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参与2013年12月17日讯）名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大浩劫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两个名词，一叫“牛棚”，一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牛棚”就是“牛鬼蛇神”集中营，而“牛鬼蛇神”，先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后来又加上群众组织坏头头、打砸抢分子、反军派、“5.16分子”、形形色色的新老反革命分子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后期出现的、同样是整人的机关，整的仍然是牛鬼蛇神们，当然具体的人可能已经不同，例如，前期是老师、当权派居多，后期是学生、一般群众居多。“牛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私设的监狱、私设的公堂，用于关押、“审查”牛鬼蛇神，审查（迫害）的手段是斗争、批判、写坦白（或检讨、或交待、或认罪、或保证）书，轻则骂，罚站、挂牌，重则打、綑、吊、上手铐脚镣，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把专政对象批倒斗臭，甚至整死（肉体消灭）。
江苏省苏州市，在十年浩劫中，仅仅为归国华侨就办了六期“苏州市归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人数达260余人，占该市归侨总数（不到300人）的87％，被“重点审查”的有39人，被逮捕判刑的有6名，被定性戴反革命帽子的有3名，被隔离、抄家9名，被重点批斗10名，这样大规模、残忍地迫害归国华侨，中共有关当局只是羞答答承认“我市‘文革’中的苏革会政法组执行‘左’的错误路线”，“造成了一定的后果”。（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给江苏省侨办的汇报——有关港胞黄仲杰先生核查情况的汇报》，苏侨信〔99〕第038号，1999年12月3日）
黄仲杰先生就是6名被逮捕判刑中的一个，他于1969—1970年间，被关在“牛棚”（“苏州市归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2年多。经过批判、斗争后，于1970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判处5年徒刑，送去劳改，5年刑满后又被继续监督劳动3年，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
黄仲杰先生原籍广东省梅县人，1937年10月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侨商家庭。
受到左派思潮和所谓“爱国主义”的影响，1955年回到中国。1956年考进苏北医学院（后为苏州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具体罪状不明，但“原罪”却是清楚的——“侨商”家庭出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归国华侨有特务嫌疑或者就是特务分子，一般华侨学生生活水平比较高、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自然就是“腐化堕落”分子，在按比例抓右派的形势下，把归国华侨、华侨学生打成右派分子就顺理成章了。
受到留校察看处分；1961年10月经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复查”后，中共苏州医学院委员会“苏医党〔1979〕第18号”文件《关于黄仲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承认“经复查，黄平时讲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撤销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和留校查看的处分。”既然“不应划”，需要“改正”、“撤销”，那么当初把黄仲杰“划为右派分子”就是错误——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罪行。为什么中共当局可以不给受到无辜受害者予赔偿，而且连道歉也没有呢？
害得归国华侨们九死一生、家破人亡，让他们“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说成仅仅是“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一定的后果”就可以不负责任，就可以不赔偿吗？
残酷的迫害给黄仲杰先生造成了包括婚姻在内的种种不幸，1977年2月黄仲杰与南京光明电器厂胡小芸结婚，1983年1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离婚。
1979年，黄仲杰先生以“继承遗产”为名，申请赴香港。1984年获准，赴港定居，但第二任妻子周惠玲，儿子黄子梦却被留在苏州市。
由于多次申请赴港团聚、不被批准；反而受到“苏州市有关当局（苏州市二院、二药厂、公安局）负责干部的言语的恫吓、威迫”以及歧视等不公平的，以致妻子周惠玲精神错乱，先毒死儿子，再自杀身亡，黄仲杰先生又一次落入家破人亡之厄运。“先毒死儿子，再自杀身亡”，这是惨痛的人间悲剧呀。
黄仲杰先生就承受着这样的精神巨痛，已经20多年了。他晚年生活无着，只能靠香港政府的救济金度余生，其苦可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18223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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