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我这一辈子，尝够了人间滋味——酸甜苦辣；实践了“四不”原则——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修成了“五无”正果——无欲、无求、无畏、无怨、无悔。
春风得意马蹄疾
1933年10月17日，贵州遵义诞生了一个酷爱自由、充满叛逆精神的男孩，那就是我。我出生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就攻占了遵义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我的命运就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11月我在重庆就读于清华中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现称国务院）办公厅委托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在西南地区的高中学生和青年军人中挑选一部分人，送到机要干部训练班去秘密培训，说是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我被选中，就这样来到了北京。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拖住了中共的后腿，解放台湾成为泡影，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一百多个学员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到政务院办公厅机要处去上班；一部分留在政务院搞“三反运动”；还有一部分政审不合格者另行分配工作。我被派到政务院的机关生产单位“中南建筑公司”去“打老虎”。“三反”运动结束后，中南建筑公司与党中央的机关生产单位“中直建筑公司”均被撤消，合并成立了建筑工程部。我们便留在建筑部门工作。
1954年夏季，全国高等院校经过院系调整以后扩大招生，动员一部分青年干部去读大学。只读过一年半高中的我又被选中，而且居然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当时我的心情就跟“范进中举”一样亢奋，便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党票、即将被破格提拔的机会和建筑文工团漂亮女孩的追求，迫不及待地去北大报了到。心想：只要上了北大，一切都会有的，一切都会美好。
进入这所“最高学府”，前三年我的功课考试成绩都是五分（优秀）。功课之外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年级担任三班班长，二年级被推举为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每到寒暑假我就外出旅游练笔，写了不少游记和杂文，成为班级内的“活跃分子”。更为幸运的是，我被丘比特的箭射中，成为一些同学羡慕的对象。总之，在北大的前三年，是我一生中春风得意的三年，踌躇满志的三年，最感幸福的三年。
然而，1957年“伟大领袖”一搞“阳谋”，我便成为“出洞之蛇”而被捉，从此受了二十几年罪。
愁云惨淡万里凝
我是自投罗网——主动向党支部交出日记、信件当上右派分子的。
反右运动初期，我还是一头扎进了当时藏书最丰的北大图书馆“向科学进军”。所以，谭天荣的抛出的几株“大毒草”，大饭厅前围攻张元勋的大辩论，林希翎来北大“扇风点火”……我都没有亲眼见到。然而，我却被北大校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字报热浪所感染，被许多大字报中提出的精辟论点所激动，因此我在自己的日记和给女朋友的信件中，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十分看重‘威信’二字，但是决不能只讲威不讲信。所以孟子就说过：‘民无信不立’。现在你说要整风，动员人家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又说人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太不公道了”；“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需要我这种人：敢想、敢说、敢干、敢负责任；现在只需要两种人：溜鬚拍马的人和毫无头脑的人，那这个党我永远不入了。”于是我撤回了入党申请书；“看来，解放军进城以后，广大战士是好的，保持了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但是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搞不好是会变质的”；“我觉得南斯拉夫在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度，比苏联在工厂实行的‘一长制’好，因为更符合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我向党支部书记交上日记信件的时候，为了让审阅人“找茬儿”方便，自己用红笔把有问题的言论划上杠杠。现在看来，简直是幼稚，傻冒！当时却真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忠诚，结果我和女朋友张玲被打成了一队“鸳鸯右派”，受到开除团籍和留校学习查看的处分，1958年夏毕业后，被充军发配到了宁夏。当时，宁夏正在紧罗密鼓地筹备成立回族自治区，于是直接派人到北大新闻专业来要了十个毕业生去筹办《宁夏日报》。我们两个右派，是作为“残次品”搭配去的。我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演出了一幕幕苦涩的滑稽戏。
一方面，我像个人：一个右派分子，居然能够在省级党报长期立足，而且外出采访，编辑专栏，撰写社论，参与重点报道，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并担任团长秘书，乃至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起草在区市两级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等等等等；另一方面，我像个鬼：一到报社就被罚去印刷厂“监督劳动”，以后又两次被罚去报社农场“劳动改造”。我在贺兰山下开过荒、种过地、放过羊、喂过猪、掏过大粪、赶过毛驴车、当过炊事员……体力透支，全身浮肿，差点把命送在那里。然而，最使我难以忍受的还不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是在编辑部里所受的屈辱：低人一等，动辙得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中共建国十周年前夕，要求报纸大吹特吹各条战线的“伟大成就”。我到商业局去采访，局长说，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们把库存的商品通通上了货架，报纸一吹，顾客买光，就后继不上了。回来以后我如实向部主任汇报，说这篇报道不能写。他给我扣上“坚持右派立场”和“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大帽子，另外派一位姓周的老记者去采访。“形势一派大好”的报道写出来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到来了。我在报社工商部，还遭到嫉妒者的陷害。一天，那位姓周的交给我一篇工人稿件，说是自己拿不准，要我帮忙看看能不能采用。我看后说不能用，他立即到部主任那里去告状，说我瞧不起工人阶级，扼杀工农兵稿件。我冲过去跟他讲理，他就在办公室大喊大叫：“右派分子翻天罗！”并且到报社大院去刷出大标语：“坚决打击右派分子孙文铄的嚣张气焰！”就这样，本来报社领导班子已经作出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被取消了，而且把我送去报社农场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一来，国家看不到前途，个人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劳燕分飞的打击，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悄悄地攒了两瓶安眠药，准备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吞下去。是两个人救了我：一个是我当时的岳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张谷若先生，一个是工宣队的王师傅。张先生叫我读一读《资治通鉴》。他说：“那是一部帝王教科书，你读后许多事情都会明白。”果然，我读了以后心胸豁然开朗。原来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滥杀无辜的历史。历史上比我优秀百倍而被杀乃至满门抄斩的人多的是，我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王师傅没有文化，但他告诉我一条最朴素不过的真理：“你今年才四十岁，总活得过他（毛泽东）吧。他死了你就有希望。”果然，西方红，太阳落，时间救了我孙文铄。
文革结束以后，胡耀邦给右派平了反。1978年7月，我从《羊城晚报》上得知广州暨南大学复办的消息，便给复办筹备小组组长、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康华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被他看中而调来暨大新闻系任教。来暨大之前路过长沙，拜访了在湖南师院任教多年的黄钧学长。他提醒我：你不是广东人，不是暨大毕业生，又是个“改正右派”，因此要有“甘当三年小媳妇”的思想准备。他不幸而言中。我在新闻系，尽管同时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两门主课的教学，又多次被学生评选为“讲台上的好老师”，但是评职称、提工资都没有我的份，而且处处受到校、系领导的猜疑。1983年，从安徽调来一位“老革命”担任暨大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他一不抓教学，二不抓科研，却大抓“阶级斗争”。说什么“全国的阶级斗争，广东最复杂；广东的阶级斗争，暨大最复杂；暨大的阶级斗争，新闻系最复杂。”其根据就是新闻系有五个“改正右派”。他想拿“老右派”陈朗（广东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和我这个小右派开刀，杀鸡儆猴。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抗争？我们选择了后者，联络新闻系的几位老师向《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反映情况，得到两报的支持。1984年3月21日，两报同一天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长篇通讯《发生在暨南园里的咄咄怪事》，指出改革开放要想取得成果，必须肃清左的流毒。在两报的重炮轰击下，这位党委书记下台了，暨大校园才有了生气，我也才真正翻了身。这件事情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幸福不能靠恩赐，只能靠抗争。当然，并不是我们几个人有多大能量，而是因为当时的总书记是胡耀邦，总理是赵紫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是胡绩伟。
是金子总会发光。1985年我被评为暨南大学优秀教师、广东省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接踵而来；新闻系党总支和暨大民盟总支也上门来发展我入党、入盟，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入党、入盟的好处，而是因为我早已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和旧《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奉为自己的做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