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八○年代初“文革”結束，糾正冤案錯案，右派“改正”，所謂“百廢待興”，各處用人又重視學歷，而文化、人才斷層，正規大學畢業生不敷需求，於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成人大學應運而生，接著誕生了通過電視教學的電視大學。除中央、省、市正式電視大學外，各大工廠、大單位都利用電大教材，聘任輔導教師，為培養職工成立電大分校，連平日作為瓶花毫無獨立政見的各民主黨派，也紛紛效法，開辦成人夜大。夜大學大多租用各大專院校以至中小學的課堂，並聘請各大專院校教師以電大教材講課，學生都是些三十歲左右受文革潮流衝擊而致失學者、在職者。一時遍地芳草，稷門、絳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弦歌不絕，有教無類！民主黨派如九三學社（以科技工作者為主），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大學教授、社會科學者為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以殘留大陸之尚有利用價值的老國民黨員為主）等。杭州市民革不落人後，力爭上流，亦在一九八○年創辦了民聯夜大學，稱“民聯業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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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已落實在杭州市機械工業學校任語文教師，並在浙江省藝術學校兼語文課。民聯夜校興建伊始，設有詩詞格律班，並招收了四十多名學生（其中年齡最長的學生是前國民黨師長，經“戰犯”關押釋放後被委任為浙江省對台廣播站站長方耀，時已七十多歲），已聘詩詞家八十多歲的盛配（右派）為教師，未及開學，盛配子女慮其夜間外出不便而請辭，再聘省文史館館員章士嚴為教師，不久又請辭。開學在即，而急待教師。一日，民聯教導主任徐衡親蒞武林路閣樓，說是省文史館向他推薦了我，雖然我當時才四十多歲，且脫離了學界二十多年，但為文史館學者所倚重，無從推辭，勉力赴任。於是從一九八○年開始，我即在民聯夜大學擔任古代文學、古代漢語與詩詞格律等課。一九八二年民聯成立電大分校，我繼續任電大古代文學、古漢語課，直至一九八五年我至雜誌社任編輯為止，前後凡五年。在這五年中，教學相長，使我增進了學問，而且在民聯的同仁中、學生中結識了許多可貴的好友！
學校的員工，除兼課老師外，都是些吃過苦頭但有學歷的老國民黨員，如校長王某（忘其大名，身世不詳），教導主任徐衡等。我與徐接觸較多，他畢業於老復旦大學新聞系，在報界多年，共黨執政後，在囹圄二十多年，“落實”政策後得有機會致力於教育事業，於是廢寢忘食，摩頂放踵，不黔突，不暖席，最後在其陋室中死去，當夜大學生陳一江發現時，在床下已斃數日矣！在火葬場遺體告別會上，雖經整容，我還見他指間猶有泥土，大約是臨終之時尚在掙扎吧！？
員工中任刻鋼板、印刷者沈奇年，在一九五八年支援寧夏的烏托邦大遷徙中，作為高中生他趨赴沙漠邊陲，等到發現這是一場變相的無期徒刑時，他帶頭請願要求返杭，結果以“反革命首腦”判刑，服苦役竟達十九年之久。他手帶鐐銬尚以《辭源》自習，饑餓時吃過糞桶裏的瓜皮。歷經苦難，不改其樂。年已四十有餘，尚無配偶。平日於文物搜藏，抱殘守缺，如醉如癡，比之居陋巷的顏回，節操猶有過之。後與我同在周采泉門下，有師姐弟之情，甫稍安定，他不幸死於車禍。
奇年之死，與我抱同樣沉痛、久久未能去懷者是民聯夜大學的組織者之一戴蔭遠先生。戴先生為江蘇淮陰人，退休中學老師。抗戰時期，避寇浙江，就讀嚴州碧湖師範，五○年代初，曾在杭州師範所開設的小學教師培訓班就讀一年，在校時，我們並不相識，但在一個鍋裏攪過勺，算是忘年同學。所以他見到我時，用蘇北口音稱我為“勞同謝”（“老同學”）。他在早年任教於高銀巷小學時，被打成右派，於是上山下鄉，勞動，發配無復寧日。直至八○年代“落實”後，民聯興辦夜大學，他被難友徐衡相邀出山，已是他退休多年以後了。戴先生高度近視眼，白內障，在鬧市行走，靠邊而 走，隨時都怕撞著人。他辦事一絲不苟，任勞任怨，早到遲退，即使在假期中還運籌不息。他為民聯夜大創辦過音樂班、手風琴班、繪畫班、書法班。並兼任聘請教師的重任。在同仁中他摯愛沈奇年，即使後期奇年離校他就，彼此亦來往頻繁。戴蔭遠間時特購大蹄膀，由夫人烹飪，一半紅燒，一半白燒，為奇年補身、解饞。
戴蔭遠夫人是先生在碧湖師範時同學，他倆相識於日寇侵華的國難之際，共度過避寇的八年艱苦日子。一九五七年戴蔭遠劃為右派，風風雨雨，攜老帶小又是苦難深重的二十年。這是一對名符其實的患難夫妻！夫人身材矮小，從事會計工作，退休之後仍在“民革”某技術處任職。無論嚴寒酷暑，午休時間都要乘公車趕回家為丈夫備飯。非常湊巧的是，自一九八六年以後，他倆成為我雜誌社所在地的近鄰，從此我也享受到了夫人的許多好處。原杭州古城在民國十六年前，市內尚有浣紗河、中河、東河、新開河、小河等等七河，左繚右繞，是處有宿舟、河房、拱橋、小巷，是一個“東方威尼斯”，近人戴望舒的新詩〈雨巷〉，即是杭州深巷的優美寫照。我在一九八五年以後任職的《風景名勝》雜誌社，即座落在馬市街小營巷醬園弄十二號，大門開處正對著醬園弄垂直成丁字形的銀槍巷，東河萬安橋下。這些小巷窄窄長長的，非常安靜，還保持有昔日風貌。戴蔭遠一家於一九八六年初搬遷到銀槍巷一號，與雜誌社“一巷帶緣”，步行毋需二分鐘。夏日午休時間較長，夫人回家做飯，邀我同食，我在他家午餐午休，為期不短。夫人和悅以待。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大雨傾盆，我所居武林路閣樓，因樓梯屋頂漏水，似花果山水簾洞。下午四時左右，我自外回家，見門上有戴蔭遠留言，謂：聞奇年車禍，住杭州紅十字醫院，約我同往看視。待我急奔醫院，得知奇年已於中午在寶善橋遭車禍當場斃命，醫生搶救無效。嗚呼奇年，平生受盡折磨，此乃最後一擊！次日，我在醬園弄遇戴蔭遠，他雙手緊握我手，以足頓地，老淚縱橫，放聲大哭！方得知奇年是在他家吃過夫人所備中餐後，因天雨驟寒，回寶善橋寓處添衣途中遇難的。戴先生說：“若知道他是去送死，我必扯住不放！”
幾年以後，每次相聚，總要談到奇年，談他孜孜為學的精神，談他對文物的沉醉，談他對朋友的一片赤子之心……。每次，戴先生必黯然喟歎。奇年一生，戴先生夫婦因為共同的患難經歷，成為知已。尤其，對他死前一天，他臨時工作的地名志辦公室收到上級對他廿年冤獄“平反”的通知書，領導準備在他回辦公室時告訴他，讓他高興一番，不想是日因雨他回自己的寓所住宿，他竟不及知了。戴先生感歎不置！原來杭州市政協內定，待他落實政策（指“平反”）後，委任他以正式工作，命其撰寫《南山公墓墓誌》（因早先入葬者甚多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