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博讯网
提起留守儿童这个话题，很巧的是笔者身边有三个朋友最近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他们的原因各不相同：老王已经有二胎了，送回家的主要原因是大女儿马上就要到上小学的年龄了，由于没有当地户口，接下来上学的手续会很麻烦不说，他还担心孩子受到歧视。而根据所在城市目前的制度，没有户口别说在当地参加高考，就连中考都是没戏的。所以他思考了很久，既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回去，于是把两个孩子送回了老家。大罗的孩子则是不到一岁送回老家的。他倒是不愁孩子上学的问题，只不过他现在的房子面积很小，夫妻又是双职工，必须要老人帮助带孩子，40平方米挤大大小小五口人显然很是吃力。于是老人主动提出来，你们踏实工作，早日买个大房子，孩子我们就先带回老家去养了。小贝则是基于精密计算的利益考量。她算了一下，孩子放在身边带，她首先需要负担公婆的生活支出和额外的租房支出，大约是3000元;幼儿园的学费两地差距也很大，老家幼儿园只需要1000元，而工作所在地则通常得3500元起;孩子其他教育支出、包括特长和补习方面的价差就更大了。算来算去，孩子回老家可以额外每月省下7000元，等于多了一个人工作。在各种贷款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下，这显然是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是的，每个人都知道父母陪在孩子身边长大是最好的，但是每个人又都在说“没办法”。在这种“没办法”下，留守儿童的规模越来越大。根据201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统计，全国不满16周岁、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达到了902万人。而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的推算数据，全国不满18周岁、父母有一方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竟然有6102.55万之巨。而这仅仅是农村，还不包括那些城镇户口的孩子。留守儿童数量的快速增加，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最近发生的令人痛心的章子欣案，很多人都将悲剧根源指向了她留守儿童的身份。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能在媒体上看到留守儿童发生意外的新闻。比如老人猝死后，幼童在家活活被饿死的。还有儿童自己外出和游玩发生意外的。以及一些留守儿童因为疏于管教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特别每到暑期，因为学校不再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留守儿童也迎来了高危期，溺水、车祸、被性侵和其他犯罪的新闻屡见报端。我们都不用先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快乐成长了，就目前现状来说，连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很困难。当然，政府部门以及很多基金会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这些资金上的援助也好，提供留守儿童安全课程也罢，都只是在缓解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已。而在中国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房地产兴起又带来城镇化高门槛的背景下，不难推测，未来还会有大量流动人口游离在城乡之间，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分割状态，留守儿童的数量可能还会将更多。然而留守儿童问题真的无解，就“没办法”了吗?笔者认为对个体来说，对那些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人来说，生活可能是没办法的。但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单论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其问题根源来自人口的城镇化。一个农民如果真正实现了城镇化，那不仅应该只是他的工作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他的家庭、他的生活都应该发生同步转移。但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没有城市贫民窟的，所以也使得这部分进城农民没有一个落脚点以安置自己的家庭，基于市场经济解决问题的通道事实上是堵死的。依靠公共服务吧，我们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仅能覆盖就地城镇化，对于现实中更普遍异地城镇化，后续的公共服务是严重脱节的，各大城市的政策对这一群体和他们的子女很不友好。所以相比探讨如何保护留守儿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从长计议的勇气和决心。比如是不是能够深入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让城镇公共服务覆盖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是不是可以建设配套住房，让农民解决老人和小孩在城市里养老和上学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农民刚解决温饱的现状，是不是可以在土地确权的背景下，准许他们以土地流转和土地交易获取足够的购房资金?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制度层面改革，更是需要大城市“割肉”的。早些年的时候，社会还在关注农民工夫妻团聚的问题，也想了很多招数，比如为农民工建设农民工廉租房、“夫妻房”、“周末团聚房”等等，不过很遗憾这些最后没能坚持下来，如今他们的孩子却已经长大了。问题也自然从当年的夫妻团聚困难，变成了家庭团聚困难。不解决的话，恐怕下一个就是上述群体的养老困难了。校对：彭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