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升转自人权双周刊
罗祖田：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2019年03月12日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时间内，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占据了极重要地位，人所共知。 对这位官方谥称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近几年异见网站出现了不同见解，或说华国锋乃改革开放的真正奠基人，或说胡耀邦，赵紫阳才是改革开放的坚决推动者，且不是无依据。愚意以为，整体上看，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在改开中的极重要地位，是成立的。因为有几点很显然：毛泽东到底死了，中国人仍要活下去，其时朝野要求邓小平再出山的呼声不是一般的高。它源自1975年邓小平对文革大乱象的整顿，予渴望秩序与变革的朝野以深刻印象，邓小平因此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无人能及。而就权力上层来讲，面对文革后烂摊子，仅有叶剑英代表的军方维稳力量是不够的，急需打开突破口，挑大梁的人选也就格外重要。这方面，一样无人能及邓小平。另者，苏东巨变后中国仍然能掀起改开旋风，仍惟邓小平有此能量。 但是，事物另有一面，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在改开中的极重要地位是一回事，其人其路线的是非功罪又是一回事，而今，改开潮水已退，狼藉毕现，需要审视曾经的神话与浮华。 中共建政前邓小平的事儿就不说了。自红朝建立，邓小平先主政西南，为封疆大吏，几年后奉召进京，为中枢要员。他能走到这一步，自然是地位、业绩的反映，但也不尽然。此时，于红朝已是全面建设开始，于毛泽东却首先是皇位皇权巩固时期。所谓五马进京，有没有“削藩”的考量呢？结合毛泽东的历史，应非妄言。 邓小平不是笨伯。主政西南时的剿匪、土改、镇反，如果说邓小平的卖力工作，是为了党。那么57年领导反右，59年接受庐山既成事实，60年代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就首先是顺着圣意行事。不止如此，此期间他格外卖力，突出如反右的铁腕手段与“除恶务尽”理念，明显可见在上层竞功、向毛皇邀宠的成分。他全然不识把一国知识界打残打瘫的严重恶果？只能说他早已识得中共这部绞肉机的厉害，只能进不能退了。 人为的大饥荒带来的另一大恶果瞒不过邓小平，他开始向刘少奇比较务实的路线靠拢，不排除他警觉到了毛泽东路线太过祸国殃民，一定会危及党，他身在这条船上，自不希望翻船。同样不排除他对毛皇有了情绪，源自竞功邀宠未能获得应有回报，因为毛泽东让林彪盖住了他的风头。他向来不怎么看得起林彪。林彪是公认的打仗能手，他却文武双全。 皇权面前不可以玩性情，邓小平因此在文革中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其实，比照刘少奇的遭遇，邓小平是幸运的，他内心里不能接受文革现实和毛泽东“极左”路线，儿子成了残废是个很重要原因。他不可能甘心退出权力场，但又奈何不了皇权，只能使劲儿忍，直至一再卑词认罪。不过这影响不了他的认识有了提升，然而，要说他的认识有了提升，立足点是苦难民生，则只能是尔后官样文章的语言。 邓小平的英雄气质以及对党国的忠诚不减，很快地体现在他75年的整顿，再现的仍是他一以贯之的以镇压开道的铁腕手段。当时那个9号文件的强硬语言，以铁路整顿为开局的雷厉风行，全是他特有的风格。通常认为治乱世须用重典不是毫无道理，但不可多用，因为无恩则威不立。此前邓小平给了中国社会什么恩惠呢？邓小平乐此不疲，反映了他不可移易的信念。无论“父母”做了什么，“子女”都必须顺从。不信邪，就试试。 因为，如果说75年的整顿，为文革特殊年代不得已而矫枉过正，那么83年的“严打”，怎么看都是邓小平屠夫真容的暴露。原来，他要改变毛泽东路线，是指先皇的治世手法而不是先皇的红朝基业。这一点相当重要。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他对毛泽东坚持“三七开”，不能容忍胡耀邦，直至89年大开杀戒。 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久前有个新奇的观点，认为此乃邓小平向美国交投名状。常见的观点是地缘战略，需要围魏救趙。另有观点认为是邓小平的权谋运用，目的是夺最高军权。拙文取后者。其实，此战之前，邓小平在上层已拥有明显优势，却非拥有压倒优势。他在军内的历史地位，比不得彭德怀、林彪、粟裕，向来的比较优势不是战功而是玩政治。在中共这个帮会里玩政治，可是离不开黑厚术，但这是保命升官的强项，也是人际关系的弱项。如今，强龙纷纷凋零，他也就有了资格掌军。但不通过打上一仗立威，向党内合法的顶头上司强索军权终不免负作用。他应是看准了两点，一是缺学识的华国锋驳不倒他的世界战略大道理，二是那位当年的游击队小政委，哪里见识过策划过大兵团作战。打越战，不容华国锋不把军队交给他指挥。反过来说，若华国锋识趣早早让贤军委主席，这一仗也就可打可不打了。无论如何，此仗有悖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至于此仗会死掉两国多少老百姓的儿子，那叫问题吗？ 不过，此战前后，邓小平干了几件实事。默许了胡耀邦力主的大平反、广摘帽，支持了万里，赵紫阳的农村纠偏行为，恢复了高考，废除了上山下乡。考虑到此时国人仍生活在余悸犹存之中，后两项可以打上80分，前两项也就及格罢了，姑且不说这本是当权者的工作职责。因为不默许胡耀邦的大胆行为，让很多老官僚仍为异类，于他不啻自剪羽翼。支持万里，赵紫阳的动作，其理亦然。说白了，此时他的“改开”大手笔，向前看不太假，以屈求伸的让步更真。 让步的实质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非常时期的独裁者愿意让步，还是要谅解。需要警惕的是从来让步有限度，通常是危机过去就翻脸不认人。这也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现实。不幸，当时没几个中国人正视这一点。中国人本该正视这一点的，中共五十年代初就玩过这一手，仅仅几年就翻脸不认人。但中国人太健忘。 诚然，叫让步也好，叫改开也好，邓小平这样做也是中共逼出来的。只要不改根本或不能改根本，改开就是一个悖论，他也就只能在两难之中前行。他多么希望老百姓吃上了饭就知足，但学生们不体谅他的苦衷，居然还闹起自由、民主来了。他忍啊忍，忍到了89年，他不能再忍了，再忍就向上层权贵交代不了。那些人终于复出而过上了好日子，怎堪想象又失权势？此乃根本。然而，此次镇压力度之大，却是邓小平几十年来对贱民特别对“暴民”的仇视情绪大发作，也是他杀人杀顺了手的忍不住又手痒。他的堂皇理由是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干脆说他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或许更动听一些。事实上，尔后的既得利益者莫不是这样看，著名的铁笔单仁平，就屡屡强调这一点。此君以视野开阔，文笔生动而引人注目，偏偏忘了一点，所有的专制屠夫都懂那语言。 让步决定了邓氏其人其路线，势必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认为他的改开无理论，属于鸡同鸭讲。因为便是诚心改革，也无需什么理论，尊重常识、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便可。真正的问题是邓小平愿不愿意向中国人低下那颗傲慢的头。做不到这点，要理论何用？若认为他真想做“中国人民的儿子”，想多了。 不过，邓小平的改开无理论不等于无目标。有理由认定，邓小平认准了一条：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中国人不再过饥寒交迫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合法性，党国从此无忧，他和改开就能青史留名。 这就要多说道说道了。 邓小平强调经济改开，有合理一面，终归民以食为天。况且改开启动之际，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赤贫之中，不忍目睹。另者，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只一个吃饭问题就工作量十分巨大，北京确有难处。 然而，正因事关全体国民生活，改开就决不可以耍滑头。把经济搞上去，既艰难又有成功先例可援引。艰难的是工作量巨大，喝不得急酒也偷不得懒，而成功先例就在周边，况且经济自有规律，归根到底就是个权益分配问题。鉴于人性的仍旧脆弱，只须把“有钱能使鬼推磨”和“又要马儿长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结合起来便行。从来如此，经济搞不上去，就是犯了后一条大忌。这也是毛泽东路线失败的根本。邓小平当然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事实是他叶公好龙。他不认为他叶公好龙，源自他眼光毒的一面，便是中国人太容易糊弄，知识阶层亦不例外。那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是他一度当作发现大加宣扬的，果然挠着了技术官僚们的痒处，遑论无知愚民。实际，生产力分有形无形两种，无不受制于权力这个万有引力。只要没有解决专制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同样作为生产力的制度就更重要。并且，就算制度能最大限度释放科学技术的能量，还有一个是否合乎文明走向的问题。毕竟，没了文明，一切都是空谈。 要求政治人物尤其军阀出身的政治人物具备哲学家眼光，很不现实。这里，反映的乃是邓小平的极高傲气质，实为权力傲慢。如果说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行，是基于现实思考，那么他事实上认定文革后的共产党没有他不行，就只能是他极端掠夺气质的表现。这样，他又回到了毛泽东那个天下舍我其谁的基点。这样的思维与行为落实到经济活动上，便是他用四项基本原则即用四根棍子押解着改开上路。而当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一度，毛泽东热心经济超过了邓小平，使用的就是群众专政这根大棍子。当年那些水库工地上，炼钢工地上，捆绑、吊打过多少人，抓了多少阶级敌人，凡过来人皆有感触。正如这样的发展经济带来的惊天恶果，凡过来人皆有体验一样。 同样使用狼牙棒开道，毛泽东玩经济玩了个一塌糊涂，邓小平玩经济竞差强人意，这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了。其实，此非邓氏其人其路线另有秘诀，无非时过境迁。它当然得力于对劳动者松了绑，但绳子不能丢。又得力于技术官僚较之文盲官僚多了点知识，得力于胡耀邦，赵紫阳的软抵制，更得力于外部环境大变，首推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爱国情，中国无需事事都自力更生。 邓小平深信这是“两手硬”的作用。由他的错觉引发出来另一个错觉，多数人竟然认为改开的推进归功于邓氏其人其路线的正确。既然改开不能没有邓小平，邓公自是伟人无疑。无人换个角度究问：如果此时没了邓小平，中国将怎样？ 历史无从假设，但逻辑也是摆明了的：若此时没有了邓小平，上层毛左确有可能咄咄逼人。他们拥毛远不及保权固权的意愿强烈，也就不排除大冲动，要安抚好这批顽固份子，诚非易事。不过，自拨乱反正，胡耀邦，赵紫阳获胜是大概率，终归基本民意和中下层党心向着他们，加上外援可用。若如此，中国复兴在望将非妄言。显然，改开是有可能健康发展，虽然几率小，此可能性的破灭，罪在邓小平。六•四一出，本来就严重畸形的改开，也就更进一步畸形。 92年邓小平南巡途中再倡经济改开，其心情的复杂应难与人言。凡人皆有内心脆弱的一面，邓小平不会例外。在他有生之年，他仍须尽力保党，保曾经的声誉，保护家族利益。不排除他还有对六•四欠下了血债的内省成分。但是，他已没有了能量认错和纠错，上层既不会支持他纠错也无人会替他担责，此为中共传统，他手头只有再倡经济改开这张牌。然而，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仍旧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红二代的能量与度量，以为事情仍旧可为。殊不知，六．四血案固然可能淡化乃至淡忘，前提却是他和中共的诚恳谢罪，尤其少不得让大多数人得到明显公平的实惠，下一步就是切实的政治改革，进行全民普选，仅仅想到这里就可怕。不止如此，权贵经济一开口子就成了出闸的水，势必导致反动体制与故意犯罪集团比赛作恶，理性等于零了，这一来，无论经济能否上去，都难以改变党国驱赶着十几亿人奔向深渊的大趋势，一如文革狂热驱赶几亿人奔向疯人院一样。 此前提下仍旧高喊改开，不免是在侮辱全体中国人的智商。由高度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哪怕换了民主制度也会有个不短的过程，此事不假，但也决不至于年年喊攻坚，实际是作秀。例如国企改制，理应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没有半点发言权，全是共产党书记、经理说了算，实为他们身后的刺刀说了算，它不带来严重后患才怪。一边是给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劳资关系重重设限，一边大谈特谈攻坚。这一来就算有心的攻坚也会没个完，永远在路上的改开，还叫改开吗？事实上，不借助外资和入世，不靠纵容贪腐以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所谓经济奇迹难以想象。但这是让生产关系饮鸠止渴，偏偏这样的改开还停不下来了。 要救这样的改开，理论上就只有转移矛盾，说白了就是向外殖民和发动战争。今天的习当局走的就是这条路，也不容它不走这条路，突出如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此为二战前列强早就玩过的把戏，无一国走通了，可怜的习当局还把它当新鲜。 不走这条路而救经济，就只能再进一步竭泽而渔。那么等待未来子孙的，不外乎大半个中国不宜居住，不外乎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我。这样的自作孽，入了世又怎样？今天的贸易战，见证了投机取巧又吃霸王餐的报应。它反映了一个可怕趋势：继续作恶，将成世界公敌。 诚然，改开使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受惠，出来了中产阶级，是事实。但这不是肯定邓氏其人其路线的理由，一是中国人的赤贫生活是谁造成的，是共产党。二是当权者把本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只是部分还给了中国人，是他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此发展不能建立在野蛮资本主义基础上，不能建立在不可持续基础上。这样的教训太多，当权者务必了解这一点。此种注定了后果可怕的发展模式，便是邓氏其人其路线的“功绩”。 文革后邓小平叱咤风云近二十年，事实上不再以毛泽东为偶像，其中约有六年时间，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但是到此为止。 毛泽东并非马克思原教旨信徒，邓小平也一样。前者倾心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眼里是天下。后者务实一些， 目标应是俾斯麦、路易十四式君王。或许，他早年在法国打工就听闻过太阳王的故事。在那个时代，那是一部当然的英雄史诗。路易十四以前的法国，在欧洲无非尔尔，靠了路易十四的咬住青山不放松， 法国旧貌换新颜。但是， 邓小平要么蔑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要么不懂其内在关系。 因为法国尔后在世界的大影响，主要根于拿破仑、西哀耶斯、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新阶层的不同作用 皆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路易十四的遗产，反倒引燃了大革命，正面遗产被烈火吞没，负面遗产仍旧作孽。 专制的历史轨迹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法国，当路易十六怎么改革都法术失灵, 迎来了革命时， 路易十四早已长眠于地下， 任什么滔天洪水他都不管了。在中国，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也就过了两三年风光日子，便迎来了末世的横竖不对劲， 邓小平却在阴间打桥牌，不探世事了。路易十四认得芳汀吗?总设计师识得杨改兰吗?但是芳汀和杨改兰的悲惨命运， 却与太阳王和总设计师大有关联。 但又不能不说，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对邓氏其人其路线是持“三七开”。罪三功七，分明是民意。它依据的是这几个方面： 一、较之毛泽东时代，不论改开如何不足，乃至出来了六▪四血案，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旧进了一大步。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犯刑事事件，就能活下去。受共产党无情打压的反对派，终归是很小部分人。 二、较之毛泽东时代，多劳多得已不可逆转。仍然存在发小财的机会，如果运气好的话。 三、社会的不公平及种种丑恶情况虽呈愈演愈烈之势，但共产党似乎也不接受这一套，一直在纠正。此事肯定另有一个人性恶的问题，慢慢来吧。 四、国力强盛了人所共知，终究是件好事。让外国人特别美欧注目中国，离不开这一点。毕竟，今天仍是讲实力的世界。 五、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并非不可能带来混乱。谁能保证民运人士上台，就不会搞言行不一。因此，只要继续改开，受世界大势所逼，中共慢慢儿会变的。 六、小日子才打理出眉目不很久，太多的人还欠着各种债务，不能让前者毁于社会动乱。若陷入动乱之中仍需偿还各种债务怎么办？因为共产党当然不会减免小百姓的债务，但是民主政府一样会叫你还房贷和各种贷。如此，先把自个问题打理好了再说其它吧。 七、还有…… 然而，上述种种经不住时间敲打也是显然的。拿“较之毛泽东时代”来说，为什么参照系不能是日本，南韩，新加坡？该不至于中国不配吧。再拿“慢慢来吧”来说，中共治下已过去了几代人，种种丑恶情况只增不减，这样的“慢慢来吧”还应当接受吗？似此民意，哪里有资格代表下一代人。 有必要再分析一番经济发展这个亮点。 江、朱、胡、温对邓小平其人其路线都是深以为然的。至少，因各自资历，份量的不足，只宜萧规曹随。应重点提及的是主导了中国入世的朱镕基，于尔后中国经济的作用力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人有经济眼光，也有人文情怀。可惜，他的人文情怀没有逾越皇权时代，经济眼光停留在国家民族主义范畴，入世伊始就埋下了借自由法治资本主义之鸡、生产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之蛋的伏笔。而他的国企改制，实乃四不相，放纵了权贵资本从此一泻千里。他一度博得好名声，全因世人只看见那鸡的油亮毛色，不认识那蛋里已变异的成份。当一切成了气候，谁掌经济也不敢让鸡飞蛋打了，胡、温末期推出了“四万亿”，本质上是幻想经济再现奇迹。此种强心针作用到了习近平时代便渐失药效，迫使习当局另辟蹊径。它觉察到了房地产业疯狂的后果，竟幻想用一带一路，高铁和军工大跃进再刺激GDP增长。资金从哪来？加大税收，国进民退，狂印钞票，压缩民生投入，便势所不免，于是，一边是社会主义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边是民间活力走向衰竭。更可怕是党国不能退了，退，不准就是地雷马上爆炸。不退，又成了不知道何时地雷爆炸。具体如房地产业，“四万亿”后就不再有供需平衡的概念。又如高铁，如果所有二三四线城市都能变成北上广深那样，高铁才有前景与效益。中国这么多二三四线城市能变成北上广深吗？那意味着全世界的资源须围着中国转，世界能答应吗》实际，它就是个面子工程，不准哪一天只一个无钱维护就要拆掉它。这不是经济，是犯罪。军工就更不消说，它的作用和天职，就是打仗、战争。今天，跟谁打仗呢？还有，打输了怎么办，打赢了又有何益？凡此种种，应不应该溯源邓氏其人其路线？ 但也需要指出，邓小平死于香港回归之前，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推力，又被权贵们利用而严重扭曲的加入世贸组织，是邓小平死后几年的事儿。它得益于邓小平路线，但权贵们大变魔术虽与邓氏其人其路线密切关联，主要还是由中共权力架构所决定。无妨这样说，自祭出四根棍子到归天，邓小平在中国土地上就属于既种大豆高粱又套种罂粟，只为让中国人有饭吃，又晕晕乎乎不作胡思乱想。江泽民、胡锦涛属于明知鸦片危害大，但得罪不起神通大的发包方,况且还可分赃，也就听之任之。习近平索性砍高粱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再把鸦片提炼成海洛因，要卖大价钱。这三个时段或叫改革三步曲, 也要作区分。 极而言之，邓小平和毛泽东同属专制强人，差异也明显。如果说他们皆有身不由己一面，便是他们进入共产党上层后，既离不开共产党，也争斗不过共产党，只能与这条船共沉浮。他们本来就是强人，共产党仍犹嫌不足，要求他们强势再强势。互相作用下，毛泽东成了党魁极品，跻身于了尼禄、希特勒行列。邓小平经文革刺激后调整了目标，要做的是民族伟人。不幸，他认识不到时代变化出来了伟人新标准。 盖因二战最大意义在于:人类已惊觉到了自己的无知，文明实际处于低端阶段，老路不能再走，那只会让互相屠杀通向同归于尽。因此，国家主义，王朝利益，党派荣辱，需要逐步让位于人权和民主，如此才可望放弃英雄情结，遏制人性那无底的贪欲，为文明走向中端提供动力与保护。凡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都属于过时的人。 过时的人居然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根于一个过时的权利圈，只能在矮子里面选高子。同时根于一个过时的文化，这个文化太钟情丑角选美。此前外界的纷纷赞叹，不外乎居高临下的好奇心，唯利是图的生意经加上人云亦云的交相运用。但是，中国不会长期甘心于此，沉重喧哗的一页终将翻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