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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暴政观察员:站立的公民

2020年12月25日 综合新闻 ⁄ 共 554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万进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12月份发生的“厦门聚会案” (或称“1226大抓捕”)转眼已经过去一年,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一年中被长期噤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这个事件被视为是“709”事件之后对中国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许志永、丁家喜和常玮平至今不得自由。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于华曾用五个字评价这些人:“站立的公民”。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集,她介绍了厦门聚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受到政府的镇压。下面请听薛小山采写的第二集:站立的公民

许志永:和最苦难的人站在一起

“仅仅七年,生机勃勃满怀希望之中国堕落至今日郁郁沉沉毫无生气之中国。”“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大抓捕发生后的第四天,逃亡中的许志永发布2020新年献词,发出尖锐的追问。

2月4日,他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批评习近平为马列招魂、在香港咄咄逼人、对新冠肺炎指挥失当,并直言“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 许志永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华泽告诉他,有人可以救他出国:“当时我有转达过,国际社会有一些能量比较大的人告诉我,如果许志永想出国,他们可以通过一些外交渠道跟中国政府谈判。他说,不会考虑,我在一天就要多一天时间,为他们呼吁。”

许志永得到前检察官杨斌的收留,来到广东番禺海鸥岛暂居。在2月15号的一个大雨天,一帮警察进门带走了他,至今没有再露面。

《美好中国》(https://cmcn.blog)是一本许志永写了26年的书,记录下他从少年时代到年近半百的命运浮沉,映射出中国民间社会与政权力量的消长起伏。

出生于河南民权县,似乎预示了他一生的宿命。1987年的冬天,许志永经历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找到终生的理想。他在书中写道,“父亲一生治病救人,却改变不了乡村。科学于中国是不够的,正如医学救不了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真实、自由和公正。我的使命是政治,民主自由的中国。 ”

许志永的大学同学、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告诉本台,许志永要为最穷苦的人发声,这个想法从十几岁开始形成,到现在接近五十岁,还是没有变。

“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够成长为一种理性的、健康的、非暴力的力量,来化解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仇恨、冲突和不信任。但很显然,中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种力量。”

往后的二十余年里,他把对自由、公义、爱的追逐,书写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山东黑监狱,代理过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黑砖窑案、毒奶粉案等案件,参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户籍改革和教育平权。

在北大读书期间,许志永有时几天几夜住在上访村。“虽然他是博士、大学老师、知名维权人士,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和那些受苦最深的、最底层的人,站在一起。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一次又一次地和访民在一起。”滕彪说,为了从黑监狱拯救访民,他一次次被打倒,再站立起来。

2012年,许志永参与发起“新公民运动”,以个案维权推动民主宪政。低调的公民聚会和小规模的街头抗议逐渐蔓延,触怒到当局的政治神经。到了2013年,主力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四月到七月中旬,许志永被软禁在家。滕彪还记得,当时他有几次机会,只要低头认错,就可以不入狱,但是他坚决拒绝。

“他最可贵的、很难复制的地方,就是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对于一个学者分析社会政治,有时可能需要更冷酷一些。但是许志永的纯粹的理想主义给他带来极大的能量,屡败屡战,没有退缩。”

2003年,北大“三博士”就孙志刚事件上书成功,中国政府正式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被视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元年。当年一同站到CCTV“十大法治人物”领奖台的三博士,被命运推向截然不同的轨道---滕彪被三度绑架、2014年被迫流亡美国;俞江辞去华科法学院院长一职,前往澳洲;许志永坐牢四年,2017年出狱后留在国内坚守。

“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和江泽民、胡锦涛这20多年相比,是朝着毛泽东化、北朝鲜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是靠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受难精神,滕彪相信,在如今这样一个急躁平庸、犬儒化的中国,许志永没有可能坚持到今天。

许志永的友人刘四仿说,“许志永出狱之后,一直在做维权群体的交流。包括《美好中国》,给更多悲伤、绝望、迷茫的人提供灯塔的方向。”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美联社)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美联社)
刘四仿:公民信仰,因信而得见

2019年12月30号凌晨两点,得知黄志强等人都被抓走后,刘四仿决定奔赴香港。作为“厦门聚会”协调人之一,如果不走,恐怕会罪加一等。

“我今天去了,就不一定能回来!”临行前,刘四仿紧紧拥抱着妻子卢丽娜。从2013年抗议《南方周末》的新闻审查、到2014年去广州美领馆前举牌“中国公民居无所,美帝有无出租房”,这是他在出门前对妻子常常说的一句话,彼此都默然领会。

30日下午,妻子和孩子乘坐广九直通车去找刘四仿,就快到达边检的时候,卢丽娜被国保扣押,成为“人质”。

“我老婆对我所做的一概不知,也从没有参与过。她可能从政治学的术语上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她有一种原生的正义感。”刘四仿十分内疚。

2020年1月1号,他终于成功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他告诉本台,寒风萧瑟中,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第一感觉是,那种架在脖子上的、身体周围的枪口感没有了!中国大陆,随时随地好像都有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

然而,仍在枪口下的家人和公民友人,让他魂牵梦萦,深深地愧疚。“脑子一静下来,就充斥那些画面。被抓捕的朋友,哪一天我们又在一起的感觉……时不时都有这样的梦境出来。突然就梦到,我们又在一起聊天、吃饭、喝茶。这些镜头都很短暂。”

刘四仿常常梦到狱中的三位弟兄,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一起谈天说笑--活泼幽默的阳光大男孩常玮平,亲切谦逊、笑眯眯的兄长家喜,温和冷静、书生气浓郁的许博士。

“亲如手足兄弟、标准的理想主义者,怀揣对未来美好中国的期待和追求,这么一群理想主义者。”

(2015年刘四仿演唱《正义律师之歌》)

“不辞辛劳,不畏强权,四处奔波,深入牢监,呼吁关注,千里驰援,追求真相,舌战雄辩……纵然法律是把残破的剑,我们只能握住剑刃的那边,但有正义在我胸,定能拨开乌云见晴天。”

五年前,与徐琳共同创作的《正义律师之歌》,让刘四仿走入公众视野。他的邻居是镇压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中,受到监视居住近半年之久的隋牧青。隋律师曾为丁家喜、郭飞雄等良心犯辩护,却被关进“秦城监狱”、遭遇四五天被剥夺睡眠的酷刑。他在自叙中回顾,“随之全身涌上火烤般的炙痛,同时又全身冰冻般战栗……恍惚中,感觉自己可能快死了!”

“它是让你,生不如死。”刘四仿感同身受。

对他来说,过去的七年,是贫穷、暴力和无边无际的奔逃,伴随着初生稚子的咿呀学语和天真好奇的眼眸。从2013年的南周抗议开始,他在人群中慷慨陈词、呼吁新闻自由的时候,个人的悲剧也拉开了序幕。他被国保盯上,十次以上逼迁,三次失去工作。他们不让他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安心干农活,也不许他在私人学校教授物理学,时不时搞一次恐怖突袭把他抓起来,还去威吓他的亲朋好友:“刘四仿是一个坏人!远离他。”

刘四仿随时随地准备好把全家打包上路,迎接所有人视他为异类的目光。除了这一群公民朋友,只有彼此相聚在一起、畅谈理想的时候,才不孤独,才有盼望。

“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自己回头,或者不再坚持下去。”在国内辗转躲藏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把良心收起来,嘴巴闭起来,换来安眠和面包。

“但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当我们的食物不敢随便吃,空气是浑浊的,水是有毒的,孩子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享受受教育权利,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其他人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沉默不语、不再坚持。”

后来,一些公民圈的朋友批评厦门聚会是冒进行动,也有人主张捍卫《宪法》框架下公民出行和聚会的权利。怀揣对民主化转型的信念,刘四仿认为,对公民社会的尝试和演练,既不涉及对抗体制、推翻中共,也不是要制造社会事件。

“社会转型是毫无疑问的,中共也不是我们推翻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更健康、更快速,社会转型的成本就更小。”

就像《正义律师之歌》所唱,他毫不犹豫握住剑刃的那一边,现在落得遍体鳞伤。“1226大抓捕”将他投入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几乎要和旧日的世界就此隔断。

但是,刘四仿坚信,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公民社会终有一天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不是他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信仰,“当你在大海望不到边的时候,你坚信彼岸是存在的。我想信仰就是,因信而得见。”

中国公民刘四仿(刘四仿提供)
中国公民刘四仿(刘四仿提供)
丁家喜:30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利是零

“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正义属于我们!自由万岁!”

这是丁家喜2014年4月在北京海淀法院的陈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曾评价他说,“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但是丁家喜素来低调。2017年,身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终于说服出狱后的他,留下一篇珍贵的访谈:

“他大意就是说:我不想要publicity(宣传),我宁愿无声无息的工作,天天搞什么采访报道,会给我的地面的工作增加障碍。”

交谈四、五个小时过后,让她惊讶的是,丁家喜是一个成功人士,他领导的德鸿律所十年内发展到20多位执业律师,年收入可达2500万,但他断然投身公民运动。另一方面,他对从政没有任何打算,他说自己是一片闲云,最大的障碍搬掉,使命也就完成了。

“我现在之所以去做这个东西,我是从认识上、从心理上、从生理上对这个东西反感,和我的生命完全格格不入。讨厌他们那种形象,讨厌他们那种话语,讨厌他们加于你的那种生活方式等等。跟它沾边你马上就觉得很恶心。”丁家喜在采访中说。

“我做了这个访谈以后,我就跟自己说,‘I don’t understand him’(我不理解他)。”曹雅学感叹道,“我做人权工作七、八年了,的确空间越来越小,能透气的地方越来越小,看到的苦难越来越多了。丁家喜这样的(人),家人也送走了,成功的职业放弃了,一次次去面对牢狱。说实在的,我真的是不理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贫穷山区,小时候用的还是三国时期发明的水翻车浇地,丁家喜在狱中写信给一直无法理解他的哥哥,回顾30年来的变革:

“我说,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利是零……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利益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被拿走、清零。”

丁家喜对曹雅学回忆道,他当时所在的牢房有24平米,关了十五六个人。除了提审就是强制坐着,他只能趁着早上日出的时候,跑到牢房尽头30×50公分的小窗户那儿,脱光了膀子,晒半个小时太阳。手边只有劳改教材,他安下心来研读《易经》、《辞海》,最欣赏彖辞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大学时没能破解的数学存在性问题,他在狱中枯坐的时候,凝视着开开合合的门,获得某种顿悟---原来,极权统治下的空间,仍然是无限的,仍然存在多条路径。

丁夫人罗胜春看完通篇采访,却豁然开朗:“我彻底的理解,他做这个不是图什么东西,完完全全是因为他是上帝造的一个完整的人,他所追求的是,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基本的nature(自然本性)。他就是作为一个原本的人,在行一个人的基本的道。”

丁家喜与妻子罗胜春(网络图片)
丁家喜与妻子罗胜春(网络图片)

罗胜春:我现在能很清楚地说出,我为什么爱他

“他做的事情都是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地说服别人:不要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不要对强权的镇压失去自己的声音,要学会有自己的声音和态度;在社会变革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选择。他从来没有说,要去推翻谁,但是你要有一个真、伪、善、恶和良知的基本辨别和保守,不要因为强权的镇压,去说违心的话, 去做违心的事。”

罗胜春至今不明白,丁家喜为什么会被抓。六年前的梦靥,在2019年12月26日这一天,将她再度吞没。

“(一直)音讯全无,这个人立刻在一瞬间就没有了任何的权利,就像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这种镇压比上次更加无理、无耻、没有依据。”罗胜春一遍遍给派出所打电话,“(专案组的人)有点像机器人,说的话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不用思考,随口就来,‘我们是人民的警察。’就像王全璋律师说的,找借口就像吐唾沫一样。”

一年过去了,她陷进一段荒诞离奇的寻夫之旅,数不尽的有关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几乎要枯竭了她的心力。迄今为止,两位律师前后共递交五次要求会见的申请,两次取保候审申请,统统被拒;两次向各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投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遭到推诿或漠视;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石沉大海。

(图表:1226大抓捕以后罗胜春的维权时间线)

“除了我工作的八个小时我不想他,所有的时间,都和他在一块。我的生命就是和他分不开的。” 每一天,罗胜春苦苦琢磨着怎么让他少受些苦、让他的牢不白做。有时候她会想起他在投身公民运动之前的日子。青葱岁月里,她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飞驰,他们在校园里一起读小说看电影,讨论《日瓦格医生》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丁家喜是那么热爱文学,最爱意识流小说和毕加索的画作,她喜欢凝神听他讲故事,端倪着他的笑容,仿佛阳光洒遍大地、小溪流进了大海,他们让彼此成为完整的人。

直到2011年,丁家喜去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访学之后,女儿常常看到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心不再只顾着小家,而是装下了整个民族的苦难。丁家喜这三个字,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群体中一个响亮的名字。

2013年他第一次被捕,罗胜春匆忙带着女儿到美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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