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看中国
阅马锦春医师紧急呼救信、金钟主编两次披露稿、徐水良等人文章后，我十分惊讶，想不到他竟是27年前的1988年，我在上海认识的一头浓发、戴着秀朗眼镜、面含微笑、举止文雅、表达流利的乔忠令先生！
我更为震惊，一个谈吐自然、思维敏捷、写字漂亮、学问渊博者怎么变成了一个“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呢？
在愤怒、抗议、呼救良知推动下，我必须站出来！站出来写我27年前见到乔忠令的以下情景，用铁的事实证明：1988年至1990年的两年间，乔是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如需要，我愿意公开站出为他作证！我强烈呼吁：坚决支持马医生、金主编、徐水良等人关于乔忠令的十万呼救！中共必须责令精神病医院停止灌药乔忠令！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任何部门对乔忠令的政治迫害！释放、平反乔忠令！打烂莫须有的强加在乔头上的“被迫害妄想症”帽子，还正常人乔忠令真正的人身自由！
我是1886年获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的老三届初中生，1984年底从工厂借调到地处虹口区的四川北路1811弄2号的上海第二律师事务所工作，为律师工作者；1987年批准为正式律师（律师通知书号：001609）并转为市司法局正式编制。我在陈方、曹海燕任正副组长的上海第二律师事务所的办案组，承办刑民经济、非讼案件并担任一些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
记得1988年某日，由我的一位上海交通大学提前退休的钱克理先生介绍，与他一起来到肇嘉浜路的一座新大楼，面洽上海联建工程集团公司聘请我们二律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事宜。我们在会客室稍坐片刻，只见从内室走出一位中等个子、一头浓发、身穿咖啡夹克衫、戴着秀郎架眼镜、微笑斯文的中年男子，见到我们，忙屈身迎上，与我和钱先生握手招呼，又很快递上茶水、点上香烟，显得非常欢迎而热情；接着，他简明扼要介绍了他们集团公司筹备、成立、运转，今后目标诸情况后，便转向有关聘请法律顾问的具体咨询问题。整个面洽过程仅两小时，但乔的条理清晰、言辞通畅、逻辑性强，却留给我难忘印象。钱先生自我介绍自己与联建法人代表总经理陈根林是好友，希望以后有法律顾问指导，公司承包运转会更好等祝愿话；他介绍自己叫乔忠令，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喜欢读书写作，对法律也感兴趣，想过以后做法律工作者，所以进了这家公安系统三产性质公司，目前做总经理秘书、兼管零碎性事务；接着抱歉说因工作繁忙，陈总今天不能到场，他会如实禀报今天情况，另约陈总与我们二律所谈签聘请合同书的事宜。过了几周，我和钱钱先生见到了那位头大身胖的陈根林总经理，由他拍板签下了与我们二律所的法律顾问合同书，我和经济二组经验丰富的毕道德老律师共同担任乔忠令所在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
从1988年到1990年我第一次出国为止的两年间，作为乔的公司合法聘用的常年法律顾问，我差不多有机会每隔一、二个月去他的公司坐班，所以大约有总计10余次的两人当面交谈，但也不是每次都遇到他，有时候见到的是办公室其他人，到1990年上半年就很少遇到他，其因是：我忙于筹办出国手续和移交900多宗案卷，同时把我担任该公司法律顾问工作资料等移交给了经济二组的青年律师小沈，由他接替我的全部法律顾问事务。从那时至今，整整27个青春年华，我非常遗憾再也没有见到乔忠令先生（在2001年阅了第五期开放杂志披露乔情况后，本人2002年在上海曾打听寻找失联12年的他，但未果）。现在还能陆续点滴地回忆起后来10余次会面交谈的大概情景：
一、记得乔见了我三次后，了解我从一个普通工人变为律师的经历、我的政法家境及我喜爱写东西等情况后，表示出对我的律师职业格外尊重和羡慕。我曾几次问他：“你华师大毕业为何不当教师，要到这里做琐碎的事？”他见我坦诚真心关注他的样子，便打消顾虑，陆续将他1978年成立上海民主讨论会、在人民广场演讲、后来逮捕被判三年、提前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因刑事处分用人单位不敢聘用等故事细节告诉我，听后，很感动他如此信任我，所以多次向他表示：只要能帮你，我一定尽力。
二、有了信任基础，大约第四或第五次见面时，他拿出一大叠整理好的书面材料给我看，说这是他写了几年的申诉手稿，我随手翻看一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一叠是大页稿纸的内容，纸张有些褶皱，但字峰刚健、草中带工、工中有草，草工兼顾、字迹功底不凡，被其感染，我脱口一句上海话：“字下的噶嗲啊！”
还记得，他让我带几份回家细看，我阅后第一感觉像一份万言的陈述笔录，内容具体并有时间连贯性，他被判得很冤，我很同情他，支持他申诉，觉得他思想独立、政治抱负不同一般人，学问很渊博。但鉴于当时巩固1984年后严打成果和反对1987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峻势，加上上海市公检法一面倒地呈宁左勿右的左倾态度，凭我律师执业经验作综合评估，乔的申诉成功率是极低的，故对乔的翻案信心不足，没有给他实际有效帮助，现在想想我要抱歉地说一声：真的对不起他！尽管帮不上他，但那时我还是鼓励他申诉下去不要放弃。
三、记得他让我翻阅申诉材料之后，因我支持他申诉而感到高兴，又与我聊谈关于他个人爱好及私生活来。谈到他在大学的文革期间，贴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大字报和在人民广场演讲、大字报及多篇文章都是他写的等，也打算将来出本自传体的小说。我说：“你笔杆子蛮好，我要学你的写作技巧，将来出本案例集，”他听后说：“我可介绍你认识一个人，在上海法制报工作，（至今记不清乔称她是编辑还是记者）她文笔很好，可以帮你”，我说“是谁”？他说“是一位朋友”，我说“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女的”，我忙问：“是你女朋友吗？”他想了一会答：“算好友也算女友吧”，我又问：“为何不成家”？他答：“不平反我，我成不了家啊！”。由于业务忙原因，我始终未联系乔给我介绍的他那位“两半女友”。从披露材料看，乔是热爱生活、热爱写作的人，也有建立小家庭的良愿，但冤案葬送了他出书计划，监视粉碎了他美好家梦。
四、1989年某日，有一次见面乔小声对我说：“我介绍你的那位女友不要联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她不是真的和我好，是有任务来监视我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她亲口对我说的，是她承认的”。当时我就觉得，无形中乔好像时刻有人跟踪他、监视他。现在不少披露的材料印证了这点。
如同过去中共将无辜者打成现行反革命一样，从过去的2009年起，5年多来，中共将正常人乔忠令打成了“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重蹈了文革时期冤假错案之覆辙，上演了一出滥用精神病病名非法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甚至杀人的丑剧！在三年冤判未平反的伤口上又被邪党洒上“精神病患者盐”的昔日上海民运领袖，今日的“乔患者”是何等地痛苦，也许比蹲在牢房还痛苦十倍！
查阅谷沟维基百科对“被迫害妄想症”定义是：指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发生障碍、伴有幻觉，往往处于恐惧状态，感觉被人议论、诬陷、遭人暗算、财产被劫、被人强奸等，往往有自杀企图。常见原因是：意外事故、挫折、失败。
显然，马医生的呼救信撕开了中共滥用精神病病名迫害甚至杀害异己的口子！
凡阅完马的信，再对照上述“被迫害妄想症”定义，就不难发现，乔忠令书写冤案申诉状、筹备出版70万字自传、摆脱和抗议非法跟踪、监视以及反对或拒绝精神病的灌药等，纯属一个正常人或等同一个上访者正常的上访行为，其全部行为特征均与上述谷沟的“被迫害妄想症”定义不相符合；与定义中的“常见原因”更不相符，因为“常见原因”恰恰排除了政治原因或政治因素。
众所周知，一个主持正义、热爱自由者对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是坚定不移的，绝不会自己莫名其妙成为精神病患者或有自杀企图的，只有中共人为的加害（灌药等恶行)或误诊，才会把一个非精神病患者打成精神病患者，当然，如此长时间的迫害打击，真的会把一个本来非精神病人折磨成医学意义上的真的精神病患者的（已有中共迫害成真的精神病患者的实例证实）。
乔恰恰正是因政治原因被中共冤判以及因政治原因被迫害打成精神病患者的。乔忠令可能2015年6月12日还是一个非精神病人，如果中共不责令医院停止灌药，医院继续每天灌药等于天天人为加害，也许2016年某日乔真得被折磨成医学意义上的真的精神病患者了，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恶果！
所以，挽救乔忠令，抢救乔忠令，正是金钟主编披露徐水良转发的良心医生马锦春紧急呼救信的可贵之处和实际意义所在。
为此，再一次紧急而强烈呼吁：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乔忠令！
背景介绍：
乔忠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年70岁。早年在文革中因反动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在1978年投身民运，组织“上海民主讨论会”。作为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点名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上海民主讨论会，先后抓捕魏京生和乔忠令。其后，乔忠令被判刑三年，出狱后一直在公安的监控下。
2001年，乔忠令曾到香港，希望出版自己的书，返回内地后便失联。
六四26周年前夕，上海马锦春医生到达美国后曝光失踪多年的民运领袖乔忠令目前已被关在精神病院5年，并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现已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
马锦春先生是乔忠令被关精神病院的医生，他曾向他们医院的领导提出乔忠令不是精神病人，但他的领导说，这是公安局送来的，你不要插手。他说他们精神病院有一种制度，公安局送来的病人有一个文件，叫做强制单，医院不接受不行，不需要医生诊断是不是精神病。
马医生说他们之所以强制给乔忠令灌服这种药物，主要是他们要改变他的头脑，这个比打一顿的虐待还要厉害，整个人会被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