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流感肆虐
人生的確時有起伏。1957年春不少人都經歷了一次波折﹐其威脅甚至大於2003年的‘沙士’ ﹐那便是全球流行性感冒的爆發。交大上海部分據說有學生染病不治﹐我們西安雖無死亡個案﹐但也弄得人仰馬翻﹐秩序大亂。
其時﹐一﹑二年級學生三千餘人﹐先後病倒的超過三分之一﹐故學校停課數日。我起初一直平安無事﹐到發病高峰期已過﹐恢復上課後卻病倒了。正好那是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期間。那天我覺得發燒﹐也沒看醫生﹐就請假回寢室躺下﹐用厚被子蒙著頭想發汗﹐不料汗出不來﹐燒得更厲害。無奈﹐只好起來﹐走去校醫院看病。
雖是四月間﹐天氣卻相當熱。我一邊走一邊感到頭上發燙﹐但還是沒出汗。到了校醫院﹐人很多﹐連走廊也坐滿了。負責掛號的護士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說發燒。她給我一根體溫計﹐讓我含在嘴裡。我就站在門邊探體溫。過了一會﹐當我把體溫計還給她﹐她略一瞧便喊道﹕‘來﹐你現在進去看醫生﹗’我問多少度﹐她說39度2。原來按規定﹐發燒39度的作急診處理﹐不用排隊輪候。
醫生診斷迅速﹐吩咐立即送隔離病區治療。幾乎馬上門外就響起救護車的警號﹐那是停在校醫院門口的十字車發動了。兩名穿白色隔離衣的男護士攙著我上車。車子嗚嗚響著向空置的學生宿舍樓開去。那原是為下一學年從上海遷來的的舊生準備的﹐在我們宿舍東面﹐相隔五百米﹐現在權充隔離病區。
到了病區樓下大門口﹐早就有兩名健碩的男護士守候。把我領進門後﹐其中一人留在門邊值勤﹐另一人帶我上三樓病房。前面的都住滿了﹐一直到離走廊盡頭不遠的房間才有空床位﹐裡面已經住了兩個人。他問明我的宿舍房號﹐讓我把需用的衣物毛巾及暖瓶等寫在紙上﹐以便派人通知同室的同學送到樓下再轉給我。這裡面的病人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不許進入﹐以防傳染。
緊接著﹐就有女護士來給我打針和發藥﹐並再次探體溫。先前的男護士離開前留給我一個暖瓶﹐說借給我用﹐直到我自己的送來為止。
同房間的兩位精神都不錯。他們說進來已三﹑四天了﹐這裡每天日間四次探體溫﹐夜裡還有一次。要連續三次低於37度才能離開。有的住了六﹑七天還未符合要求。
我高燒了一天﹐覺得喉嚨發乾﹐很渴﹐一口氣喝了兩杯熱開水。水很燙﹐我歷來不喜歡那種不冷不熱的‘溫吞水’ ﹐要麼是滾燙的﹐要麼是冰涼的才好。所以這裡的開水正合我意。但這一暖瓶開水才喝了一小半﹐男護士就來換開水了。他把我們原先瓶裡的全倒在一個桶裡﹐隨即灌上剛燒開的水。平均不到四小時﹐他就來一次﹐換舊的﹐灌新的。
吃的病號飯是伙房專門做的﹐一天四頓﹐包括一頓夜宵。有麵條﹐有稀飯﹐任選一樣。味道不錯﹐每頓只收一毛五分錢飯菜票。據說校方有補貼。
我喝了很多開水﹐出了一身大汗﹐用熱水抹了一次澡﹐舒服多了。當晚探體溫﹐36。9度。隨後繼續喝水﹐又不斷解小手﹐人雖感乏力﹐精神卻很好。夜裡探體溫﹐還是36。9度。護士說﹐要是我明早再不發燒﹐中午便可出去。聞之大喜。
次晨醒來﹐渾身涼涼的﹐估計燒已全退。一探體溫﹐36。8度。護士說等醫生上班後﹐再檢查一下﹐如無別的問題﹐便可離開。未幾﹐班裡派人來慰問﹐但在樓下被擋駕。護士把慰問品捎上來﹐還有一封信。我對同學們的盛情至為感謝。
醫生到來查房時﹐已近中午。他仔細檢查了一番﹐表示可以回宿舍休息﹐繼續吃藥﹐鞏固療效。我如獲大赦﹐馬上收拾離開。回去見到班裡同學﹐大家喜出望外。他們說我是最後一個患病者﹐又是唯一入隔離區的重病號﹐但不是最後康復的一個﹐都為我慶幸。從他們的表情和話語﹐我感到其關懷之忱﹐均屬發自內心。患難見真情﹐那時我和班裡每位同學都是互相友好的﹐彼此全無芥蒂。
可惜﹐不過半年光景就此情不再了。那把達摩克利斯的劍﹐已經高懸在我的頭上。根本變革
在此之前的入學之初﹐共青團已宣告正式成立﹐胡耀邦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從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到1956年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不是名稱的簡單更換﹐而是意味著社會的根本變革。這一更名﹐同當年年初宣告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兩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1949年10月﹐當局曾言之鑿鑿地講過﹐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其性質與社會主義不同﹐它要革封建主義的命﹐資產階級並非它的革命對象。這都寫進了首屆全國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裡面。但才過了兩年多﹐最高就在1952年6月作出結論﹐謂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樣資產階級便成了現政權的對立面。
但儘管如此﹐53年6月最高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時﹐說的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54年9月底誕生的首部<憲法>﹐將此全文載入。
然而﹐最高急功近利頭腦發熱﹐輕率地改變了他手訂的總路線﹐<憲法>更形同廢紙。即使從1953年6月計起﹐到56年1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一步完成﹐其間只用了兩年零九個月。這絕不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而是相當短。資產階級被消滅了﹐資本家以及中小工商業者﹐都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方人員﹐領取工資過活﹐另外收取微薄的‘定息’(以其資產為基數﹐自56年元旦算起﹐年息5釐﹐為期7年)。最高否認這是對資本家的剝奪﹐還將定息名曰‘贖買’ 。他的意思是﹐沒有像蘇聯那樣沒收資本家的全部財產﹐已屬‘皇恩浩蕩’了。
我家庭出身雖被定為地主兼工商業﹐但土改時已被剝奪淨盡(仍不夠‘交餘糧’ ﹐成為父親遭處決的主要‘罪狀’) 。上述‘公私合營’ ﹑定息等等﹐自與我不相干。所以﹐我不會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遭‘共產’ ﹐有任何切膚之痛。對‘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易名‘共產主義青年團’ ﹐當時也反應遲鈍。我還在寫給佳敏的‘情信’中說﹐這沒有太大分別﹐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 ﹐團依然是‘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入團夢碎
這樣的認識反映我政治水平之低下﹐儘管從中學到高考﹐以至上大學後﹐我在政治科考試中一直拿高分﹐但那純屬紙上談兵﹐對我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好處。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此後不久我即被告知﹐我的‘入團夢’可以休矣。
當然﹐原話並非如此﹐而是婉轉得多﹐甚至頗具外交辭令色彩。那次找我談話的是本班共青團支部書記﹐這位溫文爾雅的‘班三角’之首﹐平素總是對我笑容可掬﹐客氣謙恭﹐這回不改常態﹐語氣平和。他鄭重通知我﹐已經接到廣州市六中團委轉來的材料﹐對於你申請入團的願望﹐我們表示歡迎。團的大門對青年一直是敞開的﹐你的優異學習成績和各方面的良好表現﹐我們都很讚賞。
聽他講到這裡﹐我已有不祥之感。雖然我認為他並無溢美之辭﹐班裡對我表示敬佩的大有人在。一位上學年的留級生﹐有次在宿舍樓下路遇﹐竟當面問我﹕‘都說天才就是勤奮﹐那麼天才加勤奮是什麼﹖’我應道﹕‘我不是天才﹐無從知道。’但我此刻卻猜想﹐唱讚歌之後﹐會接‘但’ 字文章。
果然不出所料。
‘但是﹐’他話音輕柔﹐毫不刺耳﹐‘按照有關政策﹐組織上對像你這種家庭背景的申請人﹐需要長期考驗。’
我自然明白﹐他固然是代表共青團跟我談話﹐相信也向我們系的一年級黨支部請示過﹐其權威性不容置疑。一句話﹐共青團的大門對我關閉。
不過﹐遲鈍的我竟然發問道﹕‘長期是多久﹖’須知我遞交書面申請已三年餘﹐畢業前夕才正式獲發一份入團申請表﹐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有關部門統一印製的﹐通常只發給‘發展對象’ ﹐即可以考慮接收的申請者。用香港的說法﹐叫做取得‘入紙’資格。此前的兩年半時間裡﹐我是連‘入紙’ 的資格也不具備的﹐儘管幾位班主任都在學期評語中﹐一再諄諄教誨我﹐要‘努力創造條件﹐爭取入團’ 。可是他們均屬非黨人士﹐大概跟我差不多﹐並不明白那‘條件’ 是我無論怎樣‘努力’﹐也‘創造’不來的。這個道理﹐我到那一刻還是若明若暗﹐故愚蠢地提出問題﹐向代表‘組織上’ 的團支書請教。
好在對方倒很大度﹐並不認為我裝糊塗。他耐心地解釋﹐長期就不是短時間﹐具體到什麼時候很難說準﹐你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如此等等。
談話結束後﹐我如常到圖書館用功。晚上回宿舍途中﹐想起<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裡兩處細節﹕前者講卓婭年幼時一次犯錯被母親處罰﹐不准出席當晚一場音樂會。她找身為布爾什維克的外婆替她求情說﹕我是少先隊員﹐少先隊是黨領導的﹐我也帶了點布爾的味道。讓我們倆像兩名布爾談話似的﹐好好談一談。不過談的結果沒起作用。後來卓婭被吸收入團﹐她外婆對她笑說﹐你現在才真正帶了點布爾的味道。她外婆說的沒錯﹐團組織絕非兒戲﹐當局從來都對之寄以厚望。我這樣的人﹐是絕不可能被允許高攀入內的。兩個講話
當時我所在的運輸起重機械製造系有五個專業﹕三個機車製造(電器機車﹑蒸氣機車和內燃機車) ﹐加上車輛和起重機製造﹐其中一年級十一個班﹐每班一個布爾﹐似乎全屬調幹生﹐因為應屆高中畢業生基本上沒有布爾。他們的年紀應全在25歲以上﹐大體上都已有家室﹐故跟非調幹生的同學截然兩樣﹐彼此來往一般都較少。
我們班的符君跟我同寢室﹐據我觀察﹐除那位福建籍的團支委有時上下課和他同行﹐並且好像互相也談得來﹐其他同室者對他都敬而不親。別的寢室的同班同學也如此。他似乎至少半個月要過一次‘組織生活’ ﹐即布爾開會﹐通常是機車專業某班一位布爾來通知他﹐若不遇則留一字條﹐估計那是小組長或支部委員﹐年齡比他大﹐看樣子入學前是個什麼‘長’ 。我對此人卻有點失禮﹐不記得因何竟兩次呵斥他﹐雖然可以肯定均屬無心之失﹐並非有意衝撞或不敬﹐但第二次事後我向符君表示歉意時﹐符笑稱你已不是首次了。如此區區小事﹐記得這麼清楚﹐說不定開會時他們議論過﹐而那位什麼‘長’ ﹐此前一定從未遭別人呼喝過。
但在我們系一年級的組織裡﹐該員還不是頭號人物。那位一把手姓陳﹐電機車專業的﹐後來遷回上海他當了校學生會主席﹐成了專職的學生幹部﹔而他的前任則升為(或平調為)運起系的總支書記。
此位陳君官氣頗大﹐不僅以睥睨眾生的態度看待我們﹐連政治課的教師也不在他眼裡。有一次晚上大班補課﹐200多人都凝神靜聽﹐認真作筆記﹐唯獨他一人踞坐於中間的座位﹐在做機械製圖作業﹐還不時拿起草圖﹐從不同角度打量﹐旁若無人。他週圍的同學對此視而不見似的。我坐在教室後排﹐將此看得清清楚楚。以他堂堂支部書記之尊﹐又是調幹生﹐理應自愛﹐帶頭遵守紀律﹐尊重老師。而他竟反其道而行之﹐實在匪夷所思。後來整風對組織上提意見﹐我鄭重地寫了一張小字報﹐交給班上轉呈﹐不知他是否看到。
整風是最高提出的﹐他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宣佈﹕‘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次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 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隨後的3月12日﹐他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這兩個講話後來向大學生作了傳達。前一講話並於反右開始後的6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可是跟我們當初聽的大不相同。
據我的印象﹐原來他宣稱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百家爭鳴﹐也可以講唯心論’﹔ 強調要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向自然開戰﹐著重於經濟建設。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爭論﹐態度寬鬆甚至幽默。例如他說﹕最近北京有一個戰役﹐有幾個解放軍在那裡圍剿王蒙﹐我要替王蒙解個圍。王蒙又不是我的兒女親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這是指王蒙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題為<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寫一個區委組織部裡的官僚主義﹐遭陳其通等四人圍攻﹐陳是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少將軍銜。最高還說中國和蘇聯不怕原子彈﹐因為中國有座崑崙山﹐蘇聯有西伯利亞。這些在正式發表時都刪掉了。
更令人驚詫的是新增的內容﹐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這就重新突出了階級鬥爭。而所謂六條政治標準﹐也是講話裡原先沒有的﹐說的是如何識別‘香花’ 與‘毒草’。 其重點在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看似明確﹐實質空泛﹐可隨意發揮。這種缺乏法律嚴謹性的文字﹐後來竟成為劃右派的準繩﹗
不過﹐上述講話在<人民日報>見報之前﹐沒有人會料到最高‘引蛇出洞’ 這一手。相反﹐他直到4月底還一再號召﹐對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切實攻一下’ 。5月1日<關於整風的指示>正式發表。於是﹐不少知名的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陸續在當局召開的座談會上慷慨陳辭﹐‘幫助黨整風’ 。學校黨委也發動師生﹐積極提意見以改進工作。從上到下的各級領導﹐都要求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