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 【作者簡介】陳啟文，湖南教授級中年作家，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主要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河床》、中短篇小說集《石牌村女人》、《洗腳》、散文隨筆精選集《季節深處》、長篇紀傳體文學《宋美齡》、《香港丐王》等，另在海內外數十家中文報刊發表過作品，著述約500余萬言。多次獲國內圖書獎和海內外多種文學獎，部分作品譯介到海外。歐洲導報社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還得從知識份子的倫理底線說起。自從胡風冤案平反之後，涉及冤案的話題就無法繞過舒蕪，而一提到舒蕪就歸結到“倫理底線”了。“底線”在哪里，就在舒蕪這裏，以他劃線，劃出底線內和底線外。舒蕪先生大約沒有想到他會在中國當代史上扮演這麼一個怪異的角色吧，對於這一段歷史，他說不上是一個多麼重要的人物，但至少是一個有趣的人物。
抹煞這條底線很重要，尤其是對舒蕪，以及舒蕪的同情者。即便像我這種與那些事完全無關的人，也曾一度“寬容”、“同情”過舒蕪先生，在內心裏儘量為他開脫。近日又有幸讀到了丁東的《再讀舒蕪》一文，也是談我們是否可以原諒舒蕪的問題，丁東沒有明確表態舒蕪是否可以原諒，只說舒蕪“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寫了不少好文章，但絕大多數胡風案的受難者仍不原諒他，其中必有原因”，話題也就是由此展開的。
“劃一條線很有必要，否則就沒有美醜之分，沒有人格的引向”，丁東的這一觀點，我想沒有誰會不同意，然而怎麼劃線呢？丁東認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倫理底線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要求”，這話就讓我很犯糊塗了，以抗戰時期為例，你可以不抗戰，可以袖手旁觀，這還在底線之類，但你去告密，去出賣你的同胞，甚至出賣與你完全無關的人，這就越出底線了，成了叛徒和漢奸了。由此再往前推，推至丁東所說的各個“不同的時代”，我覺得除了具體內容確實不同之外，“環境”和“要求”都是趨同的。逼迫一個人越過“底線”的環境，無論秦始皇時代，法西斯時代，“反右”與“文革”時代，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統治者、生死予奪者招降納叛的誘惑，這只是在同一種環境下讓一個人越過“底線”的另一種方式而已。既然環境沒有本質的不同，我想對於個人的基本人格要求也就沒有什麼不同。丁東說：“造成悲劇第一位的責任當然是體制，在領導人。領導人不想製造冤獄，制度不允許製造冤獄，導火線再多也點不著。”這話有無可爭辯的正確性，外族如果不想入侵中國，全中國肯定沒有一個漢奸，“王連舉”想叛變也沒個地方叛去。同理可證，要是領導人不想搞個“胡風反黨集團”，也不想在這之後再搞什麼“反右”、“文革”，中國的知識份子那肯定個個都是好人，皆大歡喜了。即使偶爾有些“狗咬狗”的鬥爭，也無非是不關痛癢的雜耍把戲，與“底線”無關。可見，倫理的底線，人格的底線，是在一個人面臨生死考驗或巨大誘惑時才可能表現出來的基本立場，也是混淆不了抹煞不了的。
對於這一點，舒蕪先生本人倒是十分清楚。他不想調整或改變底線的位置，他知道底線在哪里。所以，他要“確切地說明一下，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先生到底高人一籌，他要釜底抽薪，什麼底線不底線嘛，根本就沒那回事嘛，純粹是冤案嘛。如果真的這樣，舒蕪先生不但根本就沒越過“底線”，而且成了雙重受害人。然而胡風寫給他的信，又確實經他的手交出去了，這是鐵的事實，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在許福蘆撰寫的《舒蕪口述自傳》中，舒蕪先生說那些信是被人“借”走了。他奉命寫作“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的文章，“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當時的《人民日報》副刊部負責人）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舒蕪先生如此一推，自己倒是乾乾淨淨了，讓人反倒覺得他是個熱心腸的樂於助人的大好人了。至於信是怎麼從葉遙手裏落到袁水拍手裏，再落到林默涵手裏，再落到公安部手裏，關舒蕪先生屁事，肯定是後邊那幾個人有毛病了，邪乎了。舒蕪先生覺得這樣一推還不夠，還得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和立場：“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林默涵）找我談話，我當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發了話，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編出了那個材料，誰知又驚動了毛澤東親自介入進來，寫了那麼一個‘編者按’定了那麼一個嚇人的罪名，後來一切更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
聽話聽音，舒蕪先生很委屈，很無辜，他只坦承自己膽小，“不敢反抗”，良知尚存，只是“想捂也捂不住了”，而且對什麼都是“沒想到”、“萬萬非我所能料到”，問題是，他自己已經嚇成這個慘樣了，適其時也的確是風雨欲來陰霾密佈了，他不敢不按照“指示”編那個材料我們還可勉強理解，他沒想到事情的後果鬼才相信呢。舒蕪先生不惜把自己降低到一個小孩子的天真程度，來哄我們這些“小孩子”。而且事實上，給胡風毀滅性一擊的，也不全是毛澤東的那個“編者按”，還在於舒蕪先生的那個“材料”編得特棒特精彩，他不愧是“寫了不少好文章”的高手。
丁東說，“從舒蕪先生的角度考慮，我覺得這樣的解釋自有其道理，值得作同情之理解。”我想，這也是丁東寫這篇《再讀舒蕪》的文章的目的：舒蕪還在倫理的、做人的底線之內。丁東也基本上認可了“借”信這一事實，“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就等於給舒蕪先生的人格完全平反了，舒蕪的百般抵賴與狡辯也就有了奇效了。但我還是懷疑，難道丁東真有這麼天真，會被舒蕪漏洞百出的一番話所哄騙？也有可能，丁東更多的是從舒蕪的“主觀動機”上來考察舒蕪的，“他當時的主觀動機是什麼？這些信件的交出是主動的還是被動？”我也想要問一下丁東：“王連舉”叛變的主觀動機是什麼？他的叛變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這裏我把‘王連舉’只當作一個符號，他挨了鳩山不少棍子，舒蕪好像還沒挨誰的棍子吧？如果舒蕪可以原諒，“王連舉”更可原諒，古今中外所有的叛徒都可以原諒，都沒有越過人格的底線。
簡單嗎，不是我這個比喻太簡單了，而是舒蕪幹下的這一樁事，實在也是並不複雜的，複雜的只是當事人舒蕪先生的心理的複雜，以及隨著時代變化越來越複雜的社會關係。又如丁東所言，“受難者可原諒參與過批判的多數人，包括當時寫文章的許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諒舒蕪”，這證明了那些作為過來人的受難者比我們都清醒，看得比我們都清楚。原諒和寬容。是對人而言的，當一個人掉到人格底線下去了，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人格）。如果失足之後能夠一點一點地找回自己的人性，成其為人了，也是可以原諒和饒恕的，在這一點上曼德拉和南非的其他黑人領袖做得很好，必須清算，但不必以怨報怨，表現出了人類最高的智慧和良知。可惜，我從舒蕪先生的言行中還沒有看到他有重建自己人格的善意，他除了一味地為自己開脫，甚至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懺悔和自責。如此冷漠，如此拒絕良知，也就無疑只會把一個人格底線之下的舒蕪留給了清醒的旁觀者和思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