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编者按：吉恩·夏普（Gene Sharp）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非暴力抗争研究者和倡导者。他的著作在不少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89年，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飞到北京实地考察了正在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他认为那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计划；由于缺乏计划，抗争停留在自发的、技巧性的层面，而不是战略性的。这一认知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写作，例如，他的著名的《从独裁到民主》就特别强调了战略（区别于战术、策略）和计划的重要性。
本文是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在实地考察、采访基础上完成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特别报告，发表在1989年秋天（链接：http://www.aeinstei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1/nvs-vol.1-no.2.pdf ）感谢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授权《民主中国》发表该文中文版。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希望此文对于提升中国以后的非暴力抗争会有所帮助。
原文按语：去年春季，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民主诉求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89年6月4日，政府军队介入，屠杀了几百人后（有消息称达到数千人），这一持续了六周半的运动方才结束。
在1989年5月28日至6月6日的9天时间中，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所长吉恩·夏普（Gene Sharp）先生，和助理研究员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先生，在北京对这一民主运动做了实地考察，对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参与者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并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每一天的活动情况。对于这一民主运动是如何逐渐演变为6月4日的大屠杀，他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地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下面就是我们所得知的东西。
选择非暴力抗争的动机
学生们严格地追求非暴力抗争方式的动机是在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并不是出于道德或宗教的影响。对于该运动为何沿着非暴力的路线发展，学生们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学生是无法和军队相抗衡的；再者，暴力行为会给政府镇压学生的借口。一个学生还举例说，暴力行为导致了政府在1986年的上海镇压了那次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次，没有借口，”他说。
对于这一运动公开宣称是非暴力形式的原由，一个年长的研究生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不能被粗暴地解决。相反，那些问题必须通过“有建设性的措施”来处理。他将这些措施等同于非暴力行为。第二，学生们并没有谋求推翻政府，而是要它改革。这就意味着，实现这一目的最好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而不是暴力的。
学生的非暴力抗争知识
在对所有学生的访谈中有一个普遍现象，他们都很熟悉世界其它地区发生过的非暴力抗争事件（菲律宾、印度、波兰和韩国的事件经常被提及；缅甸、台湾和美国的事件也被提到过一两次）。一个学生告诉我们，中国的电视台常常将这些事件长篇累牍地报道为：“人民奋起抗击反革命势力。”
然而，我们不能将任何一个证据引申为，学生们真正了解非暴力抗争的本质。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关资料。
领导层的组织架构
在那些访谈中常常提到，缺少“普遍公认的组织”是他们运动中最薄弱的方面。几乎所有的学生被以大学为单位，编排为小的团体。直到大屠杀的时候，学生们也没能建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架构。
（下面尝试将能收集到的、支离破碎的、关于学生领导层组织和架构的信息进行拼接。初步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做法，因为在对学生的访谈中，并没有深入的讨论组织架构的话题，许多问题的探讨停留在各团体之间的派系斗争层面，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摩擦。）
在4月底到5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北京的许多大学和学院中原有的学生会组织被民主派学生接管，有的则是建立了新的组织。5月上旬，来自每所大学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高自联”）。这个团体在运动的早期，承担了领导和协调的工作。
与高自联相对应的是对话代表团，他们是一群来自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指定预备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同政府对话。虽然对话代表团同高自联关联在一起，但是对话代表团普遍是由年纪较长的研究生组成，他们不是街头运动中活跃的角色，而只是作为年轻学生领袖的顾问参与其中。
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开始于5月13日。最初的几天，有6000余名学生参与了绝食活动。头两天之后，绝食学生的数量锐减到3000人左右。很多学生拒绝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因此他们的生命体征恶化得非常迅速。
围绕绝食广场上形成了大致两个团体：绝食团指挥部（the Committee of Hunger Strikers）和纠察队指挥部（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the Hunger Strikers）。在5月24日（绝食活动被暂停后）（应该是5月20日后—译者），这些组织合并组成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Headquarters of Tiananmen Square）。这个组织的领导层最初是由绝食抗议者所组成。人们对我们说：“这些愿意先牺牲自我的人，是有资格做领袖的”。然而这时，每天都有大量其他省市的学生团体来到北京，加入到占领广场的运动中来。曾有一个新的领导层被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合并了广场上的这些新的学生团体。每个学生团体都选派一名代表在广场指挥部。在广场上有几百个不同大学的团体，几乎每一个帐篷上都飘扬着不同的大学旗帜。一个广场上的学生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轮换机制，每7天派10个人去替换广场上的同学。
在大屠杀前的一周里，占领广场的运动发生了大规模的重组。学生们用更大、更具安全结构的帐篷，将营地强化为更加紧密的阵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努力地清理广场。
高自联起初同绝食示威者，之后又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间，持续不断地出现矛盾。一种说法是，高自联从一开始就反对绝食示威。在我们探访的这一周时间里，我们得知高自联正试图做到使他们的权力在广场指挥部之上。
在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领导者之间，存在许多的问题，它们从来没有得到清楚说明。比如，抗争、对峙沿着什么方向，它的局域性、意识形态、战术，等等，诸如此类或其他的问题。而且，在广场最著名的一些领导人，比方说柴玲，本身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广场指挥部中最重要的指挥者（因此，他们不就同时隶属于两个组织了吗？）
组织能力
战术层面，学生们展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技能。他们为了调控拥挤的人群，同时维持非暴力纪律，大量地招聘纠察队。我们亲眼看到，中南海门口的纠察队“维持治安”，在示威者和士兵之间形成一条三英尺宽的通道，他们既防止群众同士兵发生肢体碰撞，同时也向士兵宣讲游行示威的目的。
枪击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有五个头戴发箍的学生，胳膊挽着胳膊围绕着一个士兵，在对士兵充满敌意的北京市民中组成保护环，护送他安全地通过人群，
我们得知，学生们还建立了一个电话通讯网络，在校园外学生们也可以使用它接收或拨打电话，在全城都可以向学生群体传递军队的动向和最新的事态发展情况。甚至，广场的指挥部中也设立了一个电话，通过一条很长的线连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的一台电话机上。
学生们还在广场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广播系统，在扬声器中播放他们的诉求和活动开展的状况。
在广场上，学生们还有一个“通行”系统。广场指挥部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要想进入以其为中心的同心圆圈的多片安全区域，必须出具由指挥部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不同的通行证，代表不同的进入层级。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尽量去控制进入他们最敏感区域的人流。
我们曾亲眼看到，两个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举着扩音器穿过临近的街区，陈述学生们的诉求，请求支持。我们听说，有许多这样的宣传小队，散布在这个城市中。
学生们利用敲鼓向市民传递军队活动的警报，示意人们要来到街上。6月3日的早晨，我们所住的酒店外面，有一群学生咚咚地敲着大鼓走过。片刻之后，一群市民在附近的街道上“逮捕”了一队四十多人的身着便衣的士兵。市民们递给士兵食物，并陪同着他们向南走，远离天安门的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