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核心提示: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
1981年,钢琴家傅聪回国演奏,《人民日报》发的广告突然停止,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他采访也突然取消。原来是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对报纸广告称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和傅聪是相识不久的朋友,他听说后连夜起草了一封给胡耀邦的信,说:“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1957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1957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傅聪出走后,1965年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
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
1月30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李春光在信中写道:“我想,这样一个人,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李春光把信写好,骑自行车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一位秘书,说:这是一个急件,要尽快送达。
下午两点,胡耀邦就读到了。他写了一段批语,大意是说: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
两天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的内容告诉李春光,并说,决定派吴祖强立即去上海看望傅聪。后来,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
李春光虽然只是一个青年教师,但影响很大。1975年夏天,他曾就电影《创业》问题贴过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关注。打倒“四人帮”后,他为朝野刮目相看。他还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国歌》要恢复田汉的原词。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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