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转自 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的到来，海外的纪念活动也在陆续展开。不过，对“六四”参与者和民主运动支持者来说，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矢志要推翻中共暴政，以祭奠和告慰在30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中死难的学生和市民，然而，现实不免让人有些灰心。以海外华人聚集地也是民主运动的大本营纽约法拉盛(Flushing)为例，有关“六四”和民运的活动和会议，多数时候来的人不是很多，年轻面孔尤其难见。我自己参加了几场会议，对此很有感触。
我曾同一些“六四”志士有过交流，总的印象是，他们没料到他们反对的这个政权竟有如此韧性，以它当年的不得人心、四面受困，普遍预计它10年内必崩溃，但现在30年过去了，它似乎活得好好的，而且看起来在进一步强大，恐怕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它倒下。
另一面，中共虽然借着舆论封锁和经济成长，成功地让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忘记了“六四”和那场大屠杀，但是，“六四”也是它的一个心结，每到纪念日，必如临大敌。今年是“六四”30周年，对民间纪念的打压，更是上升到维护政权安全的高度，早早部署。
我与“六四”擦肩而过。八九那年，我大学毕业，因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城——江西新余读书，当要起来响应时，运动已经落幕。此后在国内，因害怕迫害，对“六四”只能取一种旁观态度。我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工作11年（直到2013年解职），在江胡时代相对开明的环境下，编辑之间有时也会谈到“六四”，私下表达和官方不同的看法，或者与一些异议人士有交往，但不可能公开发声。
去年8月底来美后，自以为一只脚踏入广义的海外民主运动了。然而，当我每每看到海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由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学子进入人生晚年，白发袭向头，却还在为当年理想苦苦奋斗，也颇觉沉重。难道中国民主真的让人绝望？中国民众真的只配被专制统治的命？不，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民主悲观。这不仅是为处于低谷中的民主打气，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主已经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
我去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为何是错的？》曾一度被民运圈中的一些人看作为中共和习张目，灭民运志气，但实际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民运要起到效果，就必须承认中共比过去强大以及习近平作为政治强人的事实，在今后的行动中采取正确的策略，而不像现在一样一味空喊崩溃和无能。我在文中未表述的一个观点是，任何强大总是相对的，表面的强大掩饰不了内里的脆弱，看中共自己对未来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它心里也没底。
撬动变局的这个人是习近平，正是习在2018年3月修宪废国家主席任期，自我加冕导致内外形势恶化，使得西方世界和中国的邻国对中共更加警惕，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左转又造成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对他的不满加剧。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存在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大概会处于一个下行的长周期，可以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看似尚处于上升期，然而已是疲相尽显。
去年流行的“70年大限论”，即苏联解体之后，认为一个政党，不能连续执政70年，在这之前，都会出问题，被赶下台，虽然这并非严肃的历史理论，更多反映的是民众的愿望和情绪，但中共合法性在加速流失，却也是事实。
政治是讲究合法性的。民众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高，政权合法性就高，反之则低。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做包装和支撑，剩下的就只能是赤裸裸的警察统治和武力镇压。这种政权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其实严格来说，现代社会是没有这种政权生存空间的。朝鲜似乎是一个例外，但朝鲜实际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因此，从合法性看，中共正处于“六四”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合法性危机中。
从学理上说，合法性通常由意识形态、程序和绩效组成，其效用依次递减。一个国家或政权要具合法性，三者至少必居其一。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选举的程序基础上，因而相对稳固，历经几百年还充满活力，虽然近年来它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挑战，合法性有所减弱。中共自“文革”结束和毛泽东去世后，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遭受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八九“六四”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学生的镇压使它遭受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六四”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共产主义（不是中共现在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特色理论）除了少数极左派外，连党员都已不信。它也没有民主选举，剩下的唯一一根合法性支柱是由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及由此带给民众的福利改善。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共各级官员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各类集团，虽如此，但在过去毕竟孕育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所有人的生活在绝对意义上都得到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大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因此，在过去40年里中国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风波，但中共都挺过来了，原因就在于它有能力为民众提供绩效合法性以维持统治。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521/dengyuwen-aging-tiananmen-exi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