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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假间谍案观察:”双面间谍案”主角陈文英12年来首度公开发声

2018年12月20日 综合新闻 ⁄ 共 475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俞银姬转自苹果网
导读:陈文英,(婚前名Chan Man Yin),曾任美国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长期为联邦调查局(FBI)工作,她现在的先生史密斯(J.J.Smith)即是她当年在联调局的上司。2003年,陈文英被联邦司法部起诉,指控她同时充当“中国间谍”。然而在诉讼过程中,因检方的失误,2005年1月6日联邦法院法官裁定撤销了司法部对陈文英的起诉。陈于上诉法院还未裁决前,承认两项较轻的罪名。同年12月16日,陈文英被判缓刑三年,两百小时社区服务,与一万美元罚款。过去10年来,陈文英深居简出,远避媒体,直到好友胡顺病逝,她才投书《侨报》表达她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封面上的陈文英。)

胡顺去世陈文英有话说:没他就没我

谈相识

从来没人那样用力握过我的手

我1978年从芝加哥到洛杉矶来工作,当时胡顺是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分会的会长。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城,胡顺旅行社的办公室。他见到我就说:“你来了就好了,就好了。”他用力握住我的手,很有力,还从来没人那样握过我的手,当然后来也有人那样用力握过我的手,可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他那时把心都放在手里了。”

胡顺经历过很大的压力,就是在唐人街的压力。我就在纽约唐人街长大。当年在纽约的唐人街,人们讲的“中国话”就是台山话,讲广东话的都不算是中国人。而当时的那些老侨绝大多数是反共的。

那时,他们当中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国只有台湾,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从未去过台湾,共产党的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中国。

可胡顺与他们的想法不同,因为他有远见。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而且中国人一定要团结。中美之间有误解,可是如果有一天中美能联起手来,成为朋友,大家都会受益,为此他在中美关系上特别用心做工作。

由于胡顺与董必灼支持中国大陆,他们就成了唐人街的极少数人,那时唐人街99%的人不理解他们,指责他们支持共产党。

后来胡顺组建了旅行社,他组织游客到中国去,也接待来访的中国客人。1979年或1981年,美国国务院邀请方毅访问美国,当时是在唐人街的福州饭店接待的方毅,洛杉矶市市长Bradly也来了。

我在许多活动上能请动市长、州长并不是因为我的FBI背景。我的特点是我不会害羞,我与外国人接近,我大方,我一向是共和党。我捐钱大方,我也利用我的大方让那些政客为我做事,当然我不会说得很清楚。而实际上,那些州长、市长参加华人的活动,都是我把他们“买”来的。

当时除了美国总统外,州长、市长都不知道我与FBI的关系,在那些官员选举的时候,我帮他们拿到选票与钞票。当时洛杉矶的雷登市长说我是“地下市长”。我那时请他们这些民选官员过来,是想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力量。那时候他们还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组织了两万人,市长来了说,我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的活动。

后来胡顺把我介绍给了阿曼森夫人。我与阿曼森夫人很投缘,这是我幸运的地方,她那时称我为Little dynamo(小发电机之意)。投缘的原因之一是阿曼森夫人是在旧金山唐人街长大,我通过她后来认识了更多人。

谈为人

见他流过两次泪:一为儿子,一为香港

胡顺40多岁才结婚,太太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日裔。随太太进门的有一个患先天心脏病的儿子。胡顺对这个继子视如己出,用心用力照顾他的病。胡顺是位很节俭的人,可他从未亏待过那位继子,直到他去世。

我看到胡顺流过两次泪:1988年,他亲生儿子因车祸突然去世,当时在洛杉矶靠近韩国城附近的一个大教堂内举行了葬礼。当下葬的时候,他吻了棺材,这时大家都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顺流泪。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邀请20余名美国侨胞出席仪式,洛杉矶有包括胡顺与我在内的7人。当胡顺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大英帝国的旗子下降时他流泪了。

胡顺对员工很好,在他的万珍楼或旅行社干的人,一干就是一辈子,没有一个走的。后来1989年6.4事件后,他的旅行社办公室遭破坏,生意也不行了,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员工还借钱给他,我那时也帮过他。

胡顺后来任广州洛杉矶友协的副主席,曾被广州市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1996年,胡顺为了迎接中国军舰首次访美,曾不顾腿疼,赴圣地牙哥参加欢迎仪式,一站即是几小时。

陈水扁上台后,张富美抛出了“侨分三等”论之后,我们请黄金泉参加了我们的宴会。2001年10月1日,当时是国庆52周年,我陪黄金泉夫妇去北京。我担心胡顺心里不舒服,毕竟他们那么多年都是死对头。可胡顺对我说,你做得好,我支持你。2002年,我们去了以前从未去过的金龙酒家,胡顺还与黄金泉握了手。

谈关系

他若不给我机会,就不会有昨天的陈文英

胡顺是佛,因为他从来不争,这实际上也是他聪明,他知道争也没用。除了我爷爷、我爸爸,胡顺可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任劳任怨,一心希望中国强大,中国人团结。

胡顺对我来说是很多种关系的组合,有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是父女,有时又像是兄妹,而有时又像是母子,因为我性格很直,有什么都会说出来。

有人说,文英你的能力很强,其实是胡顺,他知道我可以做事情,是他给了我机会,就像中国人说的,我们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让我能展示自己。我虽然比胡顺小二三十岁,可他没把我当后辈来看,给我机会,以我为傲。他若不给我机会,就不会有我昨天的陈文英。

2003年我官司缠身的时候,胡顺放心不下,我与他都很了解美国的系统,他的腿很不方便,很痛,可他还是在每次开庭时到法庭旁听,他是比较少数知道我做事的目的与原则的人。

他不仅去法庭上看我,他还打电话来说:“我知道你需要钱,你就说吧,不是借,我给你,不用还。”我出事后把每一毛钱都用上了。他那时跟我这么说,真感到是我欠了他的情,这份情,我几辈子都还不掉。

我出来时两手空空,我离婚也没要钱。他知道我困难,便拿了一只高压锅来看我,说也许我会用得着。可实际上我正好还有个高压锅,可我当时无法拒绝他,就把它收下了。我当时在想,只有我爸爸,大概才会这样做。

胡顺与他女儿住得很近,就隔着一道篱笆墙。他晚年最高兴的事就是能看到两个外孙女,他女儿是幼儿园的教师,要上班,他每天中午给她们做面吃,还给她们做晚饭,这两个外孙女给他添了不少寿。

4个月前,胡顺胃出血,很严重,他在医院中接受治疗,医生给他吃药。当时医生断定胡顺活不过一周时间,即让他回家了。回家后,药也不吃了,可没想到身体又恢复了,又可以出门了,也可以给外孙女们做面吃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今年的感恩节。我带了一只火鸡去,用火鸡打了粥,可他吃得很少。我坐在他床前,一直握着他的手,可他的手已不再像第一次见我时那样有力,而且是冰冷的。此后5天他就去世了。他离世前的几个月我们不断去看他。

在17日的葬礼上,我不会讲话,我坐在最后,我希望我的出现不会带来什么不便。

(官司中的陈文英,左为她的律师。)

谈认罪

案子是美国政府丑闻 我认的不是间谍罪

我的案子突然反转是我遇上了好法官,这是我的幸运。我当时换了几个法官,最后这个法官是从来没有人说她不好的法官。她说,这个案子美国政府不对,做法上不对,就把案子撤销了。

可约两年后我又回来认罪,这是美国政府的丑闻。当时我认的不是间谍罪,而是(1)逃税罪;(2)在与史密斯(我现在的先生)的关系上对联邦探员撒慌罪。

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丑闻,是因为他们不择手段,向我家人施压找疮疤揭, 逼我认罪,因为他们的案子被撤销了,他们放不下身段。我去法庭认罪,法官说,你的案子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认罪,是受到威胁了吗?可我还是认了两项罪。

主要原因是FBI的人向澳大利亚政府说谎,说我的案子与反恐有关,因此就派了几十个探员到澳大利亚去,在澳大利亚探员的协助下,找到我前夫在澳大利亚的3个亲戚家,凌晨三四点钟破门而入,那时每一家都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邻居都看到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老人发了心脏病,那我一辈子都要感到内疚。这些探员把他们家中的电脑等全部拿走了。

他们还说,我们可以把他们(亲戚)都拉到牢里去,那你认不认罪?你儿子还在上中学,我们把你老公也拉到牢里去,所以这样我才认罪,连法官都说,我放你一年多,你干吗要回来认罪。是不是他们威胁你?我说不是他们威胁我,我说我认了。

我想我要负起责任,幸好没有死人呀。我最恨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怎么可以让别的国家政府人员到你的国家去污辱你的国民。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想要个赢了官司的数字,我认罪他们就赢了,不然他们没面子。

谈生活

打官司花了400万 儿子打工买吃的

我坐了100天的牢,那是我最轻松的日子。我在牢里反而什么都不想。他们跟了我两年,录了我4万分钟的电话,都没找到一丝一毫的证据。我每次出门都有8辆车跟着,我觉得很安全。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跟了我这么久,如果有一天有人找他们说,你们用在她身上的费用是多少?卫星、直升机,他们还在我邻居那里买了一幢豪宅监视我,几百万呀。调用了这么多探员,我先生、我儿子,每次进进出出都是8辆车跟着,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多少资源?在狱中我见了很多,英文说You are innocent until you are proven guilty(直到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可这话应当反着说,You are guilty until you are proven innocent(直到被证明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牢里有许多穷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就认了罪。他们不管,只要有人认罪就好,所以认罪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罪犯。

如果当年我没有圣马力诺的两百万的房子,我的案子会拖很长时间。为了这个官司我花了400多万元。政府就是想让我一毛钱都没有,希望我根本翻不了身。

我出来后,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政府冻结了,连我的出租屋客人押金的账户都被冻结了,我银行中能拿到的钱仅有2.71元,处境很困难。

我儿子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那年不得已,在他同学父亲的安排下第一次出门打工,每星期挣200多元,除去税,能拿回家170多元,他那年16岁。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把支票拿回来的情景,他说,妈妈有钱了,我们可以买吃的了。我们那时就是靠那些钱生活。人最好不要惹上官司。他们一把我抓起来时就说了,我们是庄家,庄家总是会赢的。

谈计划

若写书会还原真相 如今没有计划回中国

我现在的先生,在我来洛杉矶以前就认识胡顺了,请他“喝咖啡”,他们很熟的,几十年前就注意他了。我们(与我先生)开始是死对头,后来是为了一个朋友才到了一块,一个我要保护的朋友。

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你们完全不知道,后来神出鬼没,我会遇到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和所有的美国总统,然后一步步地,然后在这样的地方是个Lonely place(孤独的地方), 你跟谁都不能说的,只能跟他说,他才知道,我才知道,可是都不能说,所以这才走到一块来了,所以命运是很奇怪的。

从出事以后到现在,ABC、NBC、CBS还一直追着要采访,出版社愿花几百万要我写书。我都没接受,如果有一天要写,我要还原真相。 我是与美国政府签过协议的,如果要发表要经过美国政府批准:这些你可以说,这些你不可以说,然后才能发表。我不愿意面对媒体,我不愿意再重新唤起(relive)过去的一些记忆。我儿子与我都希望人们能把我们忘记。如果出书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的生活平平稳稳,很舒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以前可以记住2000人的名字,现在连昨天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胡顺有一个遗憾,他希望我能再回北京。上个月他还说,有一天我要与你一起回北京。3年前他曾说,他们不邀请你,我组个团,我邀请你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有些事我说不清楚,而且有许多不方便,在美国人眼里,在中国人眼里都有许多不方便;对国家,对朋友都有许多不方便。

我没有计划回中国,倒是有私人邀请。可我现在的先生说,不安全。只有知道我底细的人知道我为中国做了什么,但也有人不知道,而且还是拿着枪的人。他们不让我回去,除非有高层邀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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