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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黑龙江省腐败观察: 拆解黑龙江卖官链(6)

2019年04月29日 综合新闻 ⁄ 共 65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学海转自《财经》杂志

   恰恰由于“一把手”具有真正的卖官权,于是才会出现“二把手”为进一步晋升为“一把手”不惜重金买官的“合理现象”。 比如,张忠义花钱从副处级晋升处级仅花费3万元,而李刚从同为正处级的“二把手”县长提升为“一把手”县委书记愿意花32万元和2万美元, 马德从相同级别的绥化市长提升市委书记出价80万元。 原因就在于“一把手”才具备卖官权,而卖官在黑龙江官场意味着垄断收益。

   当然,卖官是腐败的极端形式,仅仅具备个案意义;而“一把手”在组织人事上的垄断权却具备一般性的典型意义。 从此层面看,有理由认为,卖官的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需要三大条件:

   一是通常的竞争性官员晋升机制失灵,官员标准发生质变。 政绩和“官声”不再是选拔的条件,而出价高低是首要因素;

   二是官员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从马德案并非因买官者出问题而暴露可以说明,没有机构对买官者的所谓“德能勤”进行监控,而事实可以证明,买官者的重大失职乃至违法、犯罪行为,并非 罕见;
 

  三是机会成本相对较低。 对卖官者而言,其他非卖官性腐败行为收益是卖官的机会成本。 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发达地区官员往往更热衷于土地转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转制等领域的腐败交易;这些领域腐败收益越高,卖官腐败机会成本越高。 这是因为卖官意味着把上述腐败收益一揽子出让给买官者,这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官员所不愿意做的。 因此,卖官在欠发达地区出现概率较高,并不说明发达地区官员具有更低的腐败倾向;两者的差别,恰如当前的房地产投资者所面临的“出租”还是“转售”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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