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古都印象
回首往事﹐我仍會為當年高考數學失分耿耿於懷。但再一細想﹐即使我考上清華﹐是否就此成為‘最幸福的人’ 呢﹖實在難以斷言。人生際遇變幻莫測﹐至死不休。所謂蓋棺論定﹐其實未必。最高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就未必壞﹐連2210年前暴斃沙丘成了鹹魚的秦始皇﹐也還有張藝謀為他高唱‘英雄’ 頌歌。而李白更比張大導早一千三百年﹐詩曰﹕‘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千古一帝端的氣魄非凡。 (博讯 boxun.com)
不過﹐以我們當年所見的帝都長安﹐實在與現代化的步伐難相適應。或者是生於香港﹑長在珠江三角洲的緣故﹐我對於既非海港﹐又無大河的城市是並不看好的。電影<河殤>將我們古老中華的傳統文化﹐比喻為像黃河﹑黃土地的文明﹐而將現代文明比作大海般的藍色文明。海較河寬闊得多﹐象徵前景無限。倘此比喻成立﹐則有河尚有希望﹐可以奔流入海。如果連河都欠奉﹐那就難免閉塞﹐望洋興嘆。
當局大概也考慮到西安的地理特點﹐故將上海的若干大廠內遷時﹐安排的主要是電工行業﹐並在古城西南郊興建全國最大的電工城。相對而言﹐其用水較少。為了保密﹐那些工廠都以數目字冠名﹐類似351廠之類﹐工廠大門不掛招牌。偌大一個電工城更自成一區﹐佈置警戒線﹐閑人免進﹐且同民居相距甚遠。
但實際上﹐廠名如此神秘﹐天曉得到底有什麼作用。因為這一類民用工業的終極產品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我後來去過其中一個開關整流器廠﹐裡面上千工人﹐都知道自己廠生產什麼﹐他們的家屬親友也一清二楚﹐那如何保密不讓外人知道﹖這同美國二戰時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完全兩樣。後者那麼多元件﹑零件﹑部件﹐流水作業﹐一般工作人員根本無法得知造的是什麼。何況那是戰爭時期﹐軍工產品理應保密。對此﹐或者只能以國情不同解釋。當局崛起於延安山溝所在的陝北黃土地﹐該處向來封閉。故要講開放﹐講透明度﹐或需一漫長過程也。
不過﹐話分兩頭。就西安古城而言﹐保留城牆﹐這倒應予肯定﹐不能視作與開放背道而馳的封閉。我們當日下了火車﹐在古色古香的車站門外廣場﹐登上旅游巴式的交大校車﹐沿著解放路﹑和平路駛向和平門時﹐對這座千年古城的第一印象還是不錯的。
市區面積不大﹐鐘樓﹑鼓樓保存完好。馬路旁平房居多﹐間有兩層的小樓﹐三層以上的樓房屈指可數。路面基本整潔﹐行人衣著樸素﹐有的甚至顯得破舊﹐但尚不至襤褸。頭戴圓形白色小帽﹑身穿白褂子的回民隨處可見。
新建的交大位於南郊和平門外﹐佔地36萬平方米﹐即540畝﹐是廣州蘇聯展覽會場地的3。27倍﹐西安在撥地方面無疑是大手筆﹐給足了面子。不過﹐週圍的環境卻很令我失望。校園伙食
對此﹐我曾在一篇題為<交大生活雜憶>的文章中寫道﹕
‘記得入學當日﹐教學大樓外尚有未拆完的腳手架﹐寬闊無比的校園完全是開放式﹐既無圍牆又無大門。校外一條東西向的塵土飛揚的大馬路﹐週圍大片黃土地﹐雜有綠油油的莊稼及低矮的院牆圍著的簡陋農舍﹐樹木汽車和行人都很罕見。這和我所熟悉的廣州中山大學的校園(原嶺南大學校址)相比﹐可謂天淵之別。不過﹐想到交大響噹噹的招牌﹐便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現實了。
回憶一年級的學習生活﹐最難忘的是高等數學考試和校園內外若干美味食品。
第一學期的期終考有一門主科實行口試﹐那就是高等數學。這對於全體新生都稱得上“ 大姑娘坐花轎---頭一回” 。感謝授課的馬知恩老師﹐他雖然年資不高﹐但工作認真﹐循循善誘﹐尤其是講定理的證明﹐邏輯嚴密﹐語言精練﹐所以我通過口試的理論部分時感到揮灑自如。但其後演算一道微積分題﹐我卻有點緊張﹐馬老師和藹地鼓勵我從容作答。我終於用分部積分法演算出來了﹐結果得了5分﹐成了全班僅有的三個最高分者之一。當晚﹐我和一位同班兼同寢室的西安籍同學﹐步行幾公里進城﹐由我作東﹐在東關一家食店吃羊肉丸子慶祝。
印象中﹐那次的羊肉丸子並不特別可口。據說﹐羊肉泡饃是西安的馳名美食﹐不知為什麼當晚竟失之交臂﹐而且我至今亦未品嘗過。後來校內所設的食店(名叫小食部﹖)似乎亦無供應此一當地特色美食﹐因為廚師們都來自上海。我光顧該處時總是要一碗陽春面﹐只花一角五分錢﹐那鮮美的上湯面上﹐飄著幾朵油花﹐連同幾莖碧綠的蔥花發出的淡淡幽香﹐使人饞涎欲滴﹐食指大動。但嚴格來說﹐此美味似與西安不大相干。不過本地特產食品亦非乏善足陳﹐例如水果中的杏就屬佳品。其色呈金黃﹐多汁而香甜﹐食後齒頰留香﹐可謂價廉物美。
學生食堂的伙食也算得價廉物美。剛入學時實行包伙﹐每人每月13。5元。八個人一桌﹐按班編桌﹐一律站著就餐﹐沒有“坐吃山空” 之虞。西安市有關方面很照顧我們﹐平時主食都是大米飯。一筐筐放在走道上﹐沒有定量的限制。但每月有幾頓要吃面食﹐除了每桌上的幾盤菜如常供應外﹐走道上放的有一筐筐白面饅頭﹐一桶桶麵條﹐還有若干筐雞蛋炒飯﹐任君選擇。如此照顧週到﹐實在應當感謝總務部門包括食堂的員工﹐也要謝謝西安市政府。遺憾的是﹐極小一部分嬌生慣養的來自南方大城市的同學﹐竟把雪白的饅頭拿回宿舍亂扔﹐校方幾次把饅頭撿回來放在食堂展覽﹐依然杜絕不了。
後來改行食堂制﹐主食為米飯﹐用鋁碗盛著蒸好﹐每份六兩﹐收六分錢。菜分甲﹑乙﹑丙三等﹐價格依次為一角五﹑一角﹑五分。甲﹑乙菜均有肉。比包伙多了選擇﹐浪費饅頭的事好像再沒聽說了。教授甚少
學生食堂靠近宿舍﹐難得見到老師﹐他們居住的交大新村遠在一公里外。當時交大的教授﹑副教授共91名﹐已到西安的甚少。教我們基礎課的僅有一位講師(化學)﹐那就是張世恩先生。張先生約35﹑36歲﹐據說是民主黨派成員。教我們俄語的是俞振旅老師﹐相當年輕﹐工作十分熱情。他曾組織我們班和他教的另一小班(屬車輛專業)聯歡﹐自己掏腰包買糖果招待大家。那時正好上映30年代著名影片<夜半歌聲>﹐男主角唱的主題曲“空庭飛著流螢﹐高臺走著狸牲﹐。。。”不脛而走。與會的車輛專業一位女同學﹐竟然反串唱起這首歌﹐而且有板有眼﹐頗為出人意料。
上學期的政治課稱為<馬列主義基礎>﹐教材是<聯共黨史>﹐講大課的是馬鼎璋老師﹐滔滔雄辯。記得第一節課他闡述學習本課程應取的態度時﹐除列舉正面的論點外﹐還提到一種態度﹐說是“既來之﹐則安之” ﹐有點苦口婆心的味道。
我們所在的運輸起重機械製造系﹐系主任為程孝剛教授﹐是那時交大僅有的三名學部委員之一﹐身兼全國人民代表﹐在學生中威信很高。9月初開學時﹐他曾特地從上海飛西安﹐向我們一年級新生講話。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專門到現場拍攝實況﹐大概屬於<新聞週報>的一節(放映兩﹑三分鐘)。他主要講了專業對口的問題﹐因為那時有的大學畢業生埋怨學非所用。程教授說﹐大學五年裡學三﹑四十門課﹐畢業後只要有一門用上了﹐就算對口了。這個說法是否成立我想大概是見仁見智﹐但他開講前﹐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全國鐵路示意圖﹐手中粉筆隨心所欲﹐揮筆立就。這給我很深的印象。可惜我後來無緣親聆其教誨。
課餘的文娛活動主要是週末舞會和露天電影。舞會在學生食堂舉行。一批熱心的同學以管弦樂為大家伴奏。舞曲多是蘇聯歌曲﹐如<火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交大廣播台也常播古典樂曲﹐有幾個月﹐每天午睡起床就播斯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從我們所住的第六宿舍走到教學大樓﹐剛好曲子播完﹐上課鈴也響了﹐若有默契。
1957年春節﹐校廣播台還組織了一次“方言古詞朗誦” ﹐唸的是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自由參加。我自告奮勇﹐在兩位廣東籍同學陪同下去了﹐那是生平第一次錄音﹐用的是鋼絲﹐聽到即時播出自己的聲音﹐真是興奮極了。
當年夏天﹐西安市舉行水球比賽。我作為交通大學代表隊的一員﹐跟著由廣東﹑上海籍學生組成的水球隊到市內出征﹐賽果已經忘了。’西遷苦果
以上的記述﹐屬於魯迅所言‘今天的天氣﹐哈哈哈’ 性質﹐即皆大歡喜一類。其實﹐我們作為第一批到達西安的新生﹐承受了當局輕率決策的苦果﹐比同時從上海遷來的二年級生更吃虧﹐問題主要是師資質量的下降。
交通大學之所以出名﹐離不開它擁有一批優秀的教授。但他們絕大多數並不願意離開上海﹐所以遷校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1955年秋在上海入學的學生﹐第二學年全部在西安上課﹐所以56年9月開學時﹐交通大學變成兩部分。上海部分只有三﹑四年級的學生﹐西安部分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全部專業科和基礎技術課的教授﹑教師都還留在上海﹔在西安的只有基礎課的教師和少量教授。例如數學教研室屬基礎課﹐但教研室主任朱公瑾教授就還在上海。
這位朱教授在學術界很有地位﹐56年全國高等工科院校通用的數學科統一教材﹐就是他主編的。59年原交大分拆成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兩所大學﹐他表示願意服從當初學校的決定﹐歸屬西安交大﹐並且真的動身到了西安。可是當局大概考慮到他的聲望與影響﹐不為已甚﹐最後還是讓他回上海。從朱教授的例子可見教師人心向背。他屬於極為特殊的情況﹐當局放他一馬。其他教授﹑教師都沒有這麼走運﹐但能拖則拖﹐故56年秋在西安的教授如鳳毛鱗角。
因為專業課各教研室都還在上海﹐各系的核心部分未能第一批西遷﹐於是西安部分成立了兩個跨系的學生管理機構﹕一年級辦公室和二年級辦公室。後者的主任是物理教研室的趙富鑫教授﹐前者由徐桂芳副教授任主任。徐副教授曾出版過一本<積分表>﹐在高校數學界略有名氣。副教務長張鴻教授則負責統領西安部分的教學工作。
這樣的師資配置﹐使我們所在的‘大班’ ﹐第一學年完全沒有教授任課。
所謂‘大班’ ﹐是主科上理論課時的教學組合﹐因為人多﹐都是在階梯形的大教室上課。通常連續上兩節﹐上完就要離開﹐別的‘大班’ 會來接著使用。我們的‘大班’ 共七個小班﹐其中蒸氣機車製造專業兩小班﹐內燃機車製造三小班﹐加上車輛製造兩小班。每小班一般30人左右。我屬內燃機車製造專業的62班﹐前面的6意指56年入學。高等數學﹐物理學﹐普通化學﹐馬列主義基礎這幾門課﹐都在‘大班’ 上理論課。數學習題課﹐理化實驗課和馬列主義基礎的課堂討論課﹐則在小班進行。
這裡我並非對當年的某些老師有意冒犯﹐只是坦陳自己的心跡。我覺得﹐如果普通化學還能安排一位講師教我們﹐那麼﹐高等數學和物理學這兩門主科﹐各由一名剛開課的助教﹐給我們講‘大班’ 的課﹐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有理由相信﹐主講者在上大一數學跟物理的時候﹐向他授課的老師肯定是教授﹐最低限度也是講師。因為他們分別畢業於北大和復旦﹐這兩所名校在安排給新生上大課時﹐絕不會連一名講師都找不出來。交大跟它們師資陣容不相伯仲﹐可是囿於遷校所造成的困境﹐就弄到如斯田地﹐我們則只能無奈地吞下這個苦果。
自然﹐詰難者或會提出﹐你們能上大學已是組織上的恩情﹐還要計較由什麼人講課﹐教授講抑或助教講真有那麼大分別﹖你們自己努力一點不就行了﹖
的確﹐誰也拿不出實際例子﹐去證明由於助教擔任主講而影響了我們的學業。但不管怎麼說﹐教授的‘知識含金量’ 總要高得多吧。否則﹐其工資‘含金量’ 也不會高出助教四﹑五倍。再怎麼詭辯﹐也推翻不了一個淺顯的事實﹕倘沒有合格的教授﹐大學就是虛有其名。彭康校長
上述因輕率西遷而致的教學質量問題﹐似乎沒有一個同學投訴。<人民日報>倒是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 ﹐抨擊多家報紙有關交大的報導失實﹐但談的主要是新校園工程質量不佳。信中稱﹐最近若干大報均刊出消息﹐謂交大西安部分已順利開學﹐有關各方咸表滿意。但我們作為交大學生卻並不滿意。下面揭露了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漏水﹐校內道路凹凸不平﹐及生活設施﹑後勤服務等等不少問題。末尾並對遷校的必要提出質疑。
我估計作者可能是二年級的舊生﹐剛從黃浦江邊遷來﹐樣樣看不順眼﹐借題發揮。他們跟我們不同﹐一年級時在上海﹐肯定有幸親炙教授的傳道授業﹐所以不會提出師資安排的缺失。但其對遷校的不滿溢於言表。在這點上﹐他們比我們更有理由。我們是明知交大要遷西安﹐自己還要報考﹔他們入學前卻並不曉得會遷校﹐當局作出決定時根本不理會他們的意見。於是有人乘機發泄。
對此﹐校方的回應態度十分強硬﹐彭康校長予以嚴詞斥責。這位彭校長曾留學日本﹐是後期創造性的骨幹人物﹐資歷頗深﹐其時兼任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大有來頭。我曾在校道上與之邂逅﹐只見他身材不高﹐人很瘦削﹐頭戴黑呢帽子﹐架一副深色框眼鏡﹐身穿淡灰色高級毛料大衣﹐足蹬皮鞋﹐面容嚴肅﹐令人敬畏。我恭敬地叫了一聲‘彭校長’ ﹐他轉臉掃我一眼﹐似有似無地略一點頭﹐便疾步而去。
不巧的是﹐他訓話的一天﹐我正好到市區參加水球比賽﹐無緣親聆教誨。據同班施君稱﹐當時是在權充禮堂的大竹棚召開大會﹐從上海飛來﹑首次與新生見面的彭校長﹐在熱烈的掌聲中登臺講話。據說他出長交大以來﹐在師生中一直威信很高﹐故來自上海的舊生中不乏真誠的捧場者。
他起初循例說了些慰勉的話﹐大家聽了很受落。不料﹐過了片刻﹐他陡然面色一沉﹐語氣頓時嚴厲起來。針對那封讀者來信的舉證﹐他逐一反駁﹐諸如﹕路不好﹐可以修﹔漏水也好辦﹐查一下﹐堵住它﹐就行了。其他問題﹐都不難解決。這都不能成為反對遷校的理由。最後他強調﹐國務院的決定是中央批准的﹐交大遷西安勢在必行﹐反對也不行。這一下全場鴉雀無聲﹐被他的氣勢she服住了。
話雖如此﹐身兼黨委書記的他倒不是一味靠壓的。一年後校務委員會以多數通過反對遷西安的決議時﹐他聲稱自己作為校長﹐按規定有權否定該決議。但以往無此先例﹐他不想破例。這時已處反右高潮﹐他卻仍然對教授佔多數的校務委員會以禮相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知識分子本色。
1959年交大分拆後﹐他任西安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並無留戀上海﹐儘管他自30年代起即於該處生活與工作﹐倘要留下也完全有理由。但他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能夠‘吃苦在前’ ﹐為開發大西北效力﹐而非徒托空言。其後數年致力於學校建設﹐提高教學質量﹐貢獻良多。不料文革一開始﹐他即被作為西北地區黨內最大走資派﹐最早被拋出來﹐慘遭毒打凌辱﹐據說當場喪命於批鬥會上﹐成為西北五省區中首名‘含冤去世’的高幹。
其實﹐他只不過是中共西北局委員﹐何以夠得上‘最大走資派’ ﹖無非緣自他屬大知識分子﹐故成替罪羊﹐即所謂‘丟卒保車’ 罷了。當年廣州亦曾上演類似一幕﹕將秦牧作為靶子﹐稱之為華南地區‘三家村’大頭目﹐挑動紅衛兵及‘革命群眾’ 對其揪鬥﹐藉以使那些位高權重者苟延時日。此可謂西北東南異曲同工。我對於老校長的不幸遭遇至感悲涼﹐知識分子之不能見容於當局﹐每每成為內部爭權奪利之犧牲品﹐於此又見一斑﹗部長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