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CORE
李德霞
(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近代早期的葡萄牙既是信奉天主教的旧教国, 也是最早向海外扩张的欧洲殖民国家。
葡萄牙的宗教狂热决定了其在殖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本文以近代早期葡
萄牙在东亚海域的殖民扩张为背景, 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天主教的影响。
关键词: 天主教的影响; 近代早期; 葡萄牙; 东亚海域; 殖民扩张
中图分类号: B976. 1/ 5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9856( 2007) 04- 0084- 06
在谈及近代早期西方的海外扩张动机时, 追求 2/ S0[ Spirit( 精神) 、Spices( 香料) ] 或 3/ G0[ God
( 上帝) 、Gold( 黄金) 、Glory( 荣耀) ] 一直是最好的诠释。就是说, 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史既是一部政
治、经济和军事的扩张史, 也是宗教文化的扩张史。基督教不仅充当了殖民扩张的精神工具, 其本
身亦是殖民扩张的主要内容, 这便是所谓的/ 十字架与剑0的相结合。
[ 1] 因此, 近代早期, 在欧洲殖民
者所到之处, 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的殖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任何排除基督教
因素的研究都将与当时的史实不符, 这对于天主教狂热者 )))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尤为如此。鉴
于篇幅有限, 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天主教对葡萄牙在东亚水域的殖民扩张的影响。
一
早在葡萄牙人/ 第一次绕航好望角很久以前, 经济的动因便已经开始与宗教的动因并驾齐驱
了0。[ 2] 301所以, 当/ 标志葡萄牙海洋势力东进亚洲0
[ 3] 之始的达#伽马船队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
特抛锚, 两个会讲西班牙语的突尼斯人问他们来印度寻找什么时, 他们的回答是/ 基督徒与香
料0。[ 4] 37
/ 基督徒与香料0是葡萄牙人对上帝和财神之混合物的简洁定义, 正是上帝与财神这一混
合物把葡萄牙人带到了东方。[ 5] 157如果说香料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物质追求, 那么基督徒则是精神
上的动机。不论是物质追求抑或是精神动机, 两者事实上是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 共同促进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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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07- 08- 13
作者简介: 李德霞( 1972- ) , 女,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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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殖民者来说, / 海外扩张都带有一部分基督教十字军的性质, 政治的吞并和宗教的改宗是相互关
联的目的。0
[ 6] 78在这一点上, 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表现得更明显。早在东来以前, 这两个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便已视伊斯兰教徒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于葡萄牙来说, 十字军东征的冲动, 一
向都是专门针对摩洛哥的穆斯林的, 寻找几内亚黄金的欲望很快就与寻找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东
方基督教国王祭司王约翰( Prester John) 联系在一起。尽管不太确定葡萄牙进行首次/ 发现0航行的
意图何在, 但直到 1460 年葡萄牙知名航海家亨利王子死时为止, 葡萄牙人的海上冒险活动主要是
在追寻约翰和几内亚黄金的刺激下进行的。在若昂二世( Dom Joao II) 统治期间, 探索香料原产地成
为另一大重要因素。
[ 4] 19, 36- 37
葡萄牙殖民活动的形式和特点是/ 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封建主义、商业垄断和军事的结
合0,
[ 7] 72葡萄牙殖民者到亚洲来, 并不仅仅是为了攫取巨额贸易利润、抢占殖民地, 也是为了发动
对伊斯兰教的/ 圣战0。从一开始, 罗马教皇即授予葡萄牙国王征服并永远奴役异教徒和不信教的
人、及占有其土地和财产的特权。[ 4] 21在葡萄牙人的整个东航过程中, 他们获得了庞大的商业市场
和广袤的传教区域。/ 当起先是中国, 后来是日本为其商业贪婪及宗教热忱提供了足够的出口时, 0
葡萄牙人再也不愿把时间、金钱与精力花在有组织的发现航行上, 而是致力于经商与传教活动。必
须承认, 葡萄牙人在传教时, 常常充满激情, 甚至在香料贸易已不可救药地落入异教徒手中时, 他们
照样热衷于天主教事业。无论他们的传教动因是什么, 也不管他们的传教手段如何, 他们的这种虔
诚还是应该予以公正的承认的[ 5] 19, 157
, 就连其劲敌 ))) 荷兰人也不得不佩服他们。
在东方的一些感觉敏锐的荷兰人注意到, 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很多地区取得的影响和特权, 葡
萄牙人其实比荷兰人更具优势。虽说葡萄牙人有时采用的是强迫乃至野蛮的传教方法, 但凡在其
成功移植过罗马天主教的地方, 他们一般都会在那深深地扎下根来。吧城总督范#迪门( Antonio van
Diemen) 观察到, 葡萄牙传教士在改宗方面比荷兰人厉害多了, 他们往往更有热心, 能力也更强。荷
印政府悲哀地承认, 在同等的条件下, 他们自己的加尔文派牧师任何时候都竞争不过罗马天主教牧
师。在被荷兰人抢走的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上, 或是在留有天主教团体的异教徒统治领域里, 通常出
现这样的情况: 许多荷兰人转向罗马教堂或向他们妥协, 而由天主教转向加尔文派的却少之又少。
巴达维亚、马六甲、科罗曼德尔、锡兰、马拉巴尔等地的欧亚混血儿经常一有机会就冒险溜出去听弥
撒, 而使自己的教堂空空如也。他们宁可请一些过路的经过乔装打扮的天主教教士来为他们的孩
子施洗, 或为其婚礼举办宗教仪式。在如今的热带世界里, 当年由葡萄牙人植下的罗马天主教团体
在不少地方依然欣欣向荣, 而加尔文派教士虽然也曾在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地方工作过, 但现在
基本不留痕迹了。当然也有例外, 如安汶便是个典型。[ 4] 122, 124不过, 别忘了, 当初安汶是在几乎被
荷兰人屠杀殆尽的情况下强行占领的。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在宗教影响和传教效果方面的天壤之别, 主要在于两者截然不同的宗教态
度。对于葡萄牙人来说, 传播神圣的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比经营有利可图的贸易更重要, 尽管他们
的狂热与偏执有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如被驱出日本。在葡萄牙的任何一个殖民地,
教会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殖民地在其他方面的行动。对于荷兰人来说, 贸
易至关重要, 他们决不会因宣扬新教而危及贸易的正常运行。比如, 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教机构因太
倚赖于联合公司, 而未能在传教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8] 181
二
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另一大特点是在远东一边传教, 一边经商。这种普遍存在的/ 上帝与财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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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现象可追溯到 16 世纪的日本传教兴盛期, 当时的耶稣会士与澳门大商帆上的货物利害攸
关。[ 5] 169比如, 1573 年, 一艘葡萄牙克拉克船的遇难给了日本耶稣会士当头一棒, 因为他们把大部分
的工作资金投入到了昂贵的船货中。
[ 9] 38据 1621 年罗马教会的一份档案显示, 耶稣会士每年在贸易
方面的投资额估计在 3 000- 5 000 克鲁扎多之间。[ 5] 169耶稣会士参与丝绸贸易,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
不可避免的, 因为随着传教领域的日渐扩大, 筹措资金也日益困难。王室指定给日本传教机构的每
年1 000 克鲁扎多的马六甲关税要么付得不及时, 要么则干脆不付。1617 年, 在日本的耶稣会士埋
怨道: 他们已有 11 年未曾收到过这笔资金。应他们的请求, 王室特地颁布了一道法令, 规定务必从
澳门船只在马六甲支付的关税中划出这笔款项, 但很怀疑这道法令是否比以前的更有效。尽管耶
稣会士在印度的地产收入多少弥补了其活动经费之不足, 但这远远不够, 他们还得主要依靠其在澳
门丝绸贸易上的投资。在 1578 年与澳门商人订立的协议中, 日本传教团将从每年由澳门运至日本
的1 600 担生丝中分得 50 担, 这些可给他们带来了约 1 600 达卡或克鲁扎多的利润。
[ 9] 39, 94- 95
澳门的耶稣会士同样要靠经商来解决部分经费问题, 因为王室要求果阿政府从固定的租金或
关税中提供一定金额给耶稣会士的命令从未得到执行。1604 年左右, 有人对澳门耶稣会士的商业
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 在中国澳门, 他们( 耶稣会士) 有一所神学院, 隔壁是一家店, 有利于与学院进
行直接交流, 也便于具有敏锐生意头脑的主持教士进进出出。0有人指责耶稣会士存在着/ 重商主义
倾向0, 澳门学院既是/ 知识之屋、神圣之花园、使徒之学校0, 亦是/ 贸易之屋、商品之仓库0。1640
年后, 神父们主要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经商。[ 5] 169- 170
耶稣会士的从商行为多次为葡萄牙及后来的西班牙王室所禁止, 也遭到了其托钵僧教团同事
的批评, 尤其受到菲律宾的西班牙行乞修道士的谴责, 澳门的一些葡萄牙商人亦对此嗤之以鼻, 就
连耶稣会会长及罗马总部都不赞同这种/ 上帝与财神0的特殊结合, 但鉴于他们都无法提出令人满
意的解决方案, 也就只好听任耶稣会士以种种形式继续其商业操作了。
[ 9] 39
应该说, 不论神父们从贸易中赢取了多少利润, 也不管他们的贸易正当与否、合法与否, 他们的
确至少把部分钱用在了宗教事业方面。
[ 5] 41, 171正是 1556 年阿拉梅达( Padre Luis de Alameida) 加入耶
稣会后, 将其带来的价值 4 000- 5 000 克鲁扎多的白银投入到了澳门丝绸贸易上, 增加了耶稣会在
这方面的投资, 从而使得这些资金很快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日本传教机构的财产支柱。[ 9] 45
如果没有这种商业收益, 很难想象葡萄牙在东亚海域的传教事业是否还会那么成功, 因为维持从印
度支那到北京的各个传教点的巨额费用仅有部分是靠欧洲不定期的汇款来支付的, 而这些汇款还
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航行之后才送达目的地的。
[ 5] 172
三
葡萄牙霸占了马六甲之后, 便将其作为垄断东方航道与传播天主教的基地, 一方面抢劫、没收
穆斯林商船, 另一方面极力排斥伊斯兰教徒, 或迫使他们改宗, 同时派出很多教士到东南亚各地去
传教。
[ 7] 72, 83他们在马六甲推行的残暴的宗教政策激起了穆斯林的仇恨, 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荷兰殖民者充分利用了葡萄牙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 于 1641 年将马六甲从葡萄牙手中夺走。但
在小巽他群岛的危险暴露的位置上, 葡萄牙人却成功地在那里拥有土地。在皮特#达姆( Pieter van
Dam) 看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他们的牧师和教士把大部分土著民拉到他们那一边, 从而取
得了很多的好处0。[ 4] 122- 123在多明我会的努力下, 小巽它群岛上的恩得( Ende) 、弗洛勒斯、索洛、帝汶
等地的很多居民都效忠于葡萄牙人。[ 10] 14
1566 年, 多明我会修道士在索洛岛上盖了一座要塞, 用来
保护当地的基督徒免遭来自西里伯斯岛和爪哇岛的伊斯兰教徒的袭击。[ 5] 174-175, 177
17 世纪 30 年代
初, 由于没有荷兰人的骚扰, 葡萄牙人在索洛的贸易十分兴旺, 据说澳葡从檀香木的买卖中可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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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0% 的利润。
[ 11] 218编年史学家安东尼奥#博卡罗(Antonio Bocarro) 于 1635 年间接地提到了葡
萄牙索洛居留地的繁荣及其与澳门之间的檀香木生意, 这种贸易是由当地基督徒操纵的葡萄牙船
经由望加锡运作的, 这些基督徒很善战, 曾于 1630 年抓获荷兰船/ 耶格( Jaeger) 0号及其船员。[ 5] 178
没有一座城市比澳门这座/ 天主圣明之城0的命名更恰当的了, 澳门虽然是作为葡萄牙在远东
的贸易中心建立的, 但它很快就变成了葡萄牙在东亚的传教中心, 它在宗教方面的重要性直至其商
业繁荣已成昔日黄花后很久还继续存在。[ 5] 157气势磅礴的澳门大教堂曾是葡萄牙人培训来自中国、
日本、朝鲜、东京和印度支那等地的传教士的基地。
[ 12] 49
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有着多重身份, 他们既是传教士兼商人, 又是政治家或间谍, 必要时也充当
澳门的防御者。每年总有一些耶稣会士代表澳门当局到北京去向中国皇帝送礼, 他们往往趁此良
机一路传教, 为了更好地接近中国人, 他们留长头发、蓄胡子, 照中国人的样式装扮自己, 他们还会
讲汉语、写汉字, 据说途中能使不少人皈依天主教。
[ 13]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并非像一些人所宣扬的
那样, 完完全全是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家, 他们首先是作为传教士, 而不是科学家或汉学家来到中国
的。他们在客观上确实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过一定的贡献, 但那是为了更好地传教服务的。他们
也积极从事间谍工作, 搜集情报, 反馈信息, 并为澳葡当局在北京见机行事。尽管澳葡曾支持过即
将灭亡的明王朝, 但继起的清王朝并未把他们赶走, 这得感谢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巧妙周旋。同
样, 当清政府为制服郑氏家族而推行迁海政策时, 澳门没怎么受影响, 部分原因就在于留京耶稣会
士的请求。
[ 5] 155勿庸置疑, 在京耶稣会士也要冒相当的风险, 一旦他们的不良企图被中方发现, 他们
就有可能被遣返澳门或送进监狱, 乃至处死。[ 13] 109
在澳门几次遇到麻烦时, 耶稣会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 1608 年的澳门纠葛¹ 中, 40 多
名准备顽抗到底的日本人是在主教和耶稣会士的说服下才投降的。
[ 5] 54
1622 年, 荷兰人攻打澳门
时, 很多耶稣会士也参战了, 而且还是不错的战士。[ 13] 108
在日本, / 上帝和财神0的紧密结合显示了澳门和日本贸易从浪漫之始到悲剧之终的特点。倘
若说从一开始, 葡萄牙人便是为了寻找/ 基督徒和香料0而来到亚洲, 那么/ 基督徒和白银0则是将近
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葡萄牙船每年前往日本的两颗北极星。白银是他们从这个/ 日出之国0输出的主
要物品, 贸易的兴衰则与耶稣会士在日本的浮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9] 1从一开始, 日本统治阶
层或者为了欧洲军事技术和商贸利益, 或者为了借助天主教打击佛教教团的政治利益, 而容忍甚至
在某种程度上纵容天主教, 这种在性质上与日本人以前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宗教, 形成了日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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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1608 年, 一艘属于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 Arima Harunobu) 的日本朱印船在去印度支那的途中驶入澳门, 船
上人员伙同另一艘在附近遇难的日本船上的船员在澳门横冲直撞。当地中国政府要求澳门市议会将这些日本人
赶出去, 不敢得罪中国当局的市议员劝告日本人节制其好斗的行为, 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双方于 11 月 30 日在
水边发生武装冲突, 各有伤亡, 最后被总船长佩索( Andre Pessoa) 镇压下去。在日本幸存者被迫签订一份承认自己
对这场纠葛负责的声明之后, 澳门当局准许他们返回长崎。澳门纠葛传到日本后, 德川家康在有马晴信和长崎奉
行( Bugyo, 高级行政官) 长谷川( Hasegawa) 的挑动下, 下令对当时在日本的佩索( Andre Pessoa) 进行报复, 佩索誓死不
屈, 顽强抵抗, 最后亲手点燃了弹药库, 把自己连同大帆船一起沉入海底, 葡萄牙人因此丢失了价值达 100 万黄金的
贵重货物, 且从此他们在长崎不再享有治外法权。此次事件亦造成葡日贸易的暂时中止, 经葡方遣使送礼谢罪后,
日方才重开贸易。关于澳门纠葛的始末, 详见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52- 61. See also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1640, Lisbon, 1959, pp. 70-1, 76- 81.
上空前的天主教热潮。¹ 到日本统一后, 最高统治者基于种种原因多次下令禁教, 驱逐、迫害传教士
与信教的日本人, 直至最后借岛原( Shimabara) 起义之机彻底终止与葡萄牙人的一切来往, 天主教始
终是澳门 ) 日本贸易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在 1614 年之前, 耶稣会士一向扮演着澳葡商人的中
间人的角色。
[ 14] 一般是耶稣会士走到哪, 商人也跟到哪, 耶稣会士本身为了传教经费或其他目的也
积极参与丝绸贸易。在禁教期间则相反, 商人走到哪, 便掩护耶稣会士到哪。许多大名其实是为了
贸易利益才接近或接纳基督教的, 耶稣会士因此也往往利用贸易作诱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只要
需要, 耶稣会士便会毫不犹豫地对澳门商人施压, 促使其到指定的地方经商。当有马重纯( Arima
Shigezumi) 皈依天主教后, 耶稣会士诱使 1579 年日本贸易的总船长布里托(Leonel de Brito) 到有马的
领地去贸易, 以此作为对有马的奖赏。对于耶稣会士的安排, 葡萄牙商人们一般都会遵从。1581
年, 一名曾被日本人称为/ 葡萄牙人之王0的澳门商人兰代罗( Bartolomeu Vaz Landeiro) 吹嘘道: 为支
持耶稣会的传教事业, 他只将船开到那些欢迎基督教的港口。1621 年, 澳门总船长卡瓦尔霍( Jeronimo de Macedo de Carvalho) 遭日方拘捕, 罪名是暗中协助并教唆澳门传教士到日本。这并非无中生
有, 因为在 1615- 1618 年间, 大概有 20 名修道士装扮成葡萄牙商人和士兵进入日本。[ 9] 40, 42, 98天主
教与澳门 ) 日本贸易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致于幕府为了摆脱天主教, 不得不同时断绝与澳
门的贸易关系。因为对日本人来说, 对外贸易的保留, 不值得以大量牺牲他们新近赢取的国内和平
与国家文化作代价。[ 15] 101
综括全文, 宗教因素是促使葡萄牙殖民者东来的一大重要原因。葡萄牙人的宗教狂热在为其
殖民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 亦为其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从总体上看, 近代早期, 葡萄牙人在东亚海
域的传教活动还是颇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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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已增至 20 万名。参阅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 9, Clevel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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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司 韦]
Catholic Factors in the Early Portuguese Colonial Expansion
LI De-xia
(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t. s well known that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Portugal was both a Catholic country and the first European colonial country expanding overseas. Portugal. s fanaticism towards Catholicism determined that its colonial activities would inevitably
be influenced by Catholicism, in other words, the Catholic factor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from several aspects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Catholicism and its missionar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rtuguese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 area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influence of Catholicism, the early modern times, Portugal, the East Asian sea area, colonial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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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邵 鸣]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ingapore
LI Xiang-min
(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u 121001 Liaoning)
Abstract: Singaporean econom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 in recent decades, in which the harmonious, stable and flexible
industrial rel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ingapore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national corporatism and flexi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uman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every stage from the view of tripartite mechanism including labor, capital and politics, then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and features of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ingapor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ith
the viewpoint of legal system building and union organizations building in order to establish harmonious industrial relations.
Key words: Singap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corporatism, har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