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約在一九七四年與曹湘渠先生相識，我剛入住杭州武林村閣樓不久，他是我閣樓緊鄰、鄉前輩、初中時老師王紹舜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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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帶閣樓的房子，是杭州市三○年代很富時代特色的民居建築，由成排成片風格一致的一些房子組成“里”、“弄”；若干“里弄”合稱“村”，如“未央村”、“慧宜村”。最初整個“村”或即屬一個主人。當時我所住稱“武林村二弄六號”，一個單元一個號，前後大門框，都是以條石砌成，俗稱“牆門”（即在上海稱為“石庫門”者）。磚牆、瓦頂、木結構，一般都是二層樓，其上帶有存放什物的閣樓。前有大天井，栽花種樹，經前廳可上樓梯。但習慣都走後門，進門即廚房，邊旁有供廚房應用裝有水龍頭的後天井。後廳暗間為樓梯所在，盤旋先經亭子間（廚房頂部），然後二樓（主間），再上去便為閣樓存雜物處。閣樓有窗取光，開於屋頂坡面，稱“老虎窗”。閣樓內大部分空間，人不能直立，匐匍而行，而且冬寒冷、夏酷熱。原先一個牆門只一戶人家，隨著人口增多，城市“賤民”也劇增，此類閣樓方充為住室，若能獲住，還算是大幸的！
一九七四年前後，我尚在杭郊謀生，為了孩子入學，經過一些周折，幸而入住閣樓。我所住的“武林村二弄六號”，一個“牆門”裏，竟住有七戶人家，計二十三人。蘇聯畫家庫克雷尼克賽畫有“獵人的手套”一幅，手套大指內還住一隻兔子，還開有“老虎窗”哩！我和三個孩子在這個閣樓裡，整整住了十五年，她們在這裡“匐匍”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光以用水而言，老水管年久失修，一線如絲，七戶共用，我們要在後半夜二時方能接水，接一小桶水要費十分鐘時間，再提上閣樓。前天井有一棵梓樹，枝葉豐茂，展放至老虎窗外，夜來聽雨，頗饒風趣。不少名家先後作過我閣樓的客人，如當代書法家沙孟海；戲劇理論家胡忌、洛地、徐步奎；畫家金冶、吳山明；來自北京的崑曲家周銓庵和杭州的曲友；更有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張充和（也為曲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詩人王翼奇君，他還為一次閣樓雅集利用亭子間頂部大陽臺（居然有琴、詩、畫、曲雅集）寫過古風長篇以歌詠之，是日到會嘉賓竟有三十餘人，真正為“螺螄殼裡做道場”。這些雅聚，大多在右派“改正”前後數年間。
閣樓分左右兩間，東邊一間住王紹舜先生。我所住西邊一間，通樓梯，又隔去一個通向東邊一間的過道，成拐角形，能置一床、一桌。我和王紹舜先生都屬階級敵人範疇，除街道辦事處、居委會有時來人尋事外，來者都是朋友。我每周從杭郊回閣樓一次，三個女兒皆幼小，忍受著蒸暑嚴寒與人為的歧視，飽暖無常。在那無風三尺浪的年月裡，每當我走上閣樓，臨近房門時，王紹舜先生聽見了，會用微弱的聲音道：“你上了閣樓，就安全了！”
王紹舜，又名文清，浙江溫嶺人，早年畢業於杭州國立藝專（與陳朗為同鄉並同學），後任教故里。五○年代他因為寫有《晴雯之死》、《柜臺》等劇本，由省文化局調他到杭州省城專事修改，因劇本演出成功，曾風光過一段時間，但接著一九五七年反右，他雖沒被打成右派，但在一九五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清出了文化局。從此病臥閣樓，沒有生活來源，由他的親妹在家鄉以當褓姆收入接濟他每月若干元生活費，他自己則在街道再做些糊火柴盒、紙袋等活，每月可收入四、五元人民幣，以貼補生活，勉強掙扎於社會最底層。早先我曾在溫嶺簡師讀過書，他還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他即患肺病，消瘦、蒼白，曾讓我在《黃河大合唱》中擔任朗誦角色：“朋友，你記得黃河嗎？你到過黃河嗎？”真是天涯何處不相逢，廿多年後，我和紹舜先生竟然落魄同住一個閣樓上，聲息相聞，患難與共。先生時時咳血，凡不得已須下樓，則喘息、停頓再三﹔遇病危，我奉侍之﹔數次病危就醫，均由我背負下樓。
一九八二年先生垂危歸里前夕，對我說：十年相依，素子待我如此，死而無恨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誰能得知閣樓之上，竟有人潦倒如此！紹舜先生精於七弦琴，與琴棋相依，終身未有室家。每當夜深，焚爐撫弦（古琴為室內樂，聲不達於戶外）。他於琴曲有獨到見解，曾將胡笳十八拍辭，以十年之功，配入古琴胡笳十八拍曲。一日，雪滿杭城，夜闌人靜，我曾依辭為之試唱，正是“幾遍胡笳聲欲裂，人間始信有真情”。先生雖落魄，卻時有高人來訪。“文革”前，北京古琴家查阜西曾與之魚雁往返。在杭城，有曾與魯迅為朋友，其時亦衰病的許欽文，和當年《語絲》編輯，其時亦以糊紙袋為生的葦叢蕪等常相往來。但對他幫助最大，時時接濟他的則是曹湘渠先生。
曹湘渠時來閣樓。他是老右派，自然的他同情我這個小右派，我與他亦成了忘年之交。
曹湘渠，浙江黃巖人，幼年喪父，由寡母以針黹收入撫養成人，少年時期即被送往臨海海門某商號為學徒，少年老成，克勤克儉，帳房先生憐其幼年失學，教以習字、珠算。
數年後，抗日烽火升起，曹湘渠所事東家有二位在學小姐，思想激烈，投筆從戎，並鼓動家中學徒曹湘渠參與抗戰，於是同赴桂林。二位小姐不堪戰地艱苦，半途而廢，而曹湘渠則始終如一，在前線結識了邵荃麟，並得其栽培，加上自身的勤勉，終於成為一名稱職的戰地記者。不料故鄉老母思兒心切，謊稱病危。
曹湘渠既返故里，奉母命與幼年訂婚的福英女士結婚，遂任教於台州各中學。他以思想進步，博學多聞著稱，溫台一帶青年學子奉為偶像。王紹舜當時正屬青年，曾步行數十華里往謁曹先生。二年之後，福英病死，曹先生有〈哭福英〉長詩載於報章，一時讀者爭相傳抄，洛陽紙貴。接著先生受聘於《東南日報》副刊主編，因避寇，報社遷社址於浙東南龍泉山區，當時多所大專院校亦均避寇在此一帶，先生遂為青年所敬仰，在當地形成新文藝新思潮中心。
曹湘渠此時與小學教師林女士結婚，夫婦雙雙加入了地下共產黨，故五○年代共產黨執政後，曹氏因其出身並經歷，得以重用，擢升為浙江省工會主席。反右運動開始，即受數十年交往的邵荃麟右派案牽連，遂被劃為右派，於是上山下鄉，降級降薪。“文革”中林夫人又受黨內審查，因她曾與組織失去過聯繫，有一段說不清的歷史，大受折磨。曹氏長子因家庭變故，雖成績優秀亦不能入大學，當他參加寶石山修建防空洞之役，因山體塌方被壓而死。
雖然曹湘渠一家有諸多不幸，但他仍然熱誠待人，到右派“改正”時，曹湘渠已年過六十，被任命為省政協秘書長，屬下有省文史館，他即以王紹舜的古琴成就，聘之為文史館員，既有固定工薪，復有醫療保障，使王紹舜脫離苦難，免於凍餒之慮，可全心致力於古琴的探討。只是可惜，紹舜先生次年即病死故里。但此前中央廣播電臺曾派人來杭錄製了他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演奏，作為保留節目，曹湘渠使王紹舜成為死後的方干。
湘渠先生在我落實政策時，亦曾得其諄諄教導，關懷備至，使我得以不失時機，盡快走上工作崗位。當省文史館徴集史料時，他讓我撰寫黃賓虹、陳伯衡、錢士菁等學者的材料，藉見其對後進的鼓勵。他的辦事精神是深思熟慮，但謹小慎微﹔他的為人作風是救厄扶危，真誠相助。我來紐西蘭前數年，曹氏夫婦均已退休在家，我時往探訪。林夫人和藹親切，善良溫厚。湘渠先生贊她：在丈夫當官時她毫無驕色﹔在丈夫落難時，她亦一如既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