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升转自人权双周刊

谭松：获自由写作奖答谢辞 

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写作了多年，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写作奖”，既感到荣幸也心生感慨。

什么是“自由写作”呢？我想，就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和认知，真实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当然也是十分安全的事。可是，在不自由的专制国家，“自由写作”却是一件高风险的行为，轻则被警告处罚，重则可能丢了身家性命。纵观中共统治中国70年的历史，这类案例实在太多了，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等。

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要本着自己的良知真实地写作，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我在《长寿湖——1957年右派调查》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在这50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

这些年，我做了一些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工作，我本着调查如实地记录，也可说是“自由写作”吧。这项工作始于2001年初，可是，第二年，当采写还没完成时，我就被抓捕入狱，这时我才知道，你敢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不自由环境下，“自由写作”要承受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

要坚持这条道路，首先要有克服内心恐惧的勇气。

在专制的威压下我也曾想过退缩、放弃。比如，在看守所听见那阴深的禁闭室发出囚犯痛苦的叫声时，我害怕了，甚至后悔，不该作这种“自由写作”。至于恐惧，那更是伴随我多年，比如，当抓捕我的国家安全局一次次叫我去“喝茶”时；比如，听到突然的敲门声时。更记得有一天，咚咚门声之后，进来几条汉子，其中两人身着制服，我顿时脸色发白……虽然是一场虚惊，但那恐惧，却是实实在在刻骨铭心。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披露我十年前开始做的中共土改真相调查时，曾有一位听众提问：你做这种调查害不害怕？

我回答，害怕。

两个多月前，我采写的《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终于在台湾出版。这本书从最初采访到出版整整十六年。我永远记得着手这项采写时的经历和情景。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时期，国安局明确对我宣布，在这个时期，如有新的犯罪，将马上抓捕收监，不需要报批手续了。如果我再做这种调查采访，将新帐旧帐一起算……

那么，我如何来克服内心的这种恐惧呢？

很遗憾，我还不是一个“信徒”，远没有古罗马基督徒唱着圣歌走向刑场的坚定和勇气，支撑我坚持下来的一大原因就是我所调查采写的苦难本身。我在回答那位听众的提问时说：每当我感到害怕想放弃时，我所了解到的那一幕幕悲剧就涌上心头，尤其是那一个个惨死在暴政下的无辜生命，我总是觉得他们沾满泪水和鲜血的脸在我眼前晃动，我总是感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注视着我，这让我很痛苦，也让我更坚定。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了，无法沉默。

促使我着手土改调查的就是无意中得知一位地主老婆被一根铁条从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我觉得，我知道了，无法沉默。

在我所做的调查采写中（如右派调查、刘文彩《收租院》真相调查、重庆大轰炸调查等），最艰难的就是土改调查，但我最坚定要完成的，也是这项调查。

我在《血红的土地》前言中说：“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正是在调查中，我刻骨铭心地看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冤屈、残暴和不公。一件件真实的案例，一个个悲痛的讲述，让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2006年，我在又一次失业且又遭遇一次挫折时，觉得很累，想放弃了。但又一个土改悲剧让我坚持下来。那是一个不幸小女孩的遭遇，她的父母都死于土改，她同她八岁的哥哥只得流浪讨饭。她害怕失去唯一的亲人，讨到饭后先让给哥哥吃。最后，在面临饿死的危险时，她被一个农民抱走。分别时她紧紧抓住哥哥，很远很远了她都还扭头望着哥哥。这位年仅四岁的小女孩从此消失了。几十年后，当她哥哥老泪纵横讲起那分别的一幕时，我又涌起那种压抑不住的情感——悲愤——对人类的不幸的悲悯之心和对暴政恶行的无比愤怒！

这种极其强烈的悲愤就是让我产生勇气，克服内心恐惧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调查采访中我也进一步看到了中共在谎言包装下的真实目的和它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同时，我也看到，造成种种悲剧和苦难的土壤还在，不仅在，而且还在继续生出大量新的悲剧和苦难。比如，土改时所使用过的种种残酷手段（包括谎言欺骗）就不断地反复出现。历史的真相被层层叠叠的谎言所掩盖，暴行和恶果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和清算。这既愧对那些死在暴政屠刀下的冤魂，也愧对我们民族的后代子孙。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杨继绳先生2015年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保卫民族记忆，是当代知识份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赴汤蹈火，也应在所不惜！”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勇气的又一来源。

自由写作，本是天赋人权，但在不自由的国家里，却像一个罪犯的地下活动。我永远难忘这些年来偷偷摸摸采访和写作时的那种紧张和恐惧，永远记得把手稿和录音像赃款一样四处藏匿的狼狈和慌乱。

多年的这种经历，也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们，凭什么？！同时，累积的苦难记忆，更让我内心坚定不移——手中吸满鲜血的笔，一定要书写出民族的不幸、暴政的血腥！当然，我也产生强烈的愿望：一定要争取自由写作的权利，要争取免除恐惧的自由，让人人都能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这是天赋人权，也是揭露邪恶防止暴政的一个重要利器。

希望有更多的人为这一人权去抗争、去付出，我们不付出就只有让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去付出。我坚信，人人都能自由写作的明朗天空一定会在我们不懈的抗争和顽强的奋斗中出现！

到那一天，我们就不再需要“自由写作奖”了。

那时，自由的阳光艳光四射，照耀着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

最后，向颁给我自由写作奖的独立中文笔会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