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毛氏以政治运动治国，嗜于批斗。历次政治运动，都背离实事求是，以主观臆断预定批斗指标。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如镇反运动，即曾向各省市下达杀人指标。反右斗争，承前启后，按毛氏部署操作。1957年1月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便为反右预定了指标：“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按毛的预定指标将达一百多万。《阳谋》指出，各类右派实为110多万，其中右派分子60万；中右分子40万；疑似右派分子等10万。《阳谋》考证的右派人数，较中共官方公布的55万人，更贴近实际，令人信服。
为完成反右指标，各单位都要深挖穷追。对投稿、文稿、日记、信件均作为依据；查出身成份、历史问题、社会关系问题，对组织对运动的态度等，都作为抓右派线索。
在中央机关和省市反右之后，又在农村和工矿开展鸣放和辩论。按预定指标对反右“补课”。毛氏魔爪又伸向中小学教师，抓了十余万右派。由于有些工农人员文化低，不宜称作右派，遂增添一些花色各异的政治帽子。如右言分子、烂言分子、党的落后分子、忘本分子、违法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实质上等同右派。
部队的划右指标，基本上由参军前的大学生、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的下级军官来填补。全国仅尉级军官就清除了三万名。
一些省委第一书记，对稍露异议或同情右派的省长、省委书记也冷酷地打成右派。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青海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等等，均被划入右派。
令人惊讶的是，毛氏反右大棒还抡到红尘之外，有些和尚、道士及宗教界人士也被打入右派，抛进俗世苦海。
各层各界人士，凡划入右派者，一概沦为另册贱民，从此厄运相伴终生，历尽大苦大难。因此，人们认为，中共大小官员的顶戴花翎是由右派鲜血染红的。
三、 处理狠毒，手段残忍
毛氏在最高国务会议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谈笑风生，恳切感人。待讲话正式发表，修改变样，列出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潜伏杀机。按既定谋划，鸣放收网，事后结账。对右派处理无比狠毒。中共中央曾批示：右派是“阶级敌人”，要“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对右派的处理包括：开除公职、撤职、留用察看、降职降薪、发个人生活费（13-18元）、流放、发配边疆、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抓捕判刑入狱、枪决等等。在流放的劳改农场，对右派除凌辱惩罚之外，还以繁重劳动与饥饿折磨，使右派分子身体衰垮，精神绝望，成批死亡。如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流放右派分子三千多人，饿死三分之二以上。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三百人死去227人，达75%。流放北大荒的右派，累饿折磨而死者近三分之一。
许多右派被批斗后，组织上还逼迫其妻离婚，使右派妻离子散，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之所以对右派处理狠重，笔者认为，缘于毛氏的阴暗心态。毛的学历仅有中师水平。早年在北大图书馆供职时，月薪八个大洋，教授挣二三百大洋，难以接近教授聊天，心理严重失衡。张申府教授是图书馆主任，对毛抄写材料字迹潦草曾予以批评，损及毛的高傲自负情绪。毛登基后，罗隆基曾说，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更使毛产生逆反心理。毛是胸襟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遂迁怒并敌视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使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升至资产阶级，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最后把知识分子定为专政对象的“臭老九”。利用反右，将张申府（中共建党元老，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和罗隆基都打成右派，对右派处理极其狠重，方稍释毛氏胸中的多年块垒。
四、 阴损寡恩，无情无义
反右斗争，在一个侧面暴露了毛氏一伙待人阴损寡恩，无情无义。
有些热爱国家，并做出特殊贡献的仁人义士，在反右中遭遇毛氏一伙变脸，而沦为贱民。
如京剧名票张伯驹在中共执政后，将多年倾家收购珍藏的西晋、隋、唐、宋的价值连城、国宝级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反右时他照样被划为右派，生计维艰，处境堪怜
。
戏剧家吴祖光将老父珍藏的240件贵重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也被打入右派，流放北大荒。组织上还逼其妻新凤霞与吴离婚。阴损至极。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校长潘世兹与名医丁惠康，都对国家作出重要捐献义举。反右时他们都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过去的爱国奉献被中共一笔勾销。
五、 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反右，使科教文化界的杰出人才、知识分子精英，纷纷中箭落马，一网打尽。著名学者、教授、大师级权威；新老作家、新闻界、艺术界、音乐界、戏剧界的泰斗；中小学的优秀教师；等等；都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对华夏文明，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反右，使若干家庭几个成员同时入网；如作家冰心的丈夫、儿子、弟弟均被划右；清华教授黄万里及其姐姐和两个弟弟四个人同被划右；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及其女儿、女婿都被划右；湖南著名学者杨树达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婿均成右派；等等；这些家庭如何承受如此的大劫大难？！
反右，也大搞株连。一人划右，株连一帮。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被打成右派，株连170人入网。
许多右派不堪忍受方方面面的沉重打击与残酷折磨，生计艰难，精神绝望。走上自杀解脱的道路。如张若名（云南大学教授），张恕一（北京图书馆专家），杨赓（〈通俗出版物〉副社长），刘健（大众日报总编），丁则良（东北人民大学教授），王少桐（光明日报社记者），石挥（著名电影导演），丁景才（江西农科所所长），朱契（南京大学教授），李春潮（广西文教厅厅长），胡思杜（唐山铁院教师，胡适之子），陈友伟（华东师大教授），靳新民（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员），江显良（文汇报记者），黄倩（广州水电设计院技术员），林澄（协和医学院学生），等等；不胜枚举。
有些右派划右后又被枪杀，如王格（东北工学院讲师），黄宗羲（北大学生），马云风（北京航院学生），等等。
有的右派被打致残，如张紫葛（重庆西南师院教授）的右眼被打瞎，左耳被打聋，等等。
经过反右，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队伍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此他们噤若寒蝉，三缄其口，终致万马齐喑。百家争鸣成为一家（中共）独鸣；百花齐放成为一花（毛泽东思想）独放。华夏大地，一派凋零肃杀，死气沉沉；成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牛棚”。从而为毛氏推行大跃进和文革的极左独裁扫清道路，使国家陷入深重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