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参与2012年10月25日讯）莫言先生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大陆文化圈子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赞成的、反对的，支持的、怒骂的，像大海狂澜一波一波。说明当今中国思想界己开始多元化，非毛一统的“江山”。是进步的像征，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是支持莫言得奖的人，先后写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也被一些激进人士骂为“捧臭脚”。我不生气却好笑：莫言得诺奖有什么不好？正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应是中国的光荣，民族的光荣！这下中国有了两个获得国际奖项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高兴？
正高兴的我突然哭了起来，哭后愤然大声骂：毛泽东，这个千古暴君，绞杀文人最大的侩子手，要没有1957年“反右运动”，这个奖早50年就应该拿到，那就不是莫言。是王有言、刘有言、黄有言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大家关注的不应该是莫言该不该获奖的问题，而是姗姗迟到50年的原因？
我是新中国（这个词很多人反感，但在现实社会中不因为你的反感而不存在，有本事吃周粟去）第一代年轻的工农作家，50年初期活跃在四川文坛。那时四川文坛新人辈出，爱好文学创作者大有人在，仅巴蜀两地就有不少俊秀。可是1957年那场折木残花的反历史、反进步的“反右斗争”运动，几乎把文艺界有才华的老中青三代人，全打成了右派份子，全送去劳改、劳教。仅四川文联就有两个“反党反社会争主义”的“反动集团”，一个是“七君子反党集团”，一个是“24人反革命集团”。
据官方资料透露，仅“星星”诗案“一案”，全国竟有一万余名文学创作者与爱好者成了“贱民”。成都被批判得最厉害的是石天河、流沙河、丘原、晓枫（即在下铁流），时为成都市副市长、《死水微澜》老作家李劫人先生，面对前去采访的《成都日报》记者杨蓓、邱乾坤说了句：“石天河、流沙河、丘原、晓枫这些年轻作者，我看是很有才华的，请党爱护他们”，要不是与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有点私人交情，也成了右派。可杨、邱两位年轻记者，却未逃脱此厄运。四川如此，全国何尝不是这样呢？
近期“反右运动”档案解密称：当年划为“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八千人，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全国定为右派分子的总人数是3178473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这3178473人右派中，文艺界的人数约占百分之20，所以文艺界是反右的重灾区。
在那个阴风怒嚎，狂沙漫天的可怕年代，凡有创作才华的年轻作家，诸如秦兆阳、吴祖光、丁玲、王蒙、刘宾雁、李国文、邓有梅、高晓声、邵燕祥、刘绍棠、从维熙、公刘、白桦、张晓、杨禾、刘盛亚等，没一个不遭此厄运。
这个反历史、反进步的运动，直到22年才得到“改正”，可我们全到了江郎才尽的不惑之年，再难写出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作品。在此之前还有“胡风集团”的路翎、冀仿，特别是路翎堪称文学一代奇才。现在谁还记得他充满人道人性的《洼地上的战役》？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众多右派分子作家让给他的。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毛泽东一手打造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历史！所以莫言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点也不奇怪。没有毛的“反右斗争”，哪有他获此殊荣？故他仍崇毛为“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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