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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星:女性地位不升反降,跟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关系

2020年10月23日 综合新闻 ⁄ 共 360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宋晓星转自第一财经

侯虹斌认为,推动女性地位提升,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多一些女性进入核心岗位,比如公检法机构,以及职场高层。

作为女性主义者,侯虹斌对中国社会的性别现象有深入观察和思考,写过《女性进化论》等书。她长期活跃在网络上,为反家暴、女性歧视、农村女性土地分配权等问题发声,收获了近百万微博粉丝,也受到不少攻击。

在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和《坡道上的家》后,侯虹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全球趋向于保守

第一财经:这两年好几本反映女性困境的书被翻译出版,如《82年生的金智英》《妻子们的思秋期》《坡道上的家》,豆瓣网友评论都是成千上万条。你觉得类似题材的书陆续出版,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社会背景?

侯虹斌:不是偶然,背后是有社会背景的。大概2006年前后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就在做女性社会地位调查的全球比较,里面有很多指标。这几年全球趋向于保守,从女性就业率等指标来看,女性地位不升反降,所以女性想发声。

另外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最近几年东亚几个国家的女性自我意识都强大了很多,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普及到民间。比如中国,这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很多都与女性有关,大家讨论女性自主成了很常见的话题。同时,还有一个反向的指标:男性或者反对女权主义的人也非常踊跃。在韩国,揭开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掀起巨大政治抗议源头的,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们,她们的集会振奋人心,此后,韩国女性又多次举行数万人、数十万人的游行,反对偷拍、性别剥削。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等多所医科名校,数年来篡改女生入学考试成绩、将女生数量限制在较低水平的事情被曝光后,也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更多高校类似做法同时被揭露。

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女性自主意识在增强也是一种潮流。只不过,中国的女性以前没意识到,这几年的表现才更为突出。

第一财经: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女性地位在下降?

侯虹斌:女性地位上升或下降都不是孤立现象,跟经济情况、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世界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以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有衰退的迹象,社会趋向保守,随之带来女性地位下降。比如美国倒退很明显,去年很多个州都通过了反堕胎法案,让女性不能自由掌控身体。韩国很多玩弄女性的案件背后,也有财阀影子,比如著名的艺人张紫妍自杀事件,但都是因为财阀力量太大不了了之,导致女性面临的环境更加恶劣。

普通白领更引共鸣

第一财经:到现在为止,《82年生的金智英》豆瓣网友已有4万多条评论。为何这本故事情节简单,人物也很普通的小说,不仅在韩国火,还能引起中国读者这么多共鸣?

侯虹斌:其实像贾平凹等中国作家,也写过很多农村女性的艰难遭遇,但都没有引起这么多共鸣,里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金智英这个人物太普通了,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家庭不算很差,老公也不错。但书里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生活中都碰到过无数次。读者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把它写出来之后会觉得太恶心了、太难受了,包括在学校男生先吃午饭才是女生吃,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等等,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是不对的。很多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第一财经:小说里有个细节让人印象很深,金智英的奶奶身为女性,对孙女照旧有性别歧视。为什么女性也会加入歧视女性的行列?

侯虹斌:歧视现象不是个人道德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谓结构性是指,在这个序列里,每个人的位置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为男人而设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智英的奶奶——包括有时候妈妈或者婆婆这种角色——会参与到歧视女性中来。她认同这种社会结构,认为男人是结构的核心,女性只是点缀、结构上的附庸,奶奶是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结构上的人,包括爷爷、儿子、孙子。奶奶歧视金智英是为了提醒她,注重自己的本职工作,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为这个结构主干上的人服务。同样,包括各种女性亲人对自己的女性后辈不好之类,也是这个原因。

甚至换一种角度去看,金智英的奶奶歧视孙女,其实是为了孙女好。为什么呢?她是在教她及时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更好地融入这个结构里面。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写过一本书,《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里面就谈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厌女症”,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时刻提醒她,你是一个附庸,必须像我一样为这个“主人”服务。

国产剧编剧有“厌女症”

第一财经: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些热播国产剧,比如《安家》《欢乐颂》《都挺好》里,围绕重男轻女做了很多情节冲突设置。你觉得这是编剧为了提升收视率有所夸张,还是社会现实?

侯虹斌:编剧当然肯定是有一定的艺术夸张,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编剧是把“锅”都甩到妈妈身上,因为真实的生活中,哪怕是妈妈出面来勒索女儿,获益的是谁?是爸爸、后面的弟弟或者哥哥,比如给爸爸还赌债,给弟弟娶媳妇,给哥哥建房子……没有一个妈妈是勒索了女儿之后自己买包、旅游。通过这些现象你会发现,编剧也有“厌女症”,说这个女人很苦,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坏的女人在压榨她。其实不是的,在压榨女儿之前,妈妈已经把她所有一切都奉献给男人,自己被压榨得干干净净了,她只是想再去想办法为男人从自己的女儿身上挖东西,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男性。

第一财经: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她遭遇性别不公时,都是同学、上班族姐姐、学姐、金组长等女性站出来。为什么只能女性帮助女性,男性能做些什么?

侯虹斌:主要是很多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加害者,比如随便拍一下你的肩膀,说几句黄色笑话,没意识到这个是性骚扰。相信经过这几年“me too”的影响,他们会提高自己的意识。但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有限的,因为一直以来社会都是男权社会,男性得到了很多自由和好处,是否性骚扰、强奸,以前也是男性来定义的。现在他们发现,女性也可以定义,女性不乐意就是强奸或者性骚扰,这时他们的利益显然是受损了。女性得到的权力越多,他们的特权就越少,所以很多男性是不乐意帮助女性的,不去打击已经算不错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深夜一个人在外面走,女性之间都知道会很害怕。我有个男性朋友一度不理解,因为他经常晚上12点钟下班回家,就要走过一段十多分钟的路,觉得没什么。但有一天他忽然想明白了,说终于理解到有些女同事为什么不敢凌晨走这段路,一定要打车。所以这种感觉是需要很主动地、站在女性角度来想的。

第一财经:《妻子们的思秋期》的作者是男性,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他在前言里说,刚开始不理解那些看似优渥的全职女性的精神苦闷,采访做完才理解了。

侯虹斌: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结构层面,社会各方各面一起来改进一些法律、制度;另外,是个人的自我苏醒和个人的自我觉悟,两方面都不可偏颇。

疫情恐影响女性权益

第一财经:随着二孩政策开放,中国全职妈妈比重也在上升。《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两本小说里写的全职女性困境,是否也会在中国出现?除此之外,中国全职女性是否还会有新困难?

侯虹斌:其实韩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是基本保障的,而且日本的女性出去工作收入很低,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选择做全职主妇。但哪怕是这样,也是消磨女性的意志,因为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定是由占据了更高职位和岗位的性别来决定的。就像美国也有很多全职女性,一些女权学者就很担忧,给全职女性的这些社会福利,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是把她们困在家庭里面了,对女性的职业成长非常不利,所以美国的女性地位在西方国家里是偏低的。

具体到中国,随着二孩增加,以及整个经济环境下行,生育之后辞职做全职主妇的女性越来越多,这其实是女性地位不断下滑的表现。中国全职女性的情况肯定就要比日本韩国差,因为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未来世界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都不容乐观,像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对女性地位或者权益是否会有影响?

侯虹斌:肯定会有影响。两方面,第一家暴率会大幅度上升,而且女性还没地方逃离施暴者,这方面已经有数据了,法国的家暴热线电话,在实施封禁管理后增加了36%;另外,疫情之下离婚的难度也增加。第二个影响更严重,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经济都会萧条,大量人口失业,女性的工作岗位可能就会萎缩。女性要是在这段时间生孩子休产假,影响尤其大。

第一财经:那我们该切实做点什么,才能真正帮助女性解决些困难?

侯虹斌:我觉得推动女性地位提升,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多一些女性进入核心岗位,比如公检法机构,以及职场高层。假设一个机构里有10个男性领导1个女性领导,这个女性其实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她的观念是跟男性同化的,比如她可能会参与打压女性,因为她必须跟上领导团队的价值观才能留在那里。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里,有5个男性4个女性,女性的个体价值观就能凸显,并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位置,这时女性在就业、财产保护、社会福利上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宋晓星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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