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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右斗争观察: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26)/张成觉

2019年10月17日 综合新闻 ⁄ 共 347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江青挨批’

 以秀這樣一個老實人﹐與世無爭﹐出身又好﹐卻遭人物議﹐可見‘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 委實不假。而江青被最高批評的‘小道消息’ 不脛而走﹐就更屬理所當然了。因為她‘樹敵甚多’(最高語) ﹐粵語所云‘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恰為其最佳寫照。 (博讯 boxun.com)

說老實話﹐直到75年秋最高批江之前﹐我們在邊疆農場﹐對北京高層的內爭幾乎毫不知情。理論組有一位河南人董某﹐成分至佳﹐又略有文化﹐從團部加工廠調我連﹐擔任副業排長﹐屬於美差。他不知怎的﹐獲得驚人消息﹐某次學習會畢﹐低聲告訴我們﹕‘江挨批了﹗’我們都驚詫莫名﹐既無從求證﹐亦不敢‘擴散’ ﹐自己聽到就裝進肚子裡﹐我連對妻子也沒透露一星半點。

我們消息閉塞固非好事﹐但因此而謹小慎微卻可明哲保身。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實非我輩所能料。果然﹐才過了不久﹐上頭就下令追查‘政治謠言’ 。本來最高批江千真萬確﹐江當時還不得不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但‘娘娘’ 手段了得﹐竟能以‘查謠言’ 為名進行反撲﹐調動公檢法系統追究‘擴散’ 者﹐凡傳播過她挨批一事的都要交代。這正如<紅樓夢>所云﹕‘假作真時真亦假’ ﹐真真假假﹐是非混淆。

未幾便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緊接著周逝世。正是寒冬臘月﹐朔風呼嘯﹐天氣嚴寒。我那時已被新來的呂指導員提拔﹐代理本連文教。按照他的旨意﹐我在連部大禮堂設置了靈堂﹐懸掛了周的黑框標準相﹐供人弔唁。我自己曾一再掉淚﹐且全屬發自內心。不過﹐今天我對周的看法已有所變化。

四月間﹐天安門事件震動中外。我們奉命集會﹐表態支持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聲討鄧。其後﹐我還在團裡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言批鄧﹐說他是中國的納吉﹐和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一脈相承。梯也爾也是矮子﹐當時的報刊漫畫都將兩人畫成孿生兄弟模樣。我只是照樣轉述而已。但現在回想﹐自覺不妥﹐因為我對鄧作了人身攻擊﹐這是不應該的。

獲鮑昌青睞

我代理文教﹐除因新任指導員提拔﹐與原指導員馬君的栽培也分不開。他調回團部負責宣教工作﹐在政委﹑團長等領導面前﹐都稱許過我﹐說我‘善於學習’ 。而政治處楊副主任也很支持﹐他曾專程到我連參加試講會﹐聽我作試講。這是團宣教組召集的會議﹐各連文教出席﹐聽講畢大家再議論補充﹐然後回到本連在大會上講課。本來政治課應由指導員來上﹐但因其文化水平大多偏低﹐故由文教代勞。馬主持宣教組後﹐每次佈置講課﹐均在事前要求各連文教擬出提綱﹐他審閱後擇優選用﹐指定擬稿者準備試講。這既是集思廣益的好辦法﹐又可鍛煉文教﹐提高他們的水平。

團裡大膽使用我﹐不僅表現在讓我多次試講﹐包括在全團大會上安排我率先‘評<水滸>’ ﹐介紹‘智取生辰綱’ 的故事﹐而且支持我在<天津師院學報>發表雜文﹐這是我感念萬分﹐銘記不忘的。

事緣1975年10月間﹐鄧仍在主持工作﹐政治氣氛較為寬鬆之際。天津師院來函我團﹐了解我的政治表現﹐徵詢可否發表我的文章。團裡研究之後﹐回函稱我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又是<新疆日報>通訊員﹐發表過不少新聞報導﹐多次獲獎。表示同意他們刊登我的文稿。

當時還有一位通訊員舒君﹐常跟我合作寫文章。他是另一連隊的文教﹐出身幹部家庭﹐原籍江西﹐高中文化﹐頭腦靈活﹐勤於寫作。因他也曾向該院的學報投稿﹐團裡就在回信中一併介紹了他的情況。

結果﹐我的雜文<贊‘當官不像官’>﹐在<天津師院學報>75年第6期刊出﹐這是我首次發表文藝作品﹐並且是在一份全國性的大型雜誌上。主持該學報的編輯之一﹐是著名作家鮑昌﹐文革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與他素昧平生﹐直至他去世亦無緣當面請益﹐但我衷心感謝他的青睞﹐永遠忘不了他對我的提攜。他自己尚處逆境﹐跟我一樣屬於‘摘帽右派’ ﹐卻不怕增添麻煩﹐以培育新苗為己任﹐更屬難能可貴。

這份學報為雙月刊﹐當時頗有名氣﹐幾乎可與上海的<學習與批判>相比肩。只是由於上海乃‘四人幫’ 的老巢﹐<學習與批判>為其主要喉舌﹐故地位略高。天津則因市委書記王曼恬受賞識﹐又是女性﹐身分特殊﹐故亦獲准出版一份類似的刊物。

共同署名

鮑昌其後發過我多篇雜文﹐但署名均為舒跟我兩人﹐舒居前。如此署名出於新疆某報的建議﹐他們說舒政治身分好﹐稿子若出問題﹐追究起來責任主要由他承擔﹐處理上會較寬鬆。我認為所言不無道理﹐遂同意按此辦理。我們兩人共同署名發表的文章近百篇﹐刊登於國內幾十家省級以上的報刊上。它們全部由我構思﹑執筆﹐成文後交他校閱並謄正﹑複寫﹐然後經他的手寄出。刊出稿基本上與我執筆寫的初稿完全一樣﹐個別錯漏他會作增補。當時投稿並無稿費﹐77年後陸續恢復稿酬制度﹐實際也幾乎屬象征性的﹐每千字才幾塊錢。我們兩人實行對半分賬﹐直到合作中止。我們的署名方式是歷史造成的﹐而且他的校閱使我有安全感﹐我對此無悔﹐並應向他致謝。

我們還在<天津日報>上發表過雜文﹐那是‘評<水滸>’ 期間﹐題為<宋江緣何看中燕青>。這是鮑昌作的紅娘﹐因為學報出版週期長﹐他怕時過境遷﹐正好他夫人任職該報副刊部﹐遂將稿子轉去。

77年團裡一度想調我到團部中學﹐教高中化學。我已多年未接觸該科教材﹐情急之下致函鮑昌求助。他很快給我寄來一大疊教學資料﹐後來雖因故未就化學教職﹐但他的古道熱腸實在令人感動。

古人嘗謂‘不悔少作’ ﹐今天重翻自己的處女作<贊‘當官不像官’>﹐我亦作如此想。‘當官不像官’ ﹐出自廣西欽州百姓對縣委副書記的稱頌﹐該副書記名許裕﹐他有次在某公社排隊等公共汽車﹐人擠天熱﹐輪到他上車時﹐前面一位老人說自己暈車﹐請他幫忙買兩分錢酸梅﹐他一口答應﹐轉身便出站去買。群眾讚他﹕‘好個副書記﹐真是“當官不像官” ﹗’文章一開頭我引了<聊齋>裡的一段文字﹕‘問何以為官﹖曰。。。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以作對照﹐旨在鞭撻有的幹部﹐這些人到處擺架子﹐‘官氣’ 十足 。我發現﹐文章至今並未過時。

當時‘四人幫’ 在輿論上也反對‘官氣’ ﹐強調‘官兵一律平等’ ﹐尤其要求各級幹部都要下去參加勞動。但實質上是推行極左﹐只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許多農民小生產者﹐往往要求勞心者和勞力者做一樣的事﹐而不懂得兩者的分工是一種社會進步。他們不了解﹐要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只能靠全民教育的普及與提高﹐而不能把腦力勞動者從事的複雜勞動取消﹐讓他們都改事簡單勞動﹐那樣的話﹐只會造成社會的倒退。

但‘四人幫’ 的極左路線﹐就迎合部分落後群眾的心理﹐片面強調體力勞動的光榮﹐不承認腦力勞動也是勞動﹐變相否定腦力勞動的價值。像‘學大寨’ ﹐便要求幹部實現‘一﹑二﹑三’ ﹐即縣﹑公社及生產大隊三級幹部﹐全年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分別不少於一百﹑二百跟三百天。有的職工說﹐幹部就是既要‘幹’ ﹐又要‘部’ ﹔幹是幹活﹐部是部署﹐一半一半。這就把企業管理這種複雜勞動﹐排除在勞動之外﹐是極端錯誤的﹐又是極為無知的。

不懂馬列

我那時對馬列主義所知甚少﹐全文通讀過的經典理論著作僅<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兩本﹐均列入最高要求各級幹部必讀的六本書之內。另外四本﹕<哥達綱領批判>和<法蘭西內戰>均未卒讀﹔<反杜林論>讀了一小部分﹐啃不下去﹔<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更是淺嘗即止。但儘管如此﹐我相信自己已比許多人讀得認真﹐理解也決不稍遜於他們。

以最高的知識結構和閱讀習慣而論﹐他讀過的馬列原著﹐大概亦止於此六本而已。他不懂高等數學﹐不懂外文﹐<資本論>肯定沒認真讀過﹐就算讀了一點﹐也不明所以。但他善於抓要點﹐用他的話來說﹐叫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將馬克思主義概括為﹕‘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和‘造反有理’ 。基於前者﹐他隨心所欲地解釋馬列﹔根據後者﹐他把阻礙或妨礙他當權的人都打倒。其實﹐他的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解放全人類’ 風馬牛不相及﹐倒是跟列寧相吻合。不過﹐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比列寧多了‘山大王’ 的味道。

他的‘親密戰友’ 中﹐最了解他的心意者莫過於林彪。林學馬列也好﹐學毛著也好﹐都善於抓精髓﹐一針見血。他根本不屑於皓首窮經﹐尋章摘句。我相信﹐林對‘毛選’ 四卷也從未通讀過一遍﹐但他對最高的若干警句是得其神韻的。後來他叫手下編毛<語錄>即源於此﹐但對這本272頁的‘小紅書’ ﹐他也未必從頭到尾讀過一次﹐因為他認為最高的話‘一句頂一萬句’ ﹐他只要領會關鍵的幾句便足夠了。毛的‘好戰士’ 雷鋒嘗云﹕<為人民服務>夠我們學一輩子﹐學好了夠我們用一輩子。<為人民服務>雖不長﹐也有好幾段。林連幾段也用不著﹐他比雷鋒高明得多﹐他提的‘活學活用’ 尤屬不刊之論﹐劉﹑周﹑朱﹑陳﹑鄧各人均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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