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少有一位记者，能经历这么多国家的重要时刻。
57岁的张彦（Ian Johnson）是加拿大蒙特娄人，在美国受教育，1986年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中文，遇到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1988年他在柏林，见证柏林围墙倒塌、东德共产政权的瓦解；1984年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自1996年起长驻中国，从学生到记者再到作家，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中国的特派记者。30年间虽然尚未看见中国民主化的转变，但他目睹中国的宗教复兴，看见中国在物质与精神间的辩证。
bdzh304b.jpg张彦的采访是「参与式观察」路线，跟久、采多、写深。（摄影／蔡耀征）
近期他对宗教的研究，写入《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一书，里头提到法轮功与六四，也写真描绘政府的打压，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版社买下版权。《纽时》对此书的介绍是：「渴望信仰并为生命寻找意义的一般中国老百姓，来不及等待习主席精心打造的中国梦。道教、佛教、儒家的信徒现在被允许重建寺庙，往昔仪式传统的记忆再次复苏，被信徒重新带回中国。」
「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
2月，张彦来台参加国际书展，距离上回来台已是9年前，走在台北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他拿着手机拼命拍照，像个淘气的大男孩，张大双眼，指著道路另一边的大楼说，他在台北时这大楼就在了，在他眼里，「台北并非漂亮，却是有趣的城市。」他说台北从街道到人情处处洋溢着「人的尺度」，而不是北京八线道似的巨大街廓。新书发表的这天，他身上飘着淡淡硫磺味，原来在台北他不是住饭店，而是赶赴老朋友、前《人间杂志》摄影钟俊升在阳明山的家。
记者有各种融入环境的方式，张彦总能在第一时刻找到最适当的距离、最新鲜的眼光，台北的闲适让他轻松地打了几个哈欠，这是他在中国少有的感受。多变复杂的中国随时让人警醒好奇，外派中国的记者总有写不完的主题，而宗教，是萦绕张彦30年的课题。
之所以选宗教这个题，源自张彦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22岁去到北京，庙里是空的，人非常少，道士也少。现在去雍和宫，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这样的照片是以前看不到的。」张彦见证1987年文革后，中国7成5的庙宇和教堂被破坏殆尽；如今，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却允许大量修复庙宇，甚至将儒道佛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发扬光大，山西阴阳先生送葬的道教音乐表演，还登上美国卡内基音乐厅。
30年间，中国成长为2亿佛教徒、1亿道教儒教的民间信仰者、6到7千万基督徒、2千万的穆斯林、1千万天主教徒的信仰大国，光基督徒成长人数就已与共产党员等量齐观（注：对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各界评估的说法，从7千万到1亿人都有。而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国共产党内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为8,956.4万人）。
在张彦笔下，清楚瞧见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国家，也看见底层市民透过血缘、地缘、业缘组织所串起的信仰组织，人们也许不再信仰共产党，也谈不上要积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芸芸众生却在巨大的政经局势变迁中，用各种方法找到心灵的寄托。
打坐、练棍、观法事，以参与式观察深写人物
张彦的采访是「参与式观察」路线，跟久、采多、写深。
在为《华尔街日报》、《纽时》工作时，张彦和多数记者一样，有截不完的稿子，但张彦有规定自己，每个月至少有一星期要离开首都，「不能一直在北京⋯⋯，中国很大，不能老在首都，不能老跟别的记者在一起。」杂着外国口音、却流利精准的中文，是他融入中国的关键。
和许多记者相比，张彦不走「采访少却写很多」的路数，不喜欢主流媒体强调「效果」的模式，他觉得那看不透彻，容易下错判断，宁可跟久、采多、写深。他大量阅读学术论文、随时拍照影片记录、大量的田野⋯⋯这是他书写厚实的垫脚石。
他的采访是费时耗神的「参与式观察」，例如：为了解道教的内丹术，他在浙江金华的山洞里摸黑体验打座，每回10天；为了认识道家的哲学思想，他反复阅读《道德经》；他跟着香客上北京妙峰山进香，有一次练棍的师傅挑战他说：「你老问那么多问题干么，应该自己下来练，才会更清楚我们的信仰。」他觉得有道理，于是开始和翰林院师傅练棍，他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到庙前，舞一场师傅教他的「套路」。
中国的宗教变貌，跟着张彦深厚的田野被写入了他所工作过的《纽时》、《纽约书评》杂志（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等媒体，透过他的书写，读者系统性地了解法轮功如何在1999年被国家禁绝。张彦交织个体故事与政府政策，从一位入狱并被虐死的法轮功信徒故事出发，他深入山东潍坊的小城，追踪死者的女儿如何经历上访，针对母亲被虐死向政府要公道却又失败的过程，详细描绘1990年代兴起的气功，是如何快速被喜爱，又是如何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系列报导当时刊在《华尔街日报》，为他拿下了2001年的普立兹奖（注：《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一书里的第三部《转法轮》有更深厚的书写）。
bdzh304c.jpg田野30年，张彦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人民在寻求新的价值观。（摄影／蔡耀征）
习近平父子的宗教治理观
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认为，张彦能正确解码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与宗教的纠缠关系，应是他持续被权威当局容忍的关键。张彦本身的国籍与文化并未局限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理解。
从2010年开始，他由记者转型为作者，把更多力气用在写书，陆续完成《野草》及《中国的灵魂》，后者的中文译本是厚达600页近30万字的书写，里头他巧思地以节气为基底，用5个故事贯穿全书，每个节气里都有5个敍事主轴：北京的香客团、山西道教的阴阳先生、成都的家庭基督教会、浙江的气功大师（包括已故的南怀瑾），最后是以习近平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他从阴历年、惊蛰、清明、芒种、中秋写到冬至，走完这本书，也看见中国数十年宗教的兴衰与流转。
在书中，他历时性地描述了中国近40年的宗教治理观，而这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父亲紧密相连。
文革时代对宗教的整肃，在毛泽东于1976年过世，以及习仲勋被关押再重返政治圈后，有了大的转变。习仲勋在1982年发布了总长1万1千字的「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告诚中共党员不能推行、但也不得禁止某种宗教，并同时呼吁重建寺庙、安置宗教人员。
就在同年，29岁的习近平到了河北正定，他后来在这里批准正定县的临济寺重新对外开放。书中描绘了这个背景脉络，张彦也采访了在临济寺的信仰者，这群佛教禅宗的信徒说：「好吧，当然啦，他（指习近平）是不会拿香的。」、「⋯⋯这寺庙是怎么重建起来的⋯⋯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行动比说话更有力量。」
在苏醒和打压之间
张彦的英文书写完成于2017年，书中他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偏向乐观，但张彦说他从2012年开始已明显感受到政府出手打压的力道。
2017年9月，中国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这个新法强调「宗教情感」而不再谈「宗教自由」。长期研究中国宗教的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郭承天曾为文解释，习近平上任后是采取「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对于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求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要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对于过去两年，中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张彦的感受是：「（中国）政府的（伊斯兰再教育营等）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有几十年的效应，会创造好几十年的问题。你不可以这样压抑一个人的信仰，用很粗糙的方式压抑宗教，这会创造相反的效果。」
历史总是不断辩证、回归，时而更好时而更糟。
而此刻的中国相对过往在经济发展、生活有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却持续压缩宗教团体、公民社会的空间；对个人自由意志的紧缩，让少数坚持者仍在以肉身对抗。
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2017年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罹患肝癌过世，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在2018年7月获准出境，来到德国柏林。当时在柏林的一场悼念刘晓波的音乐会上，张彦给了个德文短讲，他把刘晓波比喻为1898年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他们两人的命运相似，都是为了理想死在国家手里。当时在现场的台湾驻德记者林育立被张彦的话打动，他说：「张彦认为刘晓波的思想与想法会留在中国，会被中国所接受，就像谭一样。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很勇敢。」
如今张彦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教书和田野，其他时间在德国，准备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
这次接受《报导者》的专访，他描绘个人的精神信仰和国家机器的自满和暴力，怎么彼此利用，而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被时代丢入最丰富的场域里，透过庶民社会里众多微小的演变，反照出中共领导人的思维转变。张彦让人看到进入和理解中国的难与惑。
田野30年，张彦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人民在寻求新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