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當中隊長
隨著國內秩序初定﹐當局抓緊青少年工作﹐加快建立基層青少年組織。培正也成立了少年兒童隊﹐我被選入領導層﹐擔任中隊長。 (博讯 boxun.com)
中國少年兒童隊是當局為操控少年兒童而成立的﹐後來與蘇聯看齊﹐改稱少年先鋒隊。它的直接領導是青年團(1956年改名共青團﹐也是與蘇接軌) 。隊歌由郭沫若作詞﹕‘我們是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是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困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奮鬥﹐。。。’完全不提什麼‘主義’ 。但縱使如此﹐並非所有適齡者---9歲至16歲的少年兒童都有興趣申請加入。我們班起碼有一半同學不是隊員﹐尤其是十三﹑四歲以上的。它的組織按照‘三三制’ 的模式﹐即一個大隊下轄三個中隊﹐一個中隊下三個小隊。每小隊通常12人以下。培正只有一個大隊﹐隊員不足百人。但僅初一五個班即有學生二百餘人﹐初二﹑初三適齡者應不少於百人。可見入隊者僅佔三成。
這樣的低比率無損於我參選大隊委的熱情。依少年兒童隊章程﹐大隊委三人﹐其中一人為大隊長﹐其餘兩人無副大隊長名銜﹐但臂章上標記與大隊長同﹐均為三條紅杠。由於初二有一位姓何的同學﹐在隊員中頗具威信﹐故大隊長非他莫屬。與我同班的福臻人緣好﹐當選學生會執委時票數高出我一截﹐他也必然當選大隊委。故我只能與另一位初一的候選人角逐。結果我以兩票之微落敗﹐只能出任中隊長。
對此﹐我雖未必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但並不十分耿耿於懷。反而是父親頗為惋惜﹐他在一封什麼信中提到此事﹐說我‘只差兩票﹐沒當大隊長(其實應是大隊委) ’ 。由盛轉衰
不管怎樣﹐我仍是少年兒童隊的中隊長﹐屬于百人中的佼佼者。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從我戴上紅領巾﹐掛上兩杠的臂章起﹐延續了足有半年。
回想起來﹐也許是預兆吧﹐我入隊第一天便遇上狂風暴雨。那天我們全大隊興致勃勃地從東山出發﹐列隊前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在那裡舉行隆重的宣誓儀式。首先是頒授隊旗和紅領巾﹐由一位中年官員代表老革命﹐將紅彤彤的大隊旗頒給大隊長﹐旗上有隊徽﹐由五角星和火把組成。官員莊嚴宣稱﹕‘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 接著宣誓﹐誓詞為﹕(領頭者)‘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全體回應) ‘時刻準備著﹗’一邊右手五指並攏﹐高舉過頭﹐向隊旗敬禮。該姿勢意為﹕‘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禮成。
隨後﹐我們在墓園旁空地野餐﹐歡慶成為光榮的少年兒童隊員。就在此時﹐天氣轉壞﹐狂風怒號﹐大雨傾盆﹐我們猝不及防﹐又全都沒帶雨具﹐附近並無房舍﹐避無可避﹐所有人成了落湯雞。幸好過了一陣雨勢稍減﹐我們還能把火點著(沾了隊徽上火把的光﹖)﹐按原計劃做飯。反正事前就沒打算炒菜﹐只是煮番茄蛋花湯﹐蒸肉餅之類﹐未幾湯好餅熟﹐雖因天雨飯燜得不夠而略帶生米﹐但將就還行。何況折騰了許久﹐肚子早餓了﹐吃生米飯也香。那一場大雨﹐尚不至於徹底地掃了大伙兒的興﹐似乎倒使我們平添了幾分豪情。
我的豪情甚至持續到翌日返校。不少隊員因頭天全身濕透﹐第二天換了衣服上學﹐也沒戴紅領巾。我卻還穿著那身隊服﹐紅領巾﹑臂章一樣不缺﹐向同學們表露我中隊長的身分。美中不足的是﹐白襯衫沒熨好﹐有點謅﹐領子位置被染出紅印。但我不以為意﹐下課後如常到學生會的大辦公室﹐跟康樂部同事和女同學部兩位閑聊﹐繪聲繪色地講述昨日宣誓儀式的盛況。而福臻則比我低調得多﹐他既沒佩戴三條杠的臂章﹐也沒渲染什麼。但他不顯山不顯水的沉著舉止﹐明白地宣示著﹕我是多麼膚淺﹐他高出我一大截。
幾個月後的暑假期間﹐我的膚淺更暴露無遺。當時我決定離開培正﹐轉學到省立珠江中學﹐並已通過插班考試獲得錄取。為何做出此決定已記不清﹐經濟上的考慮當在其內﹐還有是二姐和三哥的長風情意結﹐因珠江前身之一為長風。
我向培正的少年兒童隊組織請求﹐將我的‘組織關係’ 轉往珠江中學﹐遭斷然拒絕。他們甚至警告我﹐如堅持轉學﹐會給我處分。但我未予理會。回想起來﹐我真不明白﹐為何區區一個少年兒童隊在中學的組織﹐竟然干預學生的轉學事宜。須知培正是私立中學﹐收費特別高﹐學生家中未必一定可以支持子女繼續讀下去。就算不是出於經濟原因﹐學生也有選擇在何處就讀的自由。對於這些﹐少年兒童隊基層組織憑什麼橫加干預﹖事實上﹐我轉入珠江中學不足一月﹐父親被捕﹐經濟來源立刻產生重大變化。倘仍在培正﹐連車錢﹑吃飯錢亦必難乎為繼。少年兒童隊組織會給我資助﹖
許多年之後﹐我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其中有云﹕無產階級在對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別無其他任何武器。(大意) 我這才恍然大悟。儘管只是一個少年兒童隊基層組織﹐但它是‘組織’ ﹐是無產階級的代表。這個組織中的任何成員﹐都不能違背它的意旨﹐否則便要遭到懲罰。這樣深刻的道理一般少年不會理解﹐但大家會習慣於無條件服從組織。而我沒有隨大流去服從﹐那就只能落得自討苦吃的下場。插班考試
珠江中學位於河南新滘區﹐遠離市中心﹐不如培正出名。但它西鄰的康樂村廣為人知。康樂村坐落在海珠橋東面約5公里處﹐是美麗的嶺南大學校址所在。珠江中學則在私立長風中學原址。
招生考場設在中山四路﹐中大附中斜對面﹐現農民運動講習所內﹐由教導主任黃賞林老師主持。黃老師是我早就認識的﹐因為長風中學一批舊生想成立校友會﹐在我家開過會﹐他曾到會講話。
多年後我才知道﹐黃老師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同班的有汪曾祺﹑劉北汜等。汪後來成了著名作家﹐被稱為沈從文的得意門生﹔劉則當過武漢大學中文系主任。黃老師卻中途轉系﹐1944年畢業於該校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可謂正式科班出身的學校管理人才。但中共一入城﹐黃老師即報名入讀新成立的南方大學﹐校長陳唯實﹐哲學家﹐與艾思奇並稱﹐有‘南陳北艾’ 的說法。該校乃當局為改造知識分子而設﹐主要對象為舊軍政人員及大中小學教師﹐學制半年﹐地點在石牌。我在培正時曾去參觀過。只見新蓋的教學樓設備簡陋﹐教室地面還來不及鋪上方磚﹐仍是黃泥地。學員們都坐在小木凳上聽課或分組討論。絕大多數身穿灰色的幹部服﹐女學員全是‘列寧裝’ ﹐即一種雙排紐釦的幹部服﹐帶黃軍帽或灰色帽子。
那天在我家頭進正廳開會時﹐黃老師就穿一身灰色幹部服﹐戴一副深色框近視眼鏡﹐顯得很樸素。我三哥是校友會發起人之一﹐也穿灰色幹部服﹔另一位發起人偉﹐則一身軍裝﹐三哥跟他同時加入粵贛湘邊縱隊﹐但偉被派去任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尹)林平的炊事員﹐此時仍未轉業。面對這些原先的學生﹑今日的軍政幹部﹐黃老師十分客氣(也許如楊絳所言﹐意識到自己對新政權屬于外人﹖)。他解釋自己為何離開長風去讀南方大學。三哥他們倒不大在乎這件事﹐只是希望他為校友會的成立提供協助。不過﹐此事似乎之後並無下文﹐不了了之。倒是黃老師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象﹐所以插班試中間休息時﹐我在試室外的走廊一下就認出了他。
他正被幾位女考生包圍著﹐她們問一道英文科的試題﹐關於名詞單數變複數。原題中有幾個屬于不規則變化﹐包括goose(geese) ﹑child(children) 。聽到這麼簡單的問題﹐黃老師沒有任何不耐煩。他和顏悅色地反問她們﹕‘你們怎麼變的﹖’沒注意到從旁經過的我﹐我也沒打攪他。
插班試好像只考四科﹐一天考完。除中﹑英﹑數外﹐政治當然是少不了的。題目不太難﹐我順利通過。父親認為﹐轉學寄宿﹐對培養我的獨立生活能力有好處﹐故亦不反對。母親也無異議﹐只是我每次自家中返校﹐她一定塞幾個熟雞蛋到我書包裡。乘船入學
當時從廣州市區到珠江中學﹐可以坐船﹐也可坐車。船碼頭在早已修復的海珠橋畔﹐行程即使‘順風順水’﹐也要走一個小時﹐船費一角錢。
由於江邊淤塞﹐再加上週圍停泊的小艇特別多﹐所以登船的地方離岸邊有幾十米遠。那一帶的江面寬不足一百五十米﹐兩岸都密密麻麻泊滿了大小木船。航道實際只剩幾十米寬。退潮時候﹐江水渾濁﹐有時甚至變得烏黑發臭。而乘客不夠就不開船﹐坐在船中等候很不是滋味。就算開了船﹐起初那段水路也滿是垃圾﹐間有人畜排泄物﹐令人作嘔。這一切﹐比起培正和東山高尚住宅區的環境﹐判若天壤。
但駛近二沙頭就別是一番景象。遠望那江中的小島﹐其中樹木蔥蘢﹐景色怡人﹐西端建有幾幢漂亮的小別墅﹐據說原是梁培基的產業。梁以發明‘發冷丸’(治瘧疾) 知名﹐有幾位夫人﹐子女30多名。韓戰之初﹐梁將其大部分產業捐出﹐以購買飛機大砲打‘美帝’ 。二沙頭島西端經改建﹐成了廣東省體育訓練基地。而在江南岸它斜對面的地方﹐就建了一座公眾游泳場﹐名青年游泳場(後改名珠江泳場)。
青年游泳場東與嶺南大學相鄰﹐從江中望去﹐遠遠就可見大學碼頭上矗立的牌樓。那大理石牌樓古色古香﹐兩邊是雕刻精美的圓柱﹐中間橫書‘嶺南大學’ 四個字﹐十分醒目。牌樓後方大片綠樹成蔭﹐樹叢中隱約可見若干宮殿式建築﹐紅牆綠瓦﹐斗檐飛拱﹐美侖美奐。我雖早就在校內住過﹐但從江上眺望卻另有感受。
大學東邊江岸上的木瓜樹我也不陌生。那裡是新鳳凰村﹐盛產木瓜﹐號稱‘果王樹上熟’ ﹐香甜可口﹐遠近馳名。我住在容世伯家中時便曾多次品嘗。
相比之下﹐新鳳凰東鄰的下渡村就乏善足陳﹐並無驕人的特產。從江邊望去﹐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小村。一條窄窄的沙石路﹐路旁若干疏疏落落的低矮小屋﹐近岸處兩三間不起眼的店舖。鋼筋水泥構築的碼頭呈丁字型﹐那一橫是泊船處﹐寬約七八米﹐兩邊各有六級階梯通往水面﹔那一豎長約十米﹐連接通向村裡的小徑。離碼頭30餘米的江中﹐分散豎著幾根碗口粗的木桿﹐我知道那是學校游泳場的標記---幾年前三哥帶我到過這裡。
50年代初的珠江中學﹐學生僅300餘名﹐除十餘人家在附近村鎮﹐其餘全都寄宿。校園以竹籬笆圍繞﹐雖較培正略小﹐但還算寬敞。內有多棵鳳凰樹﹐俗名影樹﹐長著密密的梭形的葉子﹐可擋夏日酷熱的陽光。開花時節﹐簇簇紅花掩映枝頭﹐與茂密的綠葉交織﹐紅花綠葉相得益彰。加上嬋鳴鳥囀﹐和琅琅書聲匯成校園特有的交響曲﹐同培正那種西式學校的氛圍可謂各有千秋﹐其特點是市區所無的田園美﹐以及週圍一帶具大自然風光。蘇式游戲
學校大門口朝東﹐門外一條400米長的校道﹐彎彎曲曲地通往大公路﹐即後來的新港路。道旁為大片丘陵﹐綠草連綿﹐後來我們課餘玩‘打野戰’ ﹐即以之為最佳戰場。
所謂‘打野戰’ ﹐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蘇式野外游戲﹐參加者分成人數﹑體力大致相若的兩隊﹐以奪得對方軍旗為勝。首次打野戰前﹐校方特別請來吳子潮老師﹐為我們作動員。吳老師年約30﹐為人斯文﹐時任初中語文科組長。
那天他給我們講了個故事﹐講蘇德戰爭時一位紅軍﹐受命探測前進通道﹐以避德軍的地雷陣。敵人佈防嚴密﹐只有經過一座險峻的石山﹐才能迂迴至德軍側後。但那石山呈半球形﹐底部凹進去很深﹐山腰卻凸出來很多﹐而且表面光溜溜的﹐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攀登。可是這位紅軍在學校時酷愛體育﹐尤擅攀山。他仔細觀察後﹐認為自己能夠征服這座石山。經過認真準備﹐他開始行動。最初還比較順利﹐到接近山腰突出部最外緣時﹐他已疲累不堪﹐整個身子懸在數十米高的半空﹐背向地面﹐全靠兩手十根手指﹐摳住某些裂縫﹐或抓緊有的棱角﹐才不致掉下去。而一掉下去﹐不僅自己粉身碎骨﹐整個部隊的進攻計劃也化為泡影。在緊要關頭﹐他定下神來﹐回想起學校老師鼓勵自己攀登的往事﹐紓緩了緊張情緒。再看準下一個著力點﹐慢慢挪過去﹐一步﹐又一步﹐終於度過了艱難的時刻﹐夠到了突出部最外緣處。之後峰迴路轉﹐不在話下。
故事很精彩﹐不知吳老師從什麼書上看到的。而且很遺憾﹐後來一直沒有機會問他。更遺憾的是﹐我們打野戰的地方﹐從來沒有呈半球形的石山。泳場攤檔食店
校道另一頭通往江邊下渡碼頭﹐路右側為農田﹐左邊是樹叢竹林。步行約10分鐘﹐可抵學校‘游泳場’---起初只是碼頭附近一片水域﹐後來才用木頭在江中搭二平臺﹐相距25米﹐相向設置數木板﹐可隨水位昇降﹐以作為游泳時轉身之用。每座平臺盡頭﹐還分別建起了高2米的跳台﹐當水深足夠時可供練習跳水。這泳場是學生心目中的樂園。
學校大門口的小食攤檔也很吸引人。那是每天早操完畢﹐幾位小販已守候在那裡。供應的品種有﹕上湯河粉﹐雲吞﹐春卷﹐腸粉﹐蘿蔔糕以及熟雞蛋等。熱氣騰騰﹐價廉物美﹐每樣每份售價五分。那潔白細嫩的腸粉惹人垂涎﹐我有時也會要上一小碟﹐從檔主手中接過後﹐自己加上褐色的生抽(醬油) ﹐再添上適量的桔紅色的辣醬﹐以及豬肝色的甜醬﹐然後跟別的同學一樣站在一旁﹐慢慢品嘗這可口的廣東風味早點。有時則會買一個熟雞蛋﹐剝開蛋殼後再加上調料﹐也吃得津津有味。可惜的是限於經濟條件﹐每星期只能光顧一兩次。
有些港澳生經濟較寬裕﹐不僅是早點攤檔的經常性主顧﹐還是校門左側一家小食店的‘米飯班主’ 。那小食店除售賣水果﹑糖果花生之類﹐也供應綠豆沙﹑紅豆沙﹑艇仔粥﹑豬肉粥﹑雲吞面以及汽水等﹐其中紅﹑綠豆沙每小碗一角錢﹐粥面類每碗一角五分。對於佔學生大多數的清貧者而言﹐此屬高消費﹐故其生意不太好﹐從未客滿。‘停膳費’
學校的伙食分為甲﹑乙兩等﹐都是八個人一桌。甲等每月12元﹐是教師和少數家境較富有的學生享用的﹔乙等每月9元﹐兩者的區別在於肉食或蛋類供應分量不同。學期中週一到週六每天吃三頓﹐週日和寒﹑暑假期間每天兩頓。乙等的早餐通常是白粥加炒粉﹐也有一段時間是荳漿加麵包。麵包由市區某食品廠派人騎自行車送來。有一次騎車者中途失手摔倒受傷﹐麵包全弄髒了。該廠要臨時改派人另行送麵包。我和別的同學一樣﹐喝荳漿後先去上課﹐差不多上完兩節課麵包才送到。但大家都毫無怨言﹐吃得津津有味。
學期中﹐家在外縣或港﹑澳的同學都不會回家﹐星期六晚餐或星期天﹐有時他們會‘停膳’ ﹐以便去市區遊玩﹐或者‘另起爐灶’ ﹐自己動手做飯吃﹐換換口味。‘爐灶’很簡單﹐就選校外丘陵地某處﹐拾幾塊磚便成。燒的柴多用撿來的樹枝﹑竹枝。作為主食的大米﹐則到伙房按份額領取。
到了月底﹐班裡的膳食委員就要統計每人的停膳次數﹐匯總完畢便到學校伙房司務長處核對﹐落實之後領回‘停膳費’ ﹐再逐一分發。不少家境清貧的同學﹐每當領到停膳費都很開心﹐因為它雖只是塊把錢甚至僅幾毛錢﹐可在他們卻是一筆可以隨意支配的款項。於是三兩知己結伴﹐乘晚飯後空餘時間或假日﹐跑到敦和市鎮上買甘蔗大嚼一頓。寄宿生活
儘管珠江的校舍建築﹑體育設備等均遠遜於培正﹐但我都很快習慣了。可是寄宿生活卻要慢慢適應。
頭一項困難是汲水。學校自來水僅限於供應食堂和教工宿舍﹐學生洗嗽均需自行到水井邊打水。井深﹐水面至地面逾4米﹐我們每人自備小鐵桶及繩子﹐水打上來後倒到臉盆裡﹐洗澡﹑洗衣均如此。早上洗臉例外﹐因起床後全校集中做早操﹐故實行輪值打水。晚上就寢前﹐每人將臉盆﹑口盅放在宿舍外面﹐班裡每天安排兩或三人﹐提前起來打水﹐再逐一倒進各人的洗嗽用具裡。此項公務我倒可以做得來﹐因為有兩人與我一起當值﹐我只負責站在宿舍外﹐接過他們提回來的水往臉盆倒。倘是我自己汲水﹐就頗感吃力。而且好幾次因力氣不繼﹐提水中途抓不住繩子﹐連桶帶繩子都掉進井裡。為此﹐要借打撈工具把桶撈起來。井水深3米以上﹐每次都得花不少時間。尤其頭一次﹐不知能否撈得上來﹐若萬一撈不到﹐又怕家裡人責怪﹐真是憂心忡忡。後來有經驗了﹐也就沒那麼發愁。往往把別人的桶也撈了上來。
第二項困難是怕黑。小時候我一直不敢單獨睡﹐即使寢室內另有幾個大人也不安心﹐非要身邊有人陪著才行。到珠江入學﹐第一晚好像克服了這種恐懼﹐因為小小一間宿舍﹐密密麻麻十多張雙層床﹐上面都睡了人﹐床與床之間的通道﹐僅可容一人走過。真是呼吸之聲相聞﹐借用今天一個詞﹐叫做‘人氣’ 極盛。那時怕黑主要是怕鬼﹐人氣旺﹐自然不怕鬼。可是還有問題﹐晚上解手要走出宿舍﹐十米外放了大木桶﹐是下渡農民收集尿肥用的。我半夜醒來要解手﹐只見黑咚咚的﹐學校自己發電﹐晚間熄燈後連路燈也沒有。往外望去﹐一片靜悄悄﹐恍忽暗夜裡潛藏著可怕的東西﹐構成某種威脅。我覺得自己實在沒膽量出去﹐便壓低聲音喊旁邊床上的同學﹐想請他起來陪我。喊了幾聲﹐毫無反應。我只好硬著頭皮﹐向門外走去。一出門口﹐心跳得更厲害﹐但別無他法﹐只有快步衝至大木桶旁﹐迅速解決。事畢﹐掉頭急奔﹐唯恐有什麼不明物體尾隨施襲。還好﹐一切正常﹐平安無事。儘管回去上床後﹐放好蚊帳蓋上被子﹐心裡仍撲通亂跳﹐但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好多了。之後﹐甚至半夜走出學校後門﹐到位於池塘中央的廁所去﹐也不怎麼視為畏途。說起來﹐那廁所倒有個雅號﹐叫‘海角紅樓’ ﹐因其以木板搭成﹐自塘邊須經一木橋前往﹐這和廣州著名的某江邊游泳場兼游樂場﹐不無相似。初二甲班
上述困難屬於個人與自然的關係﹐大體不涉他人﹐而且具‘船到橋頭自然直’ 的性質﹐當事人無論如何不濟﹐都能較快過關。但要在一個新的群體內﹐處理好人際關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個‘磨合’ 期﹐可能會相當長﹐幾個月往往不行。
我插入的初二年級分甲乙班。甲班40餘人﹐其中過半數人需公費補助伙食﹐即申請人民助學金﹐這又分三等。甲等全免伙食費﹐乙等免一半﹐丙等免三分一。剛入學時﹐我屬經濟條件較好的。
珠江的一大特點是游泳普及。我們班大多數男生都屬‘白帽’ 級。原來自長風時期起﹐校方即按學生能夠完成的游泳距離分級﹐並規定佩戴不同顏色的泳帽﹐藉此方便管理﹐從而確保安全。白帽為最佳(400米)﹐其次藍帽(200米) ﹐又次紅帽(50米) ﹐花帽最差。我頭一次只取得紅帽﹐過了一個學期才躍入白帽行列。
當時學校教體育的﹐只一位何興國老師。他畢業於廣東省體育專科學校﹐那是49年之前省內唯一的高等體育學府﹐後到長風任教。因膚色黝黑﹐被學生取綽號稱‘黑佬’ ﹐他不以為忤。我三哥﹑二姐都曾是他的學生。何老師身高體健﹐業務水平一流﹐尤精於水上運動項目﹐又通英文﹐深受學生敬愛。
班主任張鵬老師﹐畢業於中央大學﹐和我大哥同學﹐且一直保持聯繫。他教地理﹐但晚自習時到班裡﹐中﹑英﹑數等任何一科的功課﹐他都可以為我們提供輔導。高歌一曲為其所好﹐學校師生演唱<黃河大合唱>﹐他擔任<河邊對口曲>中男高音之一﹕‘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聲震禮堂房頂。他為人溫文慈祥﹐對學生重情理。有次發現班裡同學看<北極風情錄>﹐這本書被當局視為黃色小說﹐他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他低調處理﹐僅僅宣佈﹐‘此書屬禁書﹐依照校方的要求﹐要沒收﹐希望大家注意’ ﹐並沒有對肇事者嚴詞斥責。
該書作者無名氏﹐真名卜乃夫。那本書我早就看過﹐它描寫抗日時期﹐一位朝鮮族的東北義勇軍軍官﹐退到蘇聯後與當地一位波蘭籍女教師的愛情。文字優美﹐絕無色情成份。不知為何當局下禁令。我想﹐張老師大概也看過﹐且未必認同上頭的規定。
雖然他待我態度親切﹐但我與班中同學的‘磨合’ 期未見縮短。直言惹事
我游泳只是紅帽水平﹐又沒有申請助學金﹐這兩件事成了負面因素﹐使我和多數男生之間﹐共同語言減少。至於培正少年兒童隊方面﹐在我的‘組織關係’ 轉介信中﹐對我作出極差的鑒定﹐指我‘不服從組織決定’ ﹑個人主義思想嚴重之類﹐倒似乎沒有太大殺傷力。因為同班的隊員不多﹐大家對其活動亦不熱心。
分析起來﹐我的直言無忌﹐更影響別人對我的認同。其中突出的有三件事﹕
一是我在某次閑談時﹐說‘李濟深是反動頭子’ 。此語一出﹐聞者嘩然。蓋李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事緣我剛讀了一本書﹐名叫<蔣黨真相>﹐作者惲逸群﹐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書中講1927年國民黨‘清黨’ 時﹐李在廣東殺了許多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人數僅次於蔣。我頗為此感慨﹐竟未考慮場合衝口而出。
二是上歷史課﹐李元夫老師講大革命失敗﹐陳獨秀下臺後﹐中共由向中發任總書記。李老師曾留日﹐當過許崇清秘書(許時任中山大學校長) ﹐很有學問。我不知天高地厚﹐當場質疑稱‘沒聽說過(向中發這個人)’ 。自己無知還不禮貌﹐理所當然受嘲笑。
三是1951年9月20日我父親被捕﹐押回東莞篁村﹐農民要我家‘交餘糧’ 。所謂餘糧﹐指地主剝削所得﹐超出‘合理地租’的部分。土改時勒令地主退回。據二哥說﹐當時要父親交的餘糧金額為八千多萬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3月起發行的新幣八千元)。這是天文數字。那時在廣州﹐一座帶小花園的兩層樓房﹐售價才兩千多萬元。我母親將東橫街的豪宅賣了﹐還不夠交餘糧的一半。農民向她表示﹐要把錢交足才能放人。因此﹐當同學問我父親情況時﹐我說了句﹕‘有錢就(會)放。’這句話被解讀成﹕農民搞土改只為要錢。屬于政治上極為錯誤的言論。好在班上同學似未如此‘上綱上線’ ﹐只是就此諷刺我將問題看得太簡單。父親罹難
說實在的﹐要講政治理論﹐班裡沒幾個人超過我﹐儘管我是全班最小的一個。但我畢竟太年輕了﹐還不足12歲﹐確屬黃毛未退的小輩﹐缺乏社會經驗和閱歷。只從書報上得到一點膚淺的政治常識﹐比起大我幾歲的同學來﹐他們對政治的直覺遠較我準確。
果然﹐大約過了兩個月﹐在我母親四出借款無效之後﹐傳來一個惡耗﹕父親在篁村被處決﹐罪名主要是‘抗繳餘糧’ 。同時遭鎮壓的數十人之多﹐包括同村首富張咸闖。
消息是大表哥特地來校告訴我的。他說我母親亦被扣押在莞﹐家中已無人﹐週末我如去廣州可到他家。
不知何故﹐我聞訊並不感到特別震動﹐也沒有多少悲痛的感覺。我甚至自始至終﹐沒為父親去世流過一滴眼淚。
回憶起來﹐我對家中親人的感情﹐最深的是六姨﹐其次是母親。90年代六姨逝世﹐我在港接到電話﹐當即淚如泉湧﹐悲不自勝。母親病逝﹐時當文革﹐我在新疆﹐其具體時間及臨終細節均無從得知﹐十多年後在港寫回憶文章﹐題為<夢裡依稀慈母淚>﹐寫到69年最後一次見母親﹐悲從中來﹐鼻子一酸﹐淚流滿面。此前我寫<心祭>﹐真情緬懷父親﹐可是毫無傷感。記得幼年時﹐聽父親引述古人一種說法﹕‘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非忠臣也﹗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淚者﹐非孝子也﹗’我讀李密<陳情表>是流了眼淚的﹐但我並非孝子﹐尤其是對父親。
後來母親獲釋自莞返穗﹐某個星期日下午﹐我離家回校時﹐她給了我一個紙包﹐吩咐我坐船時將它丟到海珠橋附近水中。不巧那天正逢退潮﹐從岸邊沿碼頭長板橋上船﹐走了一大截橋下還只見淤泥。我隨手把紙包扔了下去﹐草草了事。估計那裡面包的是父親的衣服燒成的灰。因為母親不知道他的遺體何在﹐也不知當局如何處理﹐是土葬還是火葬。所以母親就只有對他的衣冠實行水葬。可是負責執行的我並沒將此事辦妥﹐但願漲潮時﹐父親的衣灰最終還是能夠隨波漂入大海。
父親被捕前兩個月﹐正是學校放暑假﹐某日我一個哥哥對他說﹐香港報紙刊登一則消息﹐說他曾任東莞縣長﹐近在廣州被關押﹐其友人對此深感關切﹐云云。他聽了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會有這樣的報道。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但最近問二哥﹑三哥﹐俱稱沒向父親說過。事隔53年﹐他們忘了也不奇怪。
當時東莞土改工作隊有一位幹部名文。他是二哥的同學﹐又是部隊的戰友。他負責的區域包括篁村﹐故對我父親的案子應該知情。但事後他並沒有通知我二哥﹐二哥是從三表姐那裡得知消息的。她是大表哥妹妹﹐在中共華南分局機要部門工作﹐告誡二哥要站穩立場﹐與反動地主家庭劃清界線﹐等等。
所謂站穩立場﹐劃清界線﹐就是大義滅親﹐六親不認。據說﹐張咸闖女兒做得很好。行刑後﹐她神色不變﹐和幾位同學(抑女伴)走過去﹐指著其父遺體說笑。此事是否屬實﹐已難查證。不過﹐中共歷來強調﹐黨性高於一切﹐否定所謂超階級的人性。u-L的倫理觀﹐確非我們一般人所能理解。覆巢之下
姨父與我父親同運﹐但多活了個把月﹐他的主要罪名也是抗繳‘餘糧’。 姨母倒很聰明﹐他們的房子竟得以保存下來。這不僅使其一眾子女不愁居所﹐而且到了九十年代﹐該房子被徵收改建樓房時﹐他們還能每人分得一個獨立的居室。那是市區內繁華的地段﹐現時房價不菲。
據說﹐當時姨母也遭到壓力﹐被迫出售房子交‘餘糧’ ﹐但她故意將放盤價抬高許多﹐致無人問津﹐從而保住棲身之所。對此﹐我乍一聽有點不明﹐她這樣做不怕給姨父招致厄運嗎﹖再一細想﹐自廣州易幟那一刻始﹐厄運早就如達摩克利斯的劍﹐高懸於我父親和姨父頭頂上。即使交足餘糧﹐難道就能保命﹖語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們便是註定被壓得粉身碎骨的。
父輩如此﹐我們作為其子女也同樣難逃厄運。此乃時代使然﹐除非遵行‘三十六計﹐走為上’ 的古訓﹐即北方人所稱‘惹不起﹐還躲不起麼﹖’
行文至此﹐適值因趙紫陽去世引發小風波﹐事緣立法會議員為趙默哀﹐導致流會。是非曲直茲不論﹐倒是<蘋果日報>古德明文章說得好﹕趙蓋棺未能論定也。當年廣東土改﹐本來葉劍英的做法較穩﹐不亂關濫殺。但趙一來﹐即向上頭告狀﹔跟著陶鑄取代葉﹐急風暴雨至腥風血雨。於是﹐父親姨父﹐一大批地主人頭落地。
這並非我出於個人恩怨﹐對趙﹑陶妄加指責。而是1953年中共華南分局和陶本人承認的。在其向中央的報告中稱﹕由於強調‘反右傾’ 和加快土改進度﹐在政策上出現了較大的偏差﹐‘主要是中後期土改運動’ ﹑‘存在著嚴重的弱點’﹑‘執行政策上有偏差’﹑‘打擊面過寬﹐錯打擊了一些人’﹑‘ 死人多了些’ ﹑‘對敵鬥爭講究策略政策差﹐造成地主大批自殺﹐有些地方對中小地主打擊過重等﹐因而遺留問題很多﹐不滿層很大’。 並謂運動中﹐‘打擊了一些在戰爭年代曾經支持和幫助過我黨的民主人士和開明紳士﹐錯殺了不少知識分子。’
以上引文出自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楊80年代曾任廣東省副省長﹐書中所寫的古大存為中共元老﹐46年在東北西滿地區主持土改試點﹐未殺一人。50年代被陶迫害﹐罪名之一即支持葉在廣東搞‘和平土改’ 。情面造化
該書中有一段寫古保護了李章達。事緣土改時‘東莞縣厚街派了一批農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達﹐要拉李章達回鄉﹐退租退押’ 。適李不在﹐古聞訊﹐‘自己跑到會客室去見農民’ 。他以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黨組書記之尊﹐介紹了李的‘革命歷史’ ﹐強調李在‘建立新中國這一偉大事業中功不可沒’ ﹐勸走了來人。可見﹐如非古親自出馬力保﹐連身居中央及省市要職的李章達﹐也難免受驚或受辱。雖然﹐以李對中共關係之親密﹐應不會性命不保。因為葉劍英被陶鑄取代而調回北京前﹐‘曾個別向古大存作了懇切交代’ 。53年李逝世﹐廣東省舉行隆重追悼會﹐陶鑄親自致悼詞。李甚至被稱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意指堅定的革命派。其於土改安然無恙並獲生榮死哀禮遇﹐同葉﹑古等較講情面至有攸關﹐也是李的造化。
另一位孫中山的老部下莫雄﹐也全靠情面與造化﹐在土改中逃過一劫。莫素親共﹐1934年‘曾為中共中央遞送過蔣介石的“鐵桶圍剿” 計劃’ ﹐使紅軍得以趕及脫出重圍﹐開始長征。其後又在貴州給紅軍讓路﹐可謂有大功於中共。但51年土改時﹐其家鄉農民和幹部提出﹐‘要求拉莫雄回英德交群眾鬥爭後就地槍決’ ﹐趙紫陽已予批准。幸得古聞訊直接找陶鑄﹐‘說明莫的歷史﹐並告知是葉劍英叫莫雄從香港回來的’ 。莫才被保了下來。
但葉﹑古在中共內屬異數。有恩於共者未必可自保。如劉少奇1927年在湖南被趙恆惕抓獲將處死﹐趙之小舅楊某為劉小學同學﹐積極為劉奔走覓保﹐並親向趙說項﹐劉終獲釋。至50年代土改時﹐楊將被處決﹐自陳曾救劉一命﹐湖南當局向劉報告求證﹐劉竟否認其事﹐稱當年獲救與楊無涉。楊遂難逃一死。(此事文革中竟被翻出﹐作為劉曾叛變降趙﹑因而殺人滅口之罪證。)
由此可見﹐如果父親以為﹐昔年救大哥可以找國民黨上層‘講人情’ ﹐換了朝代也能指望‘講人情’ 救自己﹐那就未免太不諳‘國情’ 了。
至於姨父以為﹐多名子女早已入黨﹑參軍﹐成為新政權中人﹐或可使自己土改中無事﹐那同樣是不諳‘國情’ 。當時上百萬黨員﹐幾百萬軍人中﹐不少人‘出身不好’ ﹐即來自地主﹑富農家庭﹐或為舊軍政官員子弟﹐倘因此發放丹書鐵券﹑免死金牌﹐還談什麼‘革命’ ﹖走為上計
所以﹐父親﹑姨父的最佳選擇是﹕避居香港﹐並且是在對方入城之前。留下來註定沒有活路。
我這樣說﹐並非指父親他們有什麼死罪。恰恰相反﹐我認為他在土改中無罪。倘若姚寶猷在鎮反時並無死罪﹐那麼父親之死就更加無辜。然而﹐殘酷的事實是﹐他們都無可挽回地命喪黃泉。實際上成了一場歷史大變革的犧牲品。
上引楊立一書中﹐提到陶鑄調廣東前﹐取代張雲逸在廣西主持剿匪。他大刀闊斧﹐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任務﹐隨即致電稟毛稱﹕‘廣西殲匪四十五萬﹐殺人四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批﹕‘廣西應該殺。’在其詞彙中﹐‘殲滅’ 包含斃﹑傷﹑俘﹐指戰場上的行為。‘殺人’ 則包括對方放下武器之後遭處決。不管怎樣﹐依陶電所云﹐起碼有一萬三千人無必死之罪。
其實﹐所謂‘可殺可不殺’﹐說到底還是不該死。既然不該死﹐為什麼殺了﹖癥結在於‘左’ 的思想﹐用古大存一針見血的話﹐便是﹕‘靠殺人發動群眾’ ﹐‘靠殺人推動運動’ 。早年陶鑄在東北土改﹐推行的正是這一套﹐調廣東後如法施行﹐以致‘左’ 禍連綿。
我一位舅舅僥倖得脫﹐可稱造化。他於49年‘解放前夕’因欠債自莞逃港﹐掙扎謀生﹐加入了教會﹐並另組新家庭。雖然生活遠不及當年在莞時﹐但總算老於戶牖之下﹐得享天年﹐比起我父親﹑姨父﹐不啻天淵。比他後來被打成右派的兒子﹐也幸運得不知到那裡去了。一張一弛
在大陸不少現年七十或以上的人﹐都會懷念50年代初﹐直到反右前那幾年。因為儘管鎮反﹑土改案涉數百萬人﹐但在‘四萬萬五千萬人’ 中﹐充其量不過百分之一﹑二。大多數人覺得社會安定﹐秩序良好﹐有些地方簡直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1951年底開始﹐機關和工商界分別進行‘三反’ ﹑‘五反’ 後﹐並沒有立刻開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大概是毛所說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相當一段時間內﹐社會上整體氣候較為寬鬆。
即使是我這樣的‘反動家庭’ 子弟﹐在廣州仍可以繼續讀初中﹐並沒有受到什麼明顯的壓力﹐也似乎感覺不到什麼歧視。(但我在莞的一個表妹就沒這麼幸運﹐她小學畢業後便不能再升學) 。
由於父親提供的家庭經濟來源斷絕﹐我試圖申請人民助學金﹐用的是軍屬證明﹐結果在班上討論時即未通過。這並非出於任何政治原因﹐而是大家評估我的經濟狀況後的共識。他們認為﹐我大哥﹑二哥有能力支持我上學。大哥罹禍
未幾大哥調離工廠﹐到電工學校教書﹐其原因是他對當局介入韓戰﹐派出‘志願軍’ 不以為然﹐說美軍並無入侵東北﹐我們自己專心搞建設為宜。他的話被指為恐美﹐遭到批判﹐之後﹐可能聯繫到他在台灣被捕過的歷史﹐以及父親被鎮壓的情況﹐上頭認為他不宜於留在工廠﹐遂把他調往技工學校﹐即培養初級技術工人的地方工作。這樣的地方絕無重要的機器設備﹐要搞破壞也搞不起來。原來的橡膠廠則不然﹐當時整個蘇聯東歐集團均缺橡膠﹐加上此乃軍工所需﹐故屬要害部門﹐自然不能容許大哥留下。
我得知大哥因言惹禍﹐並未仔細思考其看法是否有理﹐就在一封信中妄加評論﹐甚至用諷刺口吻﹐說了兩句很不得體的話。對此﹐大哥沒有回應。幾十年之後﹐我才從中共公開的韓戰文件等資料中發現﹐杜魯門曾嚴令麥克阿瑟﹐不要把戰火燒到中國。而包括朱德﹑林彪以及鄧小平在內﹐當局高層絕大多數人均認為﹐內戰剛打完﹐應集中力量搞建設﹐都不主張出兵。可見﹐大哥的看法具普遍性﹐說得上人同此心。
可是由於最高一言九鼎﹐一意孤行﹐加上斯大林的壓力﹐就把‘抗美援朝’ 同‘保家衛國’ 串在一起﹐輿論宣傳一邊倒﹐凡不同意出兵者都被認為不正確﹐甚至加上種種罪名。連在打江山中戰功赫赫的林彪﹐亦因直言賈禍﹐71年‘九。一三’ 事件後﹐其罪名中就包括此事。那麼﹐大哥作為歷史受懷疑﹐出身又不好的技術人員﹐備受打擊自屬無可避免。
而我竟在他受到不公正對待之際﹐以進步自居﹐火上加油﹐實在混透了﹗即使大哥大人有大量﹐明白我這個不懂事的小弟弟﹐只是受大氣候影響而人云亦云﹐不會在意我的胡說八道﹐但我也不能原諒自己的魯莽和愚蠢。
所幸當時大哥思想雖受批判﹐行政上並無處分﹐工資照舊。
不過﹐某學期開學時﹐不知什麼原因﹐他未給我寄來學費和生活費。我情急智生﹐想起他一位好友﹐即同船由香港去天津而認識的‘小二’(大哥給他取的綽號)﹐此時‘小二’正在嶺南大學醫學院讀書﹐我便不客氣地去找他求援。不巧他因感冒住在校內病房﹐得知來意後他毫不遲疑地寫一短簡﹐讓我折返他宿舍在抽屜內取錢。不料他的室友很小心﹐要我找其本人回來開抽屜。最後小二哥只好領著我回寢室﹐把錢拿給我。臨別時﹐他向我表示﹐區區小事﹐若我寫信給大哥﹐亦無須提及。如斯盛情﹐我銘感至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