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女权学论
02/19/2020CHINESEFEMINISM1时事评论
转发｜李思磐：一场事先张扬的落发仪式
转载自 新媒体女性
作者：李思磐
导语：当需要大批女性力挽狂澜的时候，如何保证对她们的调用和日常对她们的贬低不发生冲突？正为了这个目标，“女将不女”这个战时的转化过程才值得被一再强调：意味着她们的身体需要被改装，才能勉为其难承担重任；女人承担重任是“违反常规”的，需要被仪式化以至于神圣化——因为在“和平时期”，领导力是属于男性的。
那是“视奸”
这是微博@每日甘肃网【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1]的视频内容：壮怀激烈的音乐，男性医护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剃去所有女性医护的头发。伴随着这个场面的，还有快门和闪光灯，捕捉着医护们脸上的泪痕和哭红的眼睛。最后医疗队集体喊加油的场景中，唯一的男性医护却是有头发的。这一分钟的视频，每一个镜头都让人恶心。
我当即的感受是，媒体的镜头，把危难中的公民与专业社群履职的行为，变成了一场古老的献祭仪式。这些天不乏这样的报道，通过聚焦于女性医护的头发、乳房和子宫，把她们从社群的保护者，变成了被动的牺牲品。筹划这个仪式的领导是加料要做大新闻，不再是一张照片而已，而是全程视频；不是女性医护相互剪发，而是男性剃去她们的头发。甘肃媒体做得最出格的是，他们的镜头几乎流连忘返于女性医护的眼泪，几乎以一种窥淫的心理，让她们的女性特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楚楚可怜的剃度/阉割；而矛盾的是，这一悲壮的战士出征，再一次强化了战士与女人之间的藩篱。
触了众怒不得不删帖之后，有各种消息解释剃头发是防护必须，医护们是自愿——但即便是澎湃新闻的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2]里，也没有任何一名当事女性医护的声音——可见这种宣传多么空洞，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我们不知道她们是谁。剪头发固然有防疫的需要，但事实上要求是帽子下不能露鬓角。正如大家都已经指出的，剃光头并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即便是剃光头，也有更加尊重个人意愿和更体面的做法。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条评论，吴予敏教授说：“中国人，什么时候真正理解生命、美、自由三者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才算是活得有价值有尊严。”
重要的是，不在于甘肃做了这件剃头发的事，而是他们为什么事先张扬，在现场让媒体组团只展示这件事？向前线出发的道路万千条，为什么他们不报道医护如何安置劝服家人，打点行装，进行行前培训？我相信其中有很多真实闪光之处，是能够触发受众的自然情感的。这是我想补充吴教授的：生命、美、自由这不可分割的三者，是必须以真实作为基础的。然而真实是最难到达的，也是最难管理的，这次灾难已经让我们在这一点上感受很深。
我相信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在场媒体，都对传播的“卖点”有了共识，——不仅仅是落发，而是作为集体媒介仪式的落发；不仅仅是服避孕药停经，而是对停经的强调和对前线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的轻忽；不仅仅是作为情感表达的哭泣，而是媒体对女性哭泣的浓墨重彩的渲染……一位参与给前线医护送安心裤项目的志愿者说，那是“视奸”。
可控轻盈的“宣传品”
在这场抗疫之战里，女性的身体是正能量报道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矿，这种剥削式的开采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在抗疫初期对女性超过半边天的前线女医护进行了“象征性歼灭”之后，新的目标让他们必须重新回到女性这里：需要制造的，是平凡的英雄，给人们感动。平凡意味着可以面目模糊，不像受训诫的医者那样引起无穷无尽的质询、悲情与戏谑；牺牲是必要的，但真实的牺牲未免太沉重了。感动必须是可控的，要激励各种士气，甚至要在严峻疫情中营造“一丝甜蜜”（说法来自一位评论员）。
因此“牺牲”这个主题需要替代品，可以激起超越日常的情感，但更轻盈可控；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要“火”，有着“公共”和“私生活”的模糊调性。这个男性医护做不到。因为男性的日常，就是被定义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现在他们在前线，就是中流砥柱。男性意味着公共领域。没有反差，出不来效果。
还有比女性医护更好的正向题材吗？首先，她们是可以被观看的。其次，通过对她们的观看，我们看到了美好安宁的日常生活的破坏——这是很多战争片戏剧设定的常规。当女人都“不像女人”了——她们没有了经期，她们在临产和小产后放弃必要的保护还在工作，她们甚至剃光了头发——还有比这个更加有戏剧性的吗？
抗疫前线所作的牺牲，付出的是专业服务，牺牲的是健康甚至生命。不断炮制女性牺牲女性气质和放弃妻母责任的娱乐戏码，有着将严肃议题八卦化的轻薄特征，仿佛前线正在上演家庭伦理网剧；被轻薄的不仅仅是女性医护的贡献，也遮蔽了她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并没有被保障的事实：我们看到接受采访的前线医护谈及生理期的片段被剪去的视频；卫生巾和安心裤竟然不被列为抗疫物资；而在一个未知疾病高感染风险的工作环境中竟然没有三期保护，牺牲的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徐辉（女）在殉职之前，连续工作了十八天。
落发仪式是一个文化规则冲突的防守方案，是对女性的排斥机制的延续。在日常生活中，女人并不被认为是标准的人和战士，因为只有如此假设，女性的屈从地位才可以存续。然而，当需要大批女性力挽狂澜的时候，如何保证对她们的调用和日常对她们的贬低不发生冲突？正为了这个目标，“女将不女”这个战时的转化过程才值得被一再强调：意味着她们的身体需要被改装，才能勉为其难承担重任；女人承担重任是“违反常规”的，需要被仪式化以至于神圣化——因为在“和平时期”，领导力是属于男性的。
为什么说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如履薄冰？因为即便是给她们的“爱”和“荣誉”，往往都是要断掉她们的后路的，因为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就是“牺牲”——不是英雄那样的牺牲，而是“像”英雄那样的牺牲。因此，女性可以被呼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最后关于她们的这些改造与牺牲的仪式，对她们大张旗鼓的褒扬，将充分溶解到灾异之象的模糊记忆里，当太平盛世重新到来，她们仍然要回到那个次一级的位置。
我希望媒体可以做一些正事：告诉我们这些勇者作为个人或群体，有哪些需求与愿望，需要社会来帮助她们达成。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前线女性的完整名单，尤其是告诉公众，她们承担了这次抗疫工作的多大比例；我们乐见将来在围绕公共卫生的各类岗位，尤其是领导性的岗位上，保证女性得到她们这次涉险付出相当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