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human right watch
“我原本以为人类被机器和演算法统治的日子至少还要等个五十年。[但是]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突然把它提前了，” 中国知名网路论坛“知乎”上面一位部落客发文说。这位部落客是在批评“健康码”，中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靠这种手机应用程式（APP）决定谁该被隔离。
中国当局进行科技监控的恶名昭彰，缺乏隐私保护法、新闻自由、活跃公民社会或独立司法系统的制衡。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未经同意收集当地居民的生物辨识数据。包括它在内的各种数据被用来对当地1,200万突厥裔穆斯林少数民族做政治忠诚度评估，决定他们可以获得多少行动自由。
健康码如何运作？民众首先输入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居住地、是否接触过病毒感染者以及有无发病症状。然后，APP会出现三种颜色之一：绿色代表可以通行无阻，黄色和红色分别代表要隔离七到十四天。这个APP还会暗中收集民众的位置数据──并且分享给公安机关。
APP选定的颜色对7亿用户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无论叫车、上超市或进出社区、捷运，都必须向地方政府当局出示APP。他们能不能外出、工作什至获得必需品和看病，全看这个APP上面的三色码。某些社区的人员进出管制系统甚至用上脸部辨识技术，只有绿码用户可以通行，可见两种系统是相连的。
业者如何设计出这款APP，根据什么标准对用户进行分类，目前都不明朗。浙江省政府公布了一套健康码准则，其中的分类标准都很含糊笼统。 “近期去过疫区” 和 “属于疫情相关人群”是七条标准的其中两条， 可以将用户变为红码。其他地方政府有权因地制宜设定不同标准。由于不清楚APP的内部运作，人们无法理解颜色如何决定，也不明白什么状况可能让自己转红。
健康码任意决定个人行动自由所引发的问题愈来愈多。 “[我的]绿码突然在中午变成红码，” 一位网路用户说，“我们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症状，却被隔离在家一个多月。到底怎么回事？” 另一人说健康码和当地政府的决定相冲突：“连小区[当局]都给我们发了证明，表示我们已经完成14天居家隔离，[但我仍然]拿到红码…我不能出去买菜，我已经好久没吃到水果了⋯⋯这样的饮食，我都要得病了。”
年长者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这种APP对人权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们最需要医疗照护的时候却失去看病的权利：“一对老夫妇今天来到医院…[但]坐公车和进医院都需要查验健康码，看医生也要事先[用智慧型手机]挂号。他们根本没有手机，只好走路来医院。你能要求他们先上网预约挂号再来看病吗？” 一位网路用户说。这次危机充分说明老年人被数位排除的危险。
个人被赋予类别（颜色）后，几乎没有什么覆核或申诉的途径。虽然有求助专线，但只有语音服务，想找真人接听处理非常困难。许多网路用户表示十分无奈。 “我太太无缘无故得了红码！我们求助无门！她现在既不能上班，也不能回家！” 一名用户怒呛。
官方文件显示，该APP可以提取政府收集的各种各样个人数据，足见这种大规模监控的深度和广度。该APP使用官方追踪“重点人员”（指当局认为有问题的几种广泛人群，包括突厥裔穆斯林和吸毒者）的同一套系统，但经过改造以便追踪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密切联系的人员。
健康码也可以取用政府的海量数据库，包括“个人数据库”──包括人际关系、节育方式甚至使用网吧纪录。健康码系统可以查出“一个人进入疫区多少次、停留多长时间”等等，“精确到具体乡镇或街道。”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通过监控科技加强对人民控制的方法，这一意图在2000年启动雄心勃勃的 “金盾计划” 时就已昭然若揭。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涵盖全国的智慧型数位监控网络，只需压下按钮，就可以识别、定位并提供相关人员的个人纪录。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盛会，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刺激了监控国家的发展，因为当局可以借机测试新型监控系统，也为私营监控业者提供了兜售新产品的机会。
此次疫情中，中国监控业者推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系统，可以辨识戴口罩的人员身份，或远距定位发烧者。健康码APP结合大数据收集和行动限制的模式，和新疆的做法惊人类似，恐怕不是巧合。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同时，人们对中国侵犯隐私的行径也日益感到不安。许多家长质疑学校使用 “赋思头环” 监测学生是否专心上课。一位教授把使用脸部识别的公园告上法院；北京地铁提议使用脸部识别技术对乘客自动分类安检，也引起各界关切。尽管为避开政治敏感话题，这些质疑大多不涉及问题核心──政府扩大运用监控系统──但仍对全面监控构成重要阻力。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在遏制疫情方面遭遇巨大挑战，而它有责任确保公众健康与安全。然而对病毒的恐惧，就像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一样，使当局得以放手行事，采取异常侵犯性的措施来解决那些至少部分是当初治理失灵而产生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中国存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如果像李文亮医师这样的吹哨者不曾在12月因为警告未知病毒而遭惩诫，疫情是否可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即使爆发病毒疫情，国家照常有责任保护人权。隐私权不是绝对的，但是干预隐私必须是为了达成正当目的，具有必要性及相称性，并且符合明确、公开的法律框架。采取积极对策的同时尊重人权是可能的，首先是更有针对性的个人筛检，以及监视所有曾经接触确诊病例的人员，将他们隔离在家中或医疗机构，并提供适当的支持。
虽然随着病毒全球肆虐，世界各地有些人渐渐对中国采取的严酷管制措施产生正面观感，但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成功预防和控制疫情的更好榜样。例如，香港市民共同实行社交疏离、勤洗手和戴口罩，已初见成效。即使在确诊高达数千例的韩国，政府迅速大量筛检新冠病毒的做法看来也很有希望。
政府官员公开发布讯息，对于提升人民对政府信任感以及防疫措施有效性也很重要。在一些比较开放的社会，更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组织站出来解决政策盲点，例如向穷苦民众分发卫生用品。新科技可以在危机时期用来促进──而非妨害──人民的健康权。在台湾，数位政委唐凤回应民间倡议，创建了实时、公开的全国口罩供应地图，缓解社会恐慌。
毫无疑问，当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各界将热衷讨论“经验教训”。如果届时得出的结论是把中国的极端侵犯性措施视为成功，忽略它的无数缺失，那将大错特错。中国当局扼杀吹哨者，掩盖威胁所及范围──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确知其官方疫情数据是否正确。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有多少慢性病患者无法获得药品。相对地，各国应当学习的是那些迅速反应、尊重人权并优先建立负责任且能迅速适应、解决社区需求的公共卫生体制的地方，如此才能在下次疫情来袭时提供大家更周全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