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BBC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激发社会治理创新，增加和谐因素，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大众。为顺应国内政治时尚，笔者也给新政府，尤其是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侃一下有关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一点具体着边的治理创意，看看政府是动真格，化创意为制度，还是喊喊口号，忽悠忽悠国内百姓。
众所周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但是执政党目前头疼而且也是国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不但会影响社会稳定及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贫富差距矛盾的思路国际上无非有两种：一是杀富济贫，向富人征高税；二是扶贫解困，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穷人收入。在中国，解决贫富矛盾，应以哪种思路为主导哪？
这里有两组数据供参考：第一， 在中国，20%的富人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是48%，而世界的平均值为同样比例的富人占社会总收入50%；第二，在中国，20%的穷人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为3%，而国际的平均值为6%。
由此可见，在中国，目前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中国穷人穷得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两组数据比较给中国的启发是，中国解决贫富矛盾的基本思路不应以杀富济贫为主，相反，应在扶贫解困方面多做投入，提高穷人的收入。
穷人致富
提高穷人收入的办法有很多，一种是施舍式，直接用物质施舍帮助穷人，另种是自力式，帮助穷人提供工作或创业机会，通过让穷人工作或创业去自力脱穷。
笔者认为后者更有可持续性，更应是中国社会应该倡导的方法。俗话说，人不怕穷，就怕不能从穷变富。由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多想办法帮助支持穷人通过劳动或创业提高收入，尤其是在帮助穷人创业致富方面，去创造更多的便利通道，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该通道的高效畅通。
另外，也请国内媒体朋友，对这方面给予配合，加大力度宣传穷人如何致富，例如每年搞个穷人致富排名榜，宣传每个地区穷人致富的发展成就，减少对富人财富攀比的关注，让中国掀起一个帮穷致富的新风气。 为支持‘穷富互动’，中国政府还应鼓励社会或民间开创‘致富基金’，为致富基金提供税收激励，让有能力的穷人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基金的支持，自力创业，脱贫致富。
除了通过提高穷人收入去缓解贫富矛盾外，还应把社会低薪阶层的收入与高薪阶层的收入变化控制着，让两者的变化挂靠在一起。 因为加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职工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根据对中国上市公司工资分配的调查，笔者发现在2001年的时候，上市公司前3位高管的平均薪酬是职工薪酬的16倍左右，而到了10年以后，这个差距则从16倍变成46倍，在10年时间里，差距加大了将近3倍。由此可见，贫富差距拉大产生的另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高管薪酬上涨与企业普通职工薪酬上涨的比例脱钩，企业高管的薪酬上涨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
在国际上，高管薪酬与职工薪酬之比，在美国为150倍以上，英国为30多倍，德国只有5至6倍左右，在中国却是46倍，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薪酬差距
除美国外，中国企业高管与职工之间薪酬的差距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公司治理方面有严重的缺陷，最显著的是在公司治理制度中缺乏劳方代表，即企业薪酬委员会中没有职工代表，而企业的薪酬委员会正是企业薪酬制度管理的节点，英美企业在薪酬委员会中也没有职工代表，这也是造成英美企业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德国之所以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较低，是因为德国企业在公司治理中有职工参与，从而使企业高管薪酬上涨与普通职工薪酬上涨能够有效的挂靠起来。
笔者认为，在缓解贫富差距矛盾方面，中国应借鉴德国的制度与经验，改革目前完全由资方掌控的公司治理，通过创立新制度，在公司的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里，引入职工代表，让劳方参与对高管工资上涨的管理，确保高管工资上涨与普通员工工资上涨相互挂靠，从而在企业层次上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政府要和谐，发展成果要惠及百姓，通过企业治理制度的改革，让职工参与企业收入的分配，比目前让资方独揽分配权的制度，更具有意义。
小小的三个创议，政府加大扶贫投入，增加穷富互动，积极支持帮助穷人创业致富，改进完善公司治理，在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中引入劳方代表，控制企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对国内目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矛盾，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施这套组合拳，对具有高度执政权威的中国政府而言，应该是轻而易举，实施成本与维稳开支相比，是再低廉不过了。不过，好用不等于能用，百姓喜欢的不等于执政精英也喜好，否则，政府与百姓也就和谐了。
笔者在此聊聊时政，抛砖引玉，与中国政府互动互动，看看十八届三中的政策是玩真的，建立一些类似本文推荐的具有实实在在意义的可操作地具体减贫措施，还是喊喊口号，哄哄百姓，做一下秀。
（责编：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