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中美印象
--浅析中国之于美国在抗疫早期的制度优势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同时，根据官方数据，作为疫情最开始的爆发地，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病毒的蔓延，每天的新增确诊数也维持在百位以内。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于前期工作的总结，并从抗击新冠病毒的初步胜利中得出了中国体制具有优越性这一结论。然而，这些结论的落脚点无一不是“齐心协力办大事”或者“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大而化之的陈词滥调，并没有进一步剖析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笔者将从“恐惧”入手，通过对比中美两国，浅谈中国制度到底优越在什么地方。
369年前，由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撰写的《利维坦》出版，并在日后成为西方政治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书中，霍布斯提到，人们出于对于死亡与战争的恐惧，构建了政治共同体。这种基于“恐惧”的政治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人类对于制度的思考，包括笔者。不过，我将讨论的是政治共同体如何将恐惧重新投射回人群中，达到用恐惧战胜恐惧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中央领导地方，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在这一制度和特点的加持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主要甚至是唯一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团体，它对一切的功过都负有全部责任。例如，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奥运会等丰功伟绩都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挥和领导；而三年饥荒、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也是党在探索路上犯下的错误。也许某个谈判代表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大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再或许是江青等一小撮人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党的遮羞布，党依然要负全部责任。因此，不管是好与坏的结果，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党需要全盘接受这些结果，而人民也只能将这些结果归结于中国共产党。
因此，在中国，当人们因为一个官员，甚至是公务员而产生医疗物资被劫的恐惧、不及时发放口罩的恐惧、社交软件发文被删的恐惧、被有关部门约谈的恐惧后，他们会将这一切恐惧的源头归结于党，因为没有别的组织可以为这些大小官员的行为负责。因此，虽然这些都是不伤害性命的恐惧，但是随着党的介入，这些恐惧瞬间就会被上升到国家层面，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些恐惧加以重视和分析。随后，民众经过简单的思考，就不难明白这些轻度恐惧后所关联的是人类最终极的恐惧，那就是对于感染病毒而死亡的恐惧。得出这个结论后，大家所做的就是自保，避免死亡。在新冠肺炎时期，自保就意味着在家隔离，减少出门次数，配合防疫工作。
在李文亮事件中，随着几个武汉派出所民警对于李医生进行训诫，武汉医疗系统内部迅速传开这条消息，一时间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在微信群里公开讨论新冠肺炎。由几名警察对于李医生造成的恐惧迅速演变为体制对于整个武汉医疗圈造成的恐惧。人们也开始对这一恐惧重视起来，试图分析这种恐惧为什么产生。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当人们知道这一个恐惧背后是可以致人死亡的新冠肺炎后，对于死亡的恐惧压倒了对于被训诫的恐惧。
因此，出于对自己和亲朋好友染病而死亡的恐惧，消息不胫而走，武汉市民也在官方消息出来之前，尽量避免前往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区域，在客观上与政府在日后的抗疫举措不谋而合，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综上所述，在疫情肆虐时的中国，由于其独特的体制，使得再小的恐惧都能被党无限地放大，并最终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也许党是无辜的，但人们除了党以外找不到第二个解释原因。因此，当中国政府制造出足够的恐惧，并让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达到峰值的时候，人民自然而然会选择自保，而自保的方式又恰恰与政府防疫的手段类似。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大部分民众谨遵政府指示，做到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自己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也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其制造和放大恐惧的能力，跟中国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稍微熟悉美国政体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领导人的当选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差额选举产生的，且两大主要党派几乎统治了整个政坛。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导致了联邦政府内部之间、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党与党之间都可以有不同意志。打个比方，特朗普内阁要求在美墨边境修墙，但是众议院始终不同意；联邦法院系统存在死刑，但华盛顿州法院系统早已废除死刑；纽约州长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力，但是阿拉巴马州长却不断签署限制堕胎的法律；共和党一直要求保护公民的持枪权，但是民主党却致力于限制公民可持枪的种类。
因此，在美国，如果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意见，那么很快体制中的其他人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意见，人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来选择支持哪一方。所以，美国政府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制造恐惧，因为它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这种体制导致即使政府的一部分制造了再大的恐惧，人们也能找到政府中的另一部分来稀释这种恐惧。如果说中国政府是恐惧的放大镜，那么美国政府就是恐惧的安慰剂，这也是两国政治最根本的体制所决定的。
以新冠肺炎为例，当纽约州长抱怨说纽约医疗系统的呼吸机快不够用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却质疑是否有必要向纽约州运送大量的呼吸机。因此，居住在纽约州的人既可以选择相信由州长制造的医疗物资短缺的恐惧，也可以选择相信总统暗示医疗资源充足的意见。那一群选择相信总统的人，因为没有感受到医疗资源短缺的恐惧，自然就不会加深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恐惧。由于没有这个最终极的恐惧，这些人依然我行我素，轻视甚至是无视纽约州要求限制出门的法令，这也导致了疫情继续在纽约肆虐。
因此，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成功对内制造恐惧。诚然，很多美国民众已经减少了出行的次数，这从大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次数的举动中就可见一斑。然而，美国民众能否像中国老百姓一样，即便是在自己的城市甚至是社区里也不走动呢？目前来看，美国的老百姓没有这样做。由于缺乏对于死亡的恐惧，加上对于国家公权力恐惧的不足，即使很多州颁布了shelter in place的法令，出门活动仍然是很多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意大利身上，也许可以看到美国防疫工作之后的发展。在意大利北部起初爆发疫情时，虽然地方政府颁布了限行令，但是人们并没有严格遵守，甚至爆出了上街游行的新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开始遵守法令，闭门不出。为什么意大利人在前后的行为上出现了这么大的反差呢？无外乎是因为疫情的持续肆虐和死亡人数的飙升。意大利民众逐渐感知到，由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原来近在咫尺，因此他们对于死亡的原始恐惧开始占据上风。出于对这种恐惧，人们选择放弃短暂的自由，并遵守政府的禁令，展现出与中国人民类似的服从。
因此，笔者认为，当新冠病毒导致更多美国人离世后，美国人民对死亡的恐惧会使他们像中国老百姓一样的遵从政府指示。换言之，待疫情防疫工作步入中期，就算政府不刻意制造恐惧，人们因为看到节节攀升的死亡数字，自然而然会感知到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会使得民众进行自救，而自救的招数无非就是闭门不出，这恰好与美国政府的要求一致。到那时，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就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恐惧已经成为了一种无须制造或夸大的事实。
此次新冠疫情，测试了不同体制下的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而中国可以说是佼佼者。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大化人民对于死亡的恐惧，甚至很多时候这不是政府的本意。不过，正因为这种恐惧，使得中国民众以令人惊叹的程度服从政府的法令，成功阻止疫情的扩大蔓延。反观美国，也是由于其独特的体制，稀释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恐惧。由于缺乏对于死亡的恐惧，美国民众对于各级政府要求的居家隔离并没有完全严格执行，这也使病毒继续在美国传播。
不过，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国家制造恐惧的能力只是在病毒防疫的初级阶段有重要影响。当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病毒流行的中级阶段后，由于死亡人数的攀升，民众的恐惧也会增加，并开始自保。这种自保的表现，就是服从政府要求，减少出门次数。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都可以在不接受中国制度的前提下使民众感知到相同的恐惧。因此，中国在此次疫情防疫工作初期中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借鉴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01日 来源时间：2020年04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