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此前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文革結束後，有過力求取信於民，爭取民族和解的意願，雖然這更多地是為了重新取得執政合法性基礎，但並不排除許多經過文革災難有所反省的幹部，突破狹隘功利性的邊界，恢復歷史的真相，並在實踐中追求並檢驗真理。胡耀邦就屬於這樣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覺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黨人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對於他們來說，我是後來者。同樣經歷了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運動，論覺悟我也是「後覺者」。我在一九八二年初的一篇《代自傳》中，寫道：「談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難道能夠只是戚戚於個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問：對於當時已肇其端的 ...... 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深重的痛苦與危害的左傾災難，作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我就沒有一份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這篇東西在《文學報》發表的當時，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誰要你承擔這份責任？你承擔得起嗎？誰聽你的？你承擔哪家的責任！
這無異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沒有聽到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耳邊只有所謂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老生常談，文革也漸成諱莫如深的禁區。楊憲益夫人戴乃迭逝世時，楊憲益之妹楊敏如教授在說到戴乃迭文革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最後說了一句話：「我要替我的國家向你說一聲『對不起』！」看到這裡，我忍不住兩行老淚。
但這句話應該由楊敏如來說嗎？我雖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擊，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但我能代替中國共產黨，向無辜死難者道歉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