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CIIS
摘 要：2013年6月以来，巴西国内爆发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本文从此次抗议活动特点入手分析，认为造成如此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原因，既有巴西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为基础，又有诉求未能得到满足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主要力量，更有经济增长放缓、单一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深层缘由。此次巴西抗议活动不仅降低了罗塞夫总统支持率，使政府平衡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难度加大，对巴西未来政局产生重要影响，更为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有力警示。
关键词：巴西 街头抗议 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
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巴西在过去十年中增长较快，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优等生”。在左翼劳工党的带领下，巴西民众收入增加，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社会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2013年6月，正值足球盛事“联合会杯”在巴西开幕前夕，巴西国内却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6月6日，由于对政府上调公交票价感到不满，圣保罗率先爆发了小规模的街头示威。此后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抗议内容也扩大到政治、经济、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示威活动逐渐蔓延至全国。6月20日，巴西全国140多座城市的125万民众走上街头，这场由公共交通提价引发的街头示威活动最终演变为巴西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民众抗议活动。
一．抗议活动主要特点
纵观此次运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微小事件引发深层社会震动。此次抗议活动的直接导火索为巴西11个州首府联合将公交票价在原有基础上调0.2雷亚尔（约合0.56元人民币），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引发了广泛的民众抗议活动。6月初，“免费通行”组织（MPL）发起街头示威，此后，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加入到抗议活动的队伍，抗议对象也由最初的公交提价扩大至官员腐败、公共服务落后、“世界杯”赛事支出过多等社会问题。为回应公众诉求，平息民众愤怒，巴西政府取消了票价上涨的决定，总统罗塞夫也发表全国讲话，承诺将举行政治改革的全民公决，但这仍未能够使抗议活动“降温”。公交票价上涨点燃了巴西民众对经济前景的忧虑、落后公共服务的不满和对政府官僚主义、贪腐盛行的愤怒情绪，民众多样化诉求的表达将整个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
2.以社交媒体为媒介，青年和中产阶级广泛参与。巴西广为流行的“Twitter”、“Facebook”等网络社交媒介在此次的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联络和传播作用。社交媒体以其快捷性、广泛性和生动性，借助多媒体手段广泛传播抗议活动实况，吸引更多的民众自发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来；同时，社交媒体还发挥着组织协调作用，如招募活动志愿者、引导海外侨民声援抗议活动等。部分抗议民众甚至打出了“我们来自Facebook”的标语，足见社交媒体对此次抗议活动的重要性。[1]与之相呼应的是，社交媒体的主要受众群——青年和中产阶级，也构成了此次抗议活动的重要力量。
3.“去政党化”倾向明显。与传统抗议活动不同的是，此次巴西街头抗议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政党进行有效组织、干预，发起示威活动的“免费通行”组织是一个以争取公共交通免费为目标的小规模组织，并声称要远离政党。[2] 而且，多数参与者是通过社交媒体，而非通过政党组织来了解、继而自发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相对于以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政党政治来说，大多数抗议民众都更为关注自身诉求和情绪的表达。而且，此次抗议民众的诉求高度多样化，从反对公共交通涨价、抗议“世界杯”赛事支出过多、要求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到反对贪污腐败、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等不一而足，多样化的诉求也从客观上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个政党来主导和掌控此次抗议活动。
二．抗议活动原因分析
过去十年中，巴西经济迅速增长，令人称道。由劳工党政府主导的减贫计划效果显著，约4000万民众摆脱绝对贫困状态，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民众受教育程度也得到相应提高。就在世界对巴西成就称赞不已之时，巴西却爆发了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本文认为，此次巴西之所以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是其基础，诉求未能得到满足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力量，而巴西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和以消费信贷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放缓则是此次抗议活动的深层根源。
首先，长期存在的社会痼疾得不到有效解决，民众的不满情绪累积。
1.民众承受沉重税负，却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巴西拥有全世界最为繁重的税收制度，2011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约36%，[3]与公共服务健全、社会福利优厚的西欧地区相当，但巴西国内公共服务却仍处于落后状态，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与民众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看病难”“上学难”甚至“出行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机场、高速公路、铁路、港口以及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处于陈旧状态超负荷运行。此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贫富分化、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日趋严重的城市问题，城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多，但供给却未能显著增加。与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为“世界杯”等赛事建设支出巨大。据巴西联邦审计法院对2014年“世界杯”开支审计显示，巴西为“世界杯”的总体开支预计为274亿雷亚尔（约合840亿元人民币），且各项开支还将继续增长。[4]巴西民众对于政府将巨额资金用于赛事场馆建设，而非投资于社会公共服务感到十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直至微小的0.2雷亚尔公交涨价事件将其点燃，带来大规模的深层社会震动。
2.官僚主义和贪腐行为盛行，政治改革步伐缓慢。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在巴西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罗塞夫总统上任1年内，就有5名内阁部长因被爆出贪腐问题而辞职，564名公务员因腐败被免职，[5]至目前，内阁已有8名部长因腐败辞职。[6]政府对贪腐问题的态度也令巴西民众失望：不仅议会中对涉及贪腐问题的议案迟迟不决，执政的劳工党自身也深陷“国会买票案”丑闻。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巴西廉政程度在全球排名已由2003年的54位下降至2012年的69位。[7]巴西民众对腐败问题的愤怒、对政府缺乏作为的失望，为此次抗议活动埋下火种，而政府在筹备世界杯和奥运会期间被爆出超支、贪腐的新闻则点燃了民众的愤怒之情，促使民众走上街头，敦促政府肃清贪腐行为，进行政治改革。
其次，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其诉求未得到满足，是此次抗议活动的主要力量。在过去20年来，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贫措施，巴西中产阶级人口已增长至9500万人，占巴西总人口的52%，[8]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快速形成。伴随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诉求增多：他们渴望获得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反对社会阶层固化，希望获得更宽的上升通道、更平等的资源分配和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而对于刚刚从绝对贫困的泥潭中挣脱出来的人群来说，他们担心由于通胀、经济增长放缓而被“再贫困化”，因而对经济形势尤为关注。尽管罗塞夫总统上台时提出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巴西”，[9]但其政策重点主要集中于减贫方面，对中产阶级的社会资源分配要求和政治诉求都未给予足够重视。原有的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中产阶级的新诉求也未得到满足，两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原本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反倒成为此次抗议活动的主力军。
最根本的是，由初级产品出口和国内消费信贷共同拉动的经济增长放缓，巴西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在经历了近6年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后，巴西的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7.53%骤降至2011年的2.73%和2012年的0.87%，远低于整个拉美地区2012年3.1%的水平。[10]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巴西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6%，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既定事实。并且，自2011年以来，巴西通胀率不断上涨，2013年6月达到6.7%的高位水平。进入2013年以来，巴西失业率已由5.4%升至6.0%，[11]国民经济呈现滞涨局面，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超级通货膨胀时代，巴西国民对于通胀压力尤为敏感，而生活成本的急遽上升、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更是加剧了国民对于生活前景的担忧和对政府的不满。
2003年以来，伴随着全球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巴西资源型产品出口激增，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2]除欧美是其传统出口市场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对资源型产品的巨大需求，不仅抬升了全球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也推动巴西出口的迅速增长。正因为来自中国市场的旺盛需求，巴西由初级产品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继续发挥作用，并使巴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伴随着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巴西经济所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各主要经济体对其铁矿石、原油等主要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巴西对外贸易盈余不断萎缩。2012年巴西经常项目盈余为194亿美元，相对于2011年的298亿美元下降了34.9%。2013年前7个月，巴西贸易赤字达49.8亿美元，这是巴西近10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13] 同时，美国宣布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资本从巴西外流至发达经济体，巴西雷亚尔面临持续贬值压力，至2013年8月底，雷亚尔对美元累计贬值18.7%。[14]本币贬值加剧外资出逃速度，使巴西赖以生存的外国投资减少。此外，在进口需求旺盛的背景下，本国货币贬值还推高了进口成本和进口商品价格，从而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涨。
更重要的是，巴西经济自身也存在诸多隐忧：巴西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消费信贷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这种消费信贷模式的盛行则主要归因于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而非真正由投资或国民收入增长所带动。但是，伴随着利率的上升，家庭债务负担增加，加之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悲观预期影响，消费者信心下降，购买力被削弱，导致消费动力与消费实力的双重下降，[15]传统的依靠国内消费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巴西产业结构长期存在“虚高度化”，即服务业不断扩张，而制造业萎缩的现象。2011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仅占GDP的27.5%，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高达67%。[16]与中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巴西固定资产投资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坚实基础和长远驱动力。此外，卢拉时期的“零饥饿计划”“家庭扶助金计划”等一系列反贫措施，都是以政府财政收入来补贴穷困人口，从而帮助其摆脱贫困，提高购买能力。罗塞夫总统上任后，继承了卢拉的社会经济政策，继续以扩大公共开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来刺激消费。但是，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巴西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财政绩效下降和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以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模式难以持续。经济困境与社会痼疾相交织，加深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共同构成了此次巴西街头抗议的深层根源。
三．抗议活动对巴西影响及前景分析
此次巴西街头抗议活动规模庞大，持续时间较长，至9月7日巴西独立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等主要城市仍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在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总统大选相距不远的背景下，此次的街头抗议活动对巴西未来几年政治经济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罗塞夫任内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2011年上任之后，罗塞夫继承了卢拉的经济政策，以扩大公共开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银行信贷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通过降低营业税、控制食品、石油和公共交通价格来控制国家价格水平，避免通胀率的快速上涨。[17] 此外，为平息此次抗议民众怒火，满足国民提高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质量的多样诉求，同时改善国内铁路、航运等基础设施，政府必须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罗塞夫总统也承诺将额外拨款500亿雷亚尔（约合224亿美元）用于改善城市交通，[18]并将石油收入用于教育和医疗。但是，由于贸易赤字增加、雷亚尔贬值压力增大、财政盈余减少，政府的债务负担和财政压力不可避免地增加。6月，由于经济增长疲弱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的政府负债水平上升，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为了遏制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恢复投资者对于巴西经济前景的信心，巴西央行连续四次上调基准利率至9%，为16个月来最高水平，政府也需要控制财政支出，并通过减税等手段来吸引投资。但是，加息和控制公共支出将加重经济的低迷程度，国民期望的公共服务也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并很有可能带来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引发公众对政府更强烈的不满。从根本上而言，巴西现行的单一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压力，如何能够在实现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各阶层利益，最小化改革的社会成本，已成为罗塞夫政府乃至整个巴西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其次，罗塞夫总统支持率下降，巴西政局变数增大。由于有效的反贫措施、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和较低的失业率水平，在其上任前两年内，罗塞夫总统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但是，此次抗议活动暴露了巴西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和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罗塞夫总统的支持率也由2012年代的63%骤降至42%。[19]抗议活动爆发后，罗塞夫对民众提出的改革要求给出了积极回应，承诺将就政治改革开展全民公决并成立立宪大会。但是，政府内部和议会都对此提出异议，议会否决了成立立宪大会的设想，副总统特梅尔也对罗塞夫的这一主张提出反对意见。[20]政府和议会及劳工党内部对于罗塞夫主张的质疑和反对之声使得罗塞夫的政治承诺缺乏可操作性，也反映了其在统治集团尚未达成一致便仓促做出政治承诺的事实。因此，罗塞夫对民众抗议活动的积极回应并不足以弥补其骤降的支持率，而若其政治改革的许诺不能如期兑现，反而会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现任政府的有力理由。因此，此次巴西抗议活动将强化巴西政坛各方力量的博弈，对巴西政局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从社会层面而言，此次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展示出巴西新兴中产阶级的力量。随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这部分人群的数量持续增加，网络社交媒体等工具也加强了这一群体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其政治经济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收入增长速度又低于其预期水平，甚至由于经济形势恶化面临重返贫困的威胁，则新兴中产阶级将会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不满，像此次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还会频繁发生。
最后，此次街头抗议活动本质上是巴西人民政治经济意愿和社会诉求的大规模表达，而不能将其定义为旨在推翻现任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的“热带之春”（或“巴西之春”）。在此次的抗议活动中，民众呼吁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惩治腐败，但并未明确要求劳工党和总统罗塞夫下台，抗议活动也由民众自发组织，本身不受政治党派的掌控。其次，巴西已经建立了较为开放的民主政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已经完成军人“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21]因此并不存在推翻专制建立民选政府的需求。实际上，作为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形式，街头抗议活动在拉美地区十分普遍。并且，由于抗议活动并未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对巴西政治体制所产生的邮箱有限。因此，虽然此次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将对巴西的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也不必夸大其对现有政治体制的颠覆性内涵。
结 论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这样论述，现代化过程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生活方式，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要求变革的压力；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未来的愿望和期待也在不断提升，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这就是“现代化引起动乱” [22]的由来。在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冲突、价值观的激荡转变以及民众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和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都远远超过了现有体制的承受能力与供给能力，正是民众日益增长的期待与原有体制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这种差距，放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紊乱。
这一理论为此次巴西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提供了有力注解，在国民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巴西民众对社会服务的期待值不断提升，其自身权利意识和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意愿也不断增强。在经济处于迅速上升期之时，政府未能抓住机遇，及时进行改革来满足民众诉求。一旦经济增速放缓，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加重，原本被经济繁荣表象掩盖的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甚至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此次巴西的街头抗议活动也为其他新兴国家提供了警示，对于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减贫已基本完成，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并满足民众新的经济、政治诉求，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甚至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挑战。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国家也未能幸免。进入2013年，巴西、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增长”时代一去不返。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经济繁荣表象所掩盖的公共服务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政治改革缓慢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间矛盾日益加剧，对有限的经济、社会资源的争夺也将日益激烈。如果政府不能够稳步推进改革，在多重诉求和愿景间谋求平衡，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带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对新兴国家而言，只有在保持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在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祛除已有弊病，使普通民众感受到发展和改革红利，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当，也才能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