年9月开通了微博，取名“巫山六月雪”。在2017年2月22日，她在微博上写道，“28岁前我是（盲山）电影里面的主角，只是结局更悲惨。28岁之后我将是（我不是潘金莲）电影里面的李雪莲。但是我会重新开始结婚生子，同时进行维权，抗争到底。官司输赢不在乎。政府不给说法我将追究到我老死的那一天。”那天，正是她带记者回到陈学生村子的日子，此前的报道里，我写道：“陈学生家在两年前从山上搬到了山下，三层红砖小楼，挨着穿村而过的省道修建。马泮艳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那栋新房，不敢靠近。”

 

两天后，巫山县政府发布新闻稿，马泮艳和马泮辉姐妹俩被接到一处宾馆，一周后又换到出租屋。大约有一个月，她们不允许离开巫山。那段时间，两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三月底，姐妹俩行为不再受约束。马泮艳发布大量微博，她已经学会了运用这种新的媒体，直接向公众说话，也会@各个媒体和大V。那时她影响力大，一条微博很容易就有成百上千的转发评论。随后她又公开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希望能获得捐款。很多人给她打了钱。这件事随后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四月底，妹妹马泮辉发出一条长微博，指责二姐欺骗公众，假借维权谋私利。姐妹俩不断争吵，公众也被分化。有人选择相信，有人不信。此前支持她们的人，分别站队。两个阵营互相对立，维权不再是首要讨论的了。

马泮艳和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由马泮辉的长微博，引发了一些媒体人和大V对马泮艳的质疑，他们质疑马泮艳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比如逃到广州后的感情生活，众筹、捐款的用途，以及巫山县政府的补偿和帮助。直到今天，马泮艳微博置顶的，仍是她对其中一名大V王志安的愤怒反驳，其中一段提到：“王志安和当年卖我的马正松罗元道没有什么区别”。

也在这次争吵之后 ，马泮艳正式公开了自己的另一个故事，在广州，她有另外一段感情，并生下了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儿。她说，此前隐瞒此事，是怕被人告重婚罪，也因为孩子智力不好，怕被看笑话。

姐妹俩的纷争公开化之后，马泮艳开了一家网店，售卖巫山土特产，回了广州，又去了重庆。马泮辉去了一趟上海散心。姐妹俩都说，巫山县政府和她们谈了很多次，给了部分好处：每人有十万，在县城各租一套房，她们和所有孩子都办理低保，等等。但还有一些，比如马泮艳要求给一个门市做生意，一直没谈拢。

十一月，姐妹俩暂时和好，先后到了北京，试着找上访的途径。县政府的人得到消息，坐着飞机赶来，把姐妹俩接回去。

转过年，马泮艳一直住在重庆。马泮辉在二月初二结婚，丈夫是巫山本地人。姐妹俩微信上交流过一阵子，但没多久又开始争吵，最后互相拉黑了对方。

这一年，世界对她们来说更复杂了。

 

4

 

在公寓里，马泮艳谈到和妹妹马泮辉的那次争吵。她说，去年姐妹俩无法离开巫山，只能一起住在出租屋的时候，有人挑拨两姐妹。一个警察和三妹说，自己是当年报警时接警的人，希望姐妹俩不要告他，去找政府要十万赔偿。他还说，二姐的微博打赏有一万块钱，是个有心机的人。

三妹从此之后变了，不再跟她亲近。后来，三妹问她要五千块钱。她认为，那一万块打赏的钱里面，应该有她一半。马泮艳拒绝了，理由是三妹一直不积极参与维权，只是跟同事打架没法工作了，才过来找她。

马泮艳说，有一天晚上，三妹又来找她吵架，还打了她一耳光。她忍了，躲进房间，躺在床上。三妹还指着她骂。后来警察来了，给她们做调解。最后，她给了三妹五千块钱。

3月24日，姐妹俩离开巫山的出租屋，一起回了广州。第二天刚到，巫山县又有人打电话找她，让她赶紧回来，给报销路费，当年报警时接警的警察找到了。她们马不停蹄回到巫山。县政府的人接待她们，给她们开会。那次会上，县政府承诺了部分好处，办低保、安置房，还给十万块钱。

她接受了，但觉得一码是一码，扶贫和维权应该是两回事才对。如果这些是全部补偿，为母亲她觉得不值，为自己觉得不公。一直以来，她都想看到当年害她的人戴上手铐，但是三妹太不争气，一心想要钱，“我没想到我妹妹在后面这样搞，现在什么都追究不了了。”

后来，她又去了广州，把女儿接回来。妈妈不在的时候，女儿是奶奶带。

4月14日，她在网上发起众筹，理由是女儿需要特殊教育，孩子爸爸用这笔钱带孩子，她则要去维权。筹款金额是9万。但很快，网上有人质疑她，说她筹款目的不纯。她提现，关了项目，当时筹到的钱是28309元。

此后她又发过一次轻松筹，目标原是60万，后来改为20万。筹款还是为了给女儿治疗，但筹到23623元时，被人举报，怀疑她用捐款当幌子为自己牟利，最后全部退款。

月底，三妹发了那条长微博。微博里说了十多件事，包括二姐没和男友分手，交往随便、贪图玩乐、刻意制造悲情，利用妈妈和女儿到处筹款，延误给小女儿治疗，等等。马泮艳认为这是诽谤，三妹是把自己的事，往她头上安。

5月，她去了重庆，巫山县政府安排她女儿在那里接受康复治疗。一开始，她是自己租房，每月1500。后来她去找县政府，对方也帮她付了这笔钱。

11月，三妹去了北京。起因是不久前，三妹找巫山县政府赔偿三十万，因为她们被剥夺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大姐马泮珍12岁、马泮艳9岁、马泮辉6岁就辍学了，这让她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县里没同意。三妹愤而上访，并找到她。她说，去北京可以，但要先删掉那条微博。三妹原本同意了，但她们到北京后，又反悔了。

后来，马泮艳一直住在重庆。她和女儿每个月有两份低保，共684元，此外再无固定收入。

重庆的开销，除了房租之外，一个月要三千多。她主要花三笔存款：微博收入的钱，从去年4月5日到5月10日，有1069笔记录，共94303.97元；发起过三次众筹，共筹到资金28309元；巫山县政府给的十万元。此外，她开了一家微店，想要自食其力，但生意不太稳定，累计到现在，一共收入了15457元。

她说完之后，太阳已经西沉。我正要离开，这时一个男人从门外走进，把一箱牛奶放在地上。他三十左右，一张方脸，满头是汗，棕色皮肤油光闪闪。看到我们，他打个招呼，抱起女儿走进房间。马泮艳说，这是女儿的爸爸，现在也来重庆，到暑假就会走。

她之前提过这个男人，是湖南人，父亲赌了一辈子，全家有上顿没下顿；他也嗜赌如命，不肯工作；他还有一个哥哥，在贵州吸毒。但迫于无奈，为了照顾孩子，他们至今生活在一起。

 

5

 

去年，从受关注到被冷落，有两个人在这两个阶段和马泮艳接触过。

3月，一个自称导演的人在微博联系马泮艳，要为她拍部电影。她没有听过这人。他说，“我叫毕楠萧宝，百度可查！”在百度上，毕楠萧宝给自己写的简介是“中国一大怪才，在数学、天文物理、文学、政治法学、音乐等多项领域都很有造诣。”马泮艳看了，相信了他。

4月，导演带着一名歌手和两个助理，来到巫山。在巴厘岛咖啡店的包厢，他们和马泮艳一起商量电影的具体事宜。双方当场签合同，合同上写着，她在开机前，能得到二十万元，如果影片能上映，还能得到票房的30%。但导演没有拍摄资金，于是在网上发起众筹项目，“筹拍网络大电影《魔爪下的童养媳》”，目标两百万元。

马泮艳把合同放到网上后，有网友说，合同不公平，因为最后一条写，乙方不可将其人生经历的拍摄权授权其他第三方。害怕被骗的马泮艳在当晚找到了导演。导演正在吃烤鱼，马泮艳带了一名律师，要求重谈。导演很生气，双方没谈好，当场撕毁合同，不欢而散。

不久，马泮艳陷入孤立无援。搬到重庆后，她在微博上找到一个故人，叫王小丰。

王小丰四十六岁，是一名作家，笔名佐王，在天涯论坛有一定名气。早在2016年，他就找过马泮艳，要帮她写小说，扩大影响力。双方用QQ联系，合作有半年。但2017年春节前，马泮艳又删了他的QQ，不愿再写小说。春节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马泮艳在自己博客，重发了小说。她用微博给王小丰发私信，让他别生气，尽快完稿，“现在小说已经火了。”王小丰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她似乎很急，又追问，“王老师，您在吗？”

王小丰在三天后回复马泮艳。但此刻，马泮艳已经把小说删光。她对王小丰说：“你的小说不要以我真名发，影响我以后的生活。”王小丰劝了几句，马泮艳警告他，“我会起诉的。希望你不要借我出名。”说完，马泮艳拉黑了他。

我在她博客删除前看过小说，问她事情原委。她说作家写得太色情，接受不了，自己被利用了。

所以，王小丰再次看到马泮艳找来时，他让马泮艳先发一个公开声明，还他清白名誉。但说完后，此事不了了之。直到现在，他们没再说过话。

 

6

 

马泮辉住在巫山，距离重庆六个小时的大巴。见面前她问我，二姐有没有和我在一起，如果二姐来了她就不去，“这辈子都不想见”。

我们约在一座茶楼。又老又旧的包厢，没有一点采光，像个地下室。正中是一台麻将机，马泮辉坐在靠门的位置。她戴了一顶黑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令我没有马上认出那张脸。那是一张还很年轻的脸，有白皙的皮肤，小巧的五官。见到我时，她仰起头，眼睛和嘴巴都张到最大。

“以为你不来了呢。”她说，“外面有人吗，你不是说有人跟踪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她拿出手机，上面有一个没有标注姓名的电话发来的短信，写了很长，大意是告诉她，小心一点，有人在跟踪电话的主人。我说短信不是我发的。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那绝对是二姐发的。

马泮辉没喝一口茶，始终带着那顶黑帽子。她和去年有些不一样。那时我们一行几人都觉得，她太安静，太依附于她二姐，符合一个“妹妹”应该有的角色。现在，她还是很安静，但更加敏感、锋利，像一只充满警惕的猫。

马泮辉说，2016年《京华时报》的记者采访前，二姐请她一起站出来，“一个人不报道，必须三姐妹才报道。”她爱面子，起初不愿意，不想公之于众。但是二姐求她，于是她答应了。报道发出以后，她的名字、照片也被公布。她后悔了，哭了一个星期。

去年二月，二姐再次找到她。姐妹俩一起接受了采访。巫山县政府公告出来后，事情大了。那段特殊的时间，她压力陡增，“差一点自杀”。那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像马泮艳所说的一样，矛盾集中在钱上。她听公安局的人说，二姐有一万元打赏收入之后，觉得自己该分一半。她跑去二姐家闹，二姐报警了，警察来调解，二姐才把钱给她。但她否认自己动手了。

四月底，她找到一个信任的网友，代发一条长微博，详细列举了二姐“不为人知的一面”。发微博之前，她常和二姐说，“不要这样对我，如果再这样对我，我也会写了发出去。”她知道二姐很想让她删了微博，但她说，我是不会删的。

今年春节，她和母亲在巫山过的。年后，她去给父亲扫墓，看到别人祭祀不断，自家坟头冷冷清清，感慨万分。当晚，她留宿前夫家。有人来劝说，老是回来，不如复婚。她十分生气，说“我是来看小孩的，我有探视权。”说来说去，第二天天一亮，她就走了。

回到县城，她现在的老公正好来提亲。他三十二岁，她二十八岁。

 

7

 

这么多年过去了，马泮珍作为大姐，没见过两个妹妹几面。她已经离开原来的家庭，嫁到河南，远离了巫山的一切。她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里，不过在2017年，因为两个妹妹把事情闹大，她也回了巫山，彻底和前夫离婚。

我从巫山回到北京之后，终于在电话里联系上了马泮珍。她讲到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去年，三妹给她打电话，让她趁当时的热度，赶紧回来离婚，以后做事就方便了，错过这个机会，就不好办了。正巧当时母亲在巫山住院，她两件事当一件事办，回到巫山。

她住在马泮辉家里。当时二妹和三妹已经在吵架，但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她不相信是为了分那一万块钱。她说，那点钱买走亲戚关系，不可能。她劝三妹，“不管是你不好，或者是你二姐不好，你们都是亲姐妹，彼此有要有包容，有些话不能拿到外边去说。”三妹听不进去，反而认为她是在帮二妹。

回到河南后，她从丈夫手机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三妹发来的，自己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张沙发上。她想起来，那天三妹叫来一个陌生男人到家，然后拍了照片，“这可是我的亲妹妹，怎么能这样算计我？”

她打电话过去，问三妹为什么要这么做。三妹说，“我对你早就不满，我是故意的。”她惊了，不知哪件事得罪了三妹，这么遭恨。马泮珍说，“从小我们分开，我和你有时候打个电话，你过得不好了，向我哭一下，我劝劝你，我没有做其他的事来伤害你。”

三妹说，当年她们姐妹逃出去，一起在浙江打工，自己被前夫强行抢回去，大姐在旁边什么都没做。大姐想起来了，但是，自己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姑娘，怎么阻止得了那么多成年男人？她没想到三妹怪罪到了自己，还把她说成是卖三妹的元凶之一。

今年三妹结婚，也没和她说过，还是母亲事后告诉她的。她再给三妹打电话，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问什么时候准备结婚。三妹还在骗她，说现在不结婚了。她觉得自己现在成了外人，和三妹间彻底没了信任。

对这一切，她作为大姐，深感自责，但又无能为力。

 

8

 

无能为力的不只是马泮珍。去年10月，还有人曾试图修复马泮艳和马泮辉水火不容的关系。那是个东北人，叫李启东，因为自身也在维权，很关心她们。她们越吵越凶，他十分痛惜，“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联系上两姐妹，让她们停止内斗，一致对外，“别让人看笑话”。他们用语音开会，用文字沟通了几天。

这是段充满艰辛的交流。李启东以主持人的身份，居中调停。他充满热情，不停提议，但往往被晾在半空。姐妹俩自说自话，互相讥讽，一句不和，又吵起来。他只能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努力安抚二人的情绪。冷静下来时，姐妹俩会意识到自己不对。在谈话中，马泮辉也承认去年年初受到一些挑拨。但这样的时刻是短暂的。最后，马泮辉不想再和二姐牵涉关系，她也怀疑李启东是二姐找来对付她的人。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

“正是当年受害的遭遇，使她们今天无法正常相处，心理不够健康，做人道理懂得不多。”李启东对我说，“这都是‘后果’。”

我们都很惋惜。我想起去年，一行人从广州回巫山时，一路上姐妹俩形影不离。在火车上，马泮辉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二姐这些年的陪伴，自己撑不下去，走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