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升转自人权双周刊
长平：“焚书坑儒”的日常生活化
一张在图书馆门口焚书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不安。时评人长平认为，焚书这一具有沉痛的历史寓意行为，和安静闲适的日常生活化场景叠加，描绘了中国从未停止思想审查、言论管制和镇压异议人士的政治现实。
今年7月，有几位中国朋友来访。下了火车，我就带他们去了所居住城市的中心图书馆，作为参观的第一站。我以自己的经验和了解，向他们介绍了德国人对书籍和阅读的重视。几天以后，我们来到柏林倍倍儿广场（Bebelplatz）。在那里，地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一个地下图书馆，书架上空空荡荡。
这是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的一个警示纪念。在介绍事件的铭牌旁边，另外单独放置了一块铭牌，刻着诗人、记者海涅（Heinrich Heine）的名句：
这只是序幕。烧书的地方，到头来也烧人。（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仍在烧书，仍在“烧人”
海涅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820年，当时他还不知道10年以后自己将会因为批评普鲁士政府而流亡法国，终老巴黎；也不知道100年以后德国纳粹分子会在焚书之后，在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建立起毒气室和焚尸炉。
海涅更不知道，在他这句话被再次发现，成为惊人预言而传遍世界之后，在纳粹政权被消灭20年之后，在中国，焚书更加疯狂。再也不需要任何仪式，也不限于异议作品或被压迫族群作品，除了所谓“领袖著作”和鲁迅作品等少数书籍外，连《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等“革命文学”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作品，都一概未能幸免。仅仅北京红卫兵在东单体育场举行一场焚书活动，就燃烧了八天八夜。
在这场被称为“文革”的政治灾难中，被斗死、打死、枪毙、关押死、劳改死和自杀的人数以百万计--跟纳粹屠杀在德国被深刻反思不同的是，中国至今仍被制造包括这场浩劫在内的无数政治灾难在内的政党统治，不允许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
更为严重也并不意外的是，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在焚烧图书，仍在建立大规模拘押营。
日常生活化的焚书场景
近日，一张在图书馆门口焚书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不安。它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作为“正面报道”的一则消息：甘肃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书籍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销毁。本次活动由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场督查，共清理出“涉倾向性”书籍65册，并于10月22日组织人员集中当场销毁。
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跟倍倍儿广场发生的焚书仪式相比，跟“文革”中消灭“破四旧”相比，这张照片上两名图书馆工作人员表情平静、慢条斯理地烧着一小堆书，场面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正是焚书这一具有沉痛的历史寓意行为和安静闲适的日常生活化场景叠加，描绘了中国从未停止思想审查、言论管制和镇压异议人士的政治现实，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
舆论发酵之后，镇原县政府紧急发表通告，称要追责当事人，但并不认为焚书有错，而是“个别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封存和集中销毁”。比那张照片透露的信息更多，通告正面承认中国一直在“封存和集中销毁”图书。
“个别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操作是中国官方应对丑闻的惯常说辞，有时看上去也真的如此。那么这些现象和政权意识形态的关系怎样呢？
我上一次去到倍倍儿广场，是和一批来自中国的学者、作家和媒体人一道。其中包括知名作家、媒体学者钱钢。钱钢2018年在德国访学时，对纳粹这段历史再次钩沉，写成《纳粹焚书》一文。文中说：“我和朱易女士在柏林采访了德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焚书之书》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他认为，发生在柏林和德国各地的焚书事件，并非纳粹党政机构策划。其构想来自'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主导的德国学生会，赫伯特·古特雅尔正是该联盟领导人。所焚烧的图书，书单也非高层钦定，出自一位图书馆员沃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
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会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倍倍儿广场的焚书事件，跟希特勒纳粹政权没有关系。
新时代的“焚书坑儒”
2014年8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论《中国已不可能重演“焚书坑儒”》。跟它发表的所有评论文章一样，这是一篇逻辑扭曲的奇谈怪论。看标题以为它在反对焚书坑儒，事实上却在为封禁异议人士作品辩解：
“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
这篇奇葩社论绕来绕去不过是在强调：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新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绝对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