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转自博讯网
本案原告的一位代理律师何宜伦（Aaron Halegua）作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USALI）的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劳工问题。他对本台记者表示，相对官方登记在案的劳务派遣人数，目前在国外打“黑工”的中国劳工数量不得而知，他们并没有获得工作签证，而只有旅游签证或者签证已经过期。他表示，中国的海外劳工市场方兴未艾与中介声称的优厚待遇有关。
“广告中的（海外劳务）工资比在国内做同类工作更高，比如做建筑工的话。这应该就是最大的原因。”
两年前，博华塞班岛度假村项目的一名工人从赌场建筑工地脚手架上跌落身亡，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工地，发现了上百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中国劳工。
博华太平洋事后曾发表澄清公告说，联邦调查局对集团外聘施工队相关工程事故进行的调查，与博华太平洋及其员工无关。
记者注意到，中国海外劳工市场已经初具规模。《2017-2018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数量接近98万，其中建筑业劳务人员占四成多，远超其他行业比重。中国政府在欧亚非大陆架设的“一带一路”骨架涉及大量基建项目，而这也显著刺激了对外劳务市场的发展。
记者周二试图联系中华全国总工会，但被提示电话无人值守。
位于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创办人韩东方感叹道，当今海外中国“黑工”的遭遇极具历史讽刺意味。
“不是说好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结果华工被卖到北美洲淘金、修铁路的历史又在重演。现在中国的这些所谓代理公司打着‘改革开放’或者‘走出去’的这种很好听的旗号，把自己的人又卖出去。外国人不卖中国人猪仔了，而中国人在卖自己人的猪仔。”
一位半生农民的“黑工”噩梦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吉林通化人刘春才就误入了这条贼船（他并不是上述案件起诉人之一）。2017年2月，父母双亡的他通过当地人介绍到塞班岛打工。介绍人告诉他，在塞班一个月能挣到一万五六千元，而且可以拿到落地签。于是，他付了五万多元中介费并自费飞抵塞班岛。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就开始给倍立达做起了电焊工作。
刘春才表示，公司并没有和他签定任何合同，而他的护照也随即被没收。他前后做了58天工，总共只拿到3700多美元，远不及介绍人当初承诺的工资。他还回忆说，期间他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
“在这儿吃也吃不饱，做的饼子里面都生虫了还给这些工人吃。我住的那间工人宿舍住了24个人，还没有空调，而这里还很热。”
他刚干了没几天，就发现赌场工地一层到八层没有安全网，工人倘若一失足就可能丧命。意识到工地存在各种安全隐患，他随即向一位习姓包工头讨要护照，但包工头不给，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做工。
上工第二个月的一天，正当他在工地四层做工时，他忽然听到“噗通”一声巨响，才发现有工人坠落。刘春才后来才知道，这位他亲眼目睹被装进救护车的43岁河南工人胡元友（Hu Yuanyou，音译）并未生还。
刘春才说，工地出事后他非常后怕。不久后，倍立达在塞班岛项目的两位高管被当地警方带走，其中一位就是此前拒不归还他护照的包工头。就此，倍立达撤出了赌场的建筑工作。
记者近日试图联系金螳螂和倍立达了解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
2018年3月，美国劳工部宣布与金螳螂、中冶国际、倍立达、神州长城达成和解。这四家劳务承包公司将向数千名工人支付共计近一亿元人民币的未付工资和赔偿。声明说，除神州长城以外，其余三家公司都利用了免签入境项目非法雇佣了黑工，而为了到塞班岛工作，这些工人普遍支付了几万元介绍费和机票费。
2017年4月，经律师介绍，刘春才住进了塞班岛的一家避难所，他与其他二十余名工友希望通过获取人口贩卖受害者签证（T visa）最终拿到美国绿卡，而这一等就是两年。刘春才说，他目前非常矛盾。由于他只能在塞班岛打些零工，收入很不乐观，而他在国内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的境况。另一方面，由于他此前准备出庭作证，他担心一旦回国，倍立达会报复他。刘春才坦言，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而绿卡似乎还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