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极权“战略物资”的冤狱
张树林转自维权网
看待夏霖案，倘若仅仅局限于这起案件本身，其实反倒可能没法看那么清楚。要解读夏霖案背后隐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甚至生活密码，需要拉开更为广阔的社会大幕，将它放置在整个国家的人权史里透视；还需要将思考的长焦镜头调到更远的时空，从岁月的倒流里检测制度与文化的土壤。
历史作为一架思想的望远镜，成像镜头上那些相似以及不断出现的历史现象，往往会呈现出比当下的社会更清晰的图像。不过，与小说比，历史依然过于抽象，反映时代生活的小说里往往有着不必担心被时间风化的社会沙盘与人群石雕，晚清小说家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这么一部小说，它写了两个名为不愛钱财的清官，实为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酷吏，曹州知府玉贤和齐河县县官刚弼。
玉贤以治安为名，肆意将无辜平民打成盗贼，以站笼这一酷刑虐杀他们。站笼是一种清代酷刑，即立枷，站笼上端是卡住人脖子的枷号，下端给犯人脚下垫砖，砖的块数决定站笼的痛苦程度，这比《古拉格群岛》中写的十九种刑罚之一的“站龛”更残酷，《老残游记》里说一般人站个三四天就死了。《老残游记》第三回说玉贤“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其中95%以上都是无辜百姓。数量如此巨大的枉死者，玉贤自己是完全知道的，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滥杀无辜呢？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第五回）而刚弼则号称“清廉得格登登的”（第十五回），却是个无能而刚愎自用、只会用刑讯逼供造假案残民以逞的虐待狂。
《尚书.大禹谟》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司法思想中最著名的一段话了，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轻刑谐和社会的一种向往，然而，正如《老残游记》所展示的那些残刻的所谓清官，《尚书》的这一人道而先进的司法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被秦并六国之后的重典刑杀观念凌越，酷吏断狱传统终成中国古典司法的主流精神。
正如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的，旧制度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革除。换瓶不换酒的所谓革命，只会让旧制度中的恶行以更为残酷的状态运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冤狱甚至直接成为这个国家的“治国”利器，成为僭政者最重要的极权“战略物资”之一。
这一变化虽然与古典时代有不少差异，但在制造冤狱的手段方面，则古为今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旧制度或旧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传承”甚至“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