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叶周
核心提示：一位50年代从美国回国报效祖国的光头斯坦福大学教授，落难后仍不忘归国时曾受到国家副主席的光荣接见，可是落难后不断地给副主席写申诉信，反倒成了更大罪名，被送来劳改。
旅美教授回国报效被打成右派 致信国家副主席遭劳教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16日第07版，作者：叶周，原题：离奇荒诞中的残酷真实——《苏北利亚》读后
近读于疆的纪实作品《苏北利亚》，书中讲述了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反右运动后，发生在劳改农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苏北黄海口的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来了一百零八名右派，那片异常荒凉的土地有一个洋名叫“苏北利亚”。可是打开中国的地图，并不能找到那个地名。其实地处苏北的那片荒地本来没有“利亚”两字，正是这批在反右运动中中箭落马的知识分子，凭着他们对远在俄国的政治犯劳改地西伯利亚的耳闻，进而在苏北之后加了“利亚”两字，便使得中国历史上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与臭名昭著的俄国劳改地有了渊源。
西伯利亚（Siberia）是俄罗斯境内北亚地区的一片广阔地带。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北临北冰洋，西南抵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与中国、蒙古和朝鲜等国为邻。十六世纪末，沙俄统治者在占领西伯利亚后，就把那里确定为新的流放地。在随后的三百多年中，大批的刑事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时的法典规定，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列宁、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等都曾囚禁于那片土地；同为流放者，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序幕》、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等作品也都在那里完成。当时人们把西伯利亚称为被抛弃的世界和死牢。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才被最终废除。
作者于疆曾是东南大学1954级电力工程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着几千名同学的面，未经审判被逮捕，被送到苏北，开始了其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在他这部用幽默的笔触记录的荒诞历史中，作者以波澜不惊之笔下，极为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那段艰难的历史中鲜为人知的苦难生活。当时，于疆也才二十多岁，比起与他一同关押在劳改队的右派们，他还是一个年轻后辈，如果不是食物匮乏，劳动极其繁重，他应该有无限的精力去焕发自己的青春年华。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眼里，看同伴中的种种表现，难免多了世纪的创伤，即便他同在苦难中，仍难免对前辈们的“迂”态忍俊不禁！尽管同为沦落人，于疆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求生的欲望，在困境中顽强保存自己。等到他有机会提笔回忆那段苦难人生时，他已近了花甲之年。尽管岁月流逝，他仍然对遥远的苏北利亚有清晰的记忆，他仍然记得那些被政治运动拋离生活轨道的知识分子手足无措时显出的“迂”态。也正是于疆的这一独特视角，为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离奇荒诞中的残酷真实。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可以将于疆笔下的故事画出一幅苏北利亚的浮生像。画中的形像一个个造型夸张，充满特点，毫无遮掩地把那个年代的刻痕留在人物外形上。可是这些看似夸张的众生像，却真实地体现了当年右派们经历的罄竹难书的苦难。生活的自然环境何其险恶，生活中的人际氛围何其诡异，这是处于正常生活状态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昔日肥胖的资本家，经过一段日子的艰苦岁月，脂肪锐减，皮肤松弛起皱，看去如同穿了件泡泡杉；一位终日穿着蓝色长袍的教堂神父，如同来到了地狱，长袍上领口脏得油光发亮，如同理发店里的剃刀布；一个被称为小气鬼的老胡，病得躺在床上，伸出两根手指，要人帮助拿出珍藏在破碗里的两只山芋，可是等到第二天人已断气，再也没有力气吃下那两只山芋；一位50年代从美国回国报效祖国的光头斯坦福大学教授，落难后仍不忘归国时曾受到国家副主席的光荣接见，可是落难后不断地给副主席写申诉信，反倒成了更大罪名，被送来劳改；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小伙子，宁愿挨饿，把一顿饭的两个馒头与同伴换了一本残破的英文字典，这个小伙子就是作者本人……
还有一位老苏为了早日脱去右派帽子，尽然想出了曲线改造的方法。宁愿做小偷，被人追，被人打，受些皮肉之痛。他心中期望的是，当别人把你当成小偷后，你就脱离了右派的苦海，只要你不偷了，你就获得了自由。等到他们都从苏北利亚获得自由后，老苏才对作者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右派这些年都在哆嗦着过日子，地富资本家非但被压到了社会最底层而且早就成了穷光蛋，但他们还在大讲阶级斗争，还要其乐无穷地斗下去……其实我演小偷就是为了离政治远远的，虽然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倒也躲过不少灾难，到后来还居然摘了帽！有人说这是‘曲线改造’，先从右派改造成小偷，然后再由小偷改造成‘新人’！”听到这样的告白，何人能不笑中含泪。
不仅右派要精心设计改造成小偷，知识分子在劳改农场的地位还不如刑事罪犯。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秉承了当时政治道统的逻辑，视知识分子为末等贱民，他们称知识分子为“吃屎分子”，大学生为“大畜生”。这些用语形象地道出了那个非常年代中有知识的劳改犯的地位。
不同于同类作品表现的沉重压抑，于疆的作品却难得地渗透着东方的幽默。幽默是一种智慧，可是面对令人窒息的生活，何来幽默，何来笑的动力？必是对生命的信心不灭，才可能保持那份难得的灵性。难能可贵的是，于疆历经磨难，仍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敏锐感觉和判断，他的笔把最残酷的东西展示给读者，并让他们在他营造的幽默中感受更深的悲哀。
为了求生，劳改犯们钻进青纱帐中偷吃玉米，从左咬到右，又从右咬到左，作者幽默地称为吹口琴。把稻穗揪下来放进口袋，然后躲在条沟里用两块砖将稻壳搓去，提取出糙米。对此，作者以幽默的叙述这样表现饥饿中的求生本能：糙米虽然生硬，可特别管饱。民以食为天，1958年毛泽东视察徐水时，面对所见到盛产良田说：“粮食多了怎么办，一天吃五顿嘛！”可是领袖的话言犹在耳，全国就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据统计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劳改农场也难逃此难。于是又提倡“低标准，瓜菜代”。领袖说的一天可以吃五顿的好日子，他们没有过上，可是却无奈放下身段，为了生存，做起了“梁上君子”。同伴饿死在身边，对于于疆是常事。生命如同手中握着的被擒之鸟，稍纵即逝。
书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节，是每当全民族节日盛典来临时，在苏北利亚必然上演的“惩罚大会”。于是乎浩浩荡荡几万名劳改分子，被列队集合，在围子里一个足可容纳万人的大晒场上已经搭建起来会议的高台。如果从空中鸟瞰，可以看见无数蜿蜒的人流在荒地上挪动。如果用一组特写镜头聚焦那一张张表情木然的脸，其中无数难掩心中的恐惧。因为，走向会场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专政的利剑，说不定今天就会掉在自己的头上。“惩罚大会”的压轴戏最惊心动魄，只听得主持会议的人一声令下，将被点名的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从队伍中拉出来，连拖带拽押到台上。宣布罪行，不容申辩，当场拖到主席台后的空地执行枪决。等到一场“惩罚大会”谢幕，全体劳改犯们被要求列队绕着一列尸体走一圈，接受血淋淋的心理震撼训诫。干警们说叫“以儆效尤”，劳改犯们戏称“瞻仰遗容”。然后不久，远在天南地北的死者家属会收到通知，缴交死刑枪决的子弹费。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林昭被枪决后，她在上海的母亲就是从上门收五分钱子弹费的警察嘴里，才知道被关押的女儿已经不在人世。这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残酷时尚。
于疆的作品告诉我们：那个时代人的尊严被蹂躏，被践踏。对思想违逆的惩罚，须经受野蛮的体力折磨，而目的是从精神上摧垮，从肉体上消灭。这是中世纪的野蛮的暴行，其实也曾在我们的国土上演。
在书的结尾，作者写道：“为了中国人子孙后代的幸福，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时刻警醒着，记住，再也不能选择健忘了。”逝者的冤魂曾几何时还在我们的头上盘旋，走入新世纪的人们将何以告慰他们？
《苏北利亚》是我读到的对于民族苦难的记录中，情感内蓄、叙述平实、语言幽默、内容深刻的一部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