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在五○年代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教師中，被人稱為“三金”的三個教師，職務地位都較高，教學和畫藝也都是佼佼者。這“三金”是朱金樓、金浪、金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較早，朱金樓則苦頭吃盡，於“落實”政策後，在孤寂中死去。只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鑠硬朗，以八十歲的高齡於大前年（一九九四年）赴法國訪問，據說自己設法留居於法國，他的油畫也被一位法國畫商看中，成為他的經紀人。夫人董琳也於一九九五年赴法國團聚。他們有四個孩子 ，長女約在一九八八年赴澳洲留學，接著兩個兒子先後赴加拿大，小女兒作為一位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維多利亞時代那英國的“不落國旗”，分布在世界各地。這一家人，若能像醜小鴨變成天鵝後那樣，從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視，遭屈辱的故土，該是何等的感慨！ (博讯 boxun.com)
金冶從五○年代初華東美術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畫教師。他從政治中心的華北地區“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於西湖風景區從資產者手裡沒收來的小別墅裡，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後，降格搬到棲霞嶺十八號。“文革”期間幾度抄家，再被逼遷到南山路一間多年失修的舊房裡，一家六口都擠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圖書館職員，金冶劃為右派後，受到牽連，被開除公職，受居民委員會監督。
“文革”中凡青年學子均經歷了一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洗禮”，當時金冶的四個子女都在中學念書，正是下鄉對象，曾以“抗拒下鄉”罪名，將四人一起押送到桐盧縣僻遠山村強迫“紮根落戶”。當時下鄉青年大多靠家庭資助，然金冶的四個孩子不但艱苦自立，還節衣縮食，寄錢給家裡。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級”為現行反革命，以攻擊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獄，南山路的這間舊屋裡，只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斷絕了生活來源，靠做一些臨時的髒活、粗活勉強度日。一日，我在路上與她相遇，見她的神情十分沮喪，相問之下，說是她羞愧得無地自容，沒有勇氣活下去了。原來她剛被街道居委會批鬥回來，這一回不是因為思想“反動”，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給孩子寫了信，連八分錢的郵票也買不起，以僥倖之心貼了一張用過的郵票，結果被郵局退回，被人發覺，認為是“階級敵人新動向”，讓她站在凳子上示眾，開鬥爭會。我極力寬慰她，我告訴她：以一個教授夫人，落到連八分錢都沒有，是誰造成的？有罪的應該是別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後，她對我說起此事，說那一天我對她的安慰至關重要，我的理解給了她生活的勇氣。
如果說教授夫人因八分錢郵資的得“咎”而自責，而心裡放不下的話，那麼教授對於自己“罪行”的認識，表現之大度豁達，很不一樣：金冶的反黨言論，經其專案組調查後，彙編成冊，讓金冶過目簽字。這些捕風捉影的言論“記錄”，在當時，遇到這種情況，當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糾正或申辨。可是金冶的表現與眾不同，他對這本滿載他罪狀的冊子正眼也不瞧，大筆一揮，簽了名“認罪”了事。事後，董琳埋怨他，不該如此輕率。金冶竟說：“若把我真正想說的話都記下來，可能十大冊也記不完，現在他們只記了一冊，相去那麼遠，我當然簽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這樣剛柔相濟，患難與共的度過了久長的歲月。一九七九年的春節，是落實右派政策後的第一個春節。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難中一家六口團聚一室，吃餃子，我是唯一的客人，暢所欲言，無話不談，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後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頻繁，但每隔月餘，必去他們的新居拜訪。那時金冶專事繪畫，而董琳亦於晚年練習國畫，格調還相當不俗。我們的會面，賓主都極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過於互相理解，互相欣賞。從五○年代以來我們都是美院歷史的見證人，對人與事，看法相同，評價相同，志同道合，在這淡泊的人生，難能可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