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北大劳教极右派 王书瑶
如果那些年，我被无端处死，我一定会期望我走之后能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现在我还活着，所以我应该为别人说句公道话，不管我会因此得到什么后果。
我不能为所有的被无端处死的右派说话，我只能为我所收集到的屈死的右派说话。
一、我收集到的屈死右派名单，共33人。
屈死右派的几种情形。
1、死于处决，9人，
林昭、任大熊 、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
2、死于暴力，1人：
施于力；
3、死于病饿，8人：
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张行陶、林建荣；
4、死于自杀，13人：
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 鹏、孙贤义、黄茂兰
邵？？、周去霞（？）、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 辛（？）。
死因不明，2人：
胡稼胎、吴兴华。 共33人。
其中，带（？）者存疑。
二、提供名单的人。
这里所列名单，均来自拙著《1957年之 燕园风雨》。一部分来自沈克琦、赵凯华所编《北大物理九十年》与《北大物理百年》，其他提供情况的个人有：沈克琦、陈奉孝、孙传仪、于 劭、张景中、郭定一、沈志庸、沈泽宜、王东华、张效政、王国乡、纪增善、俞庆水、刘国鼎、倪国熙、燕遁符、刘显生、博绳武、张 玲、邓荫珂、张元勋、张 耳、李廷栋、王雨田、钱辉育、王书瑶、武宜三（非北大、非右派）、王友琴（非右派）、孙志伟（北大，非右派）。
上列各位，是对《燕园风雨》全书年供名单的人，我不能单独列出提供死难者名单的人，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三、部分死难者的具体情况。
1、林国策
从北大九十年校庆开始，我们年级的同学就逢五必返校集会，可是每次都没有林国策的音讯。在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的校友会决心找到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非常热心的校友会，自然都是留在北大的同学主持其事，核心人物是朱生传。他们辗转经过几个月，十几个同学，方始找到他的下落，他果然已不在人世。
林国策先是受了劳动考察的处分，后来复学，并于1963年毕业于地球物理系，分配到西安“燃化部”的一个部门，工作出色。他这个人本就比较内向，当了右派之后，就更加孤僻，有些话就只能在日记中说。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他看形势不对，就焚烧日记，却被人看见了，以为在焚烧反动文件，于是就被批斗。他生的乐趣已经很少了，先是自杀一次，未遂，后来又跳楼，当时还没有死，送到医院检查，说没有问题，回来不久，就发现不行了，再送去还未及抢救，便命殒黄泉。前后不过六个小时。
他没有再给那些左派以批判他的机会。
2、刘智平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邱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份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份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拉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
3、张锡锟
张锡锟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他开头的运气要比我们好一些，他受的是“劳动考察”的处分，被分到某个纺织厂里。可能在那个纺织厂里监督劳动的人不多，党委又特别左，所以对他的管理监督特别严，他这个人充满朝气，个性十分活跃，自然难以忍受这种苛刻待遇，愤而回到成都老家自谋生路。
不过，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我们也一样，如果离开劳教农场），不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能安稳藏身，65年之后，阶级斗争的纲越拉越紧，他在成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就想跑到苏联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错误。
当时往苏联跑的人我也听说过，大多结果不妙，具体情况不敢乱说。
张锡锟并没有跑成，跳到河中被捉了回来，回来之后被送到四川盐源劳改农场，判刑14年。75年9月，不明不白地被处决，没有判决书，也没有给家属通知，家属不知道任何他被枪毙的正当理由。
1979年改正的时候，张锡锟也没有得到改正。
我在化学系也还有一个同学，当时也划成了右派，也姓张。58年他先是被判了一年徒刑，释放后又牵扯进了一个更大的案子里，又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79年我改正之后，就到化学系去问他的事情。化学系的党总支说：“我们已经给他改正了，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同时，因为他还判了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也给他平反了，就是找不到人。我回去找到他服刑的地点，告诉了化学系，不久他就给放了出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可是也怪，化学系对张锡锟另眼相看，却一直没有给改正。
一个右派是不是应该改正，唯一的根据是他在1957年的言行，不论他以前做过什么，还是他以后做过什么，都不能成为是否改正的依据。张锡锟在65年想跑到苏联去，并不影响他在1957年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为什么化学系偏偏不给他改正？
4、徐大钢
徐大钢是最早一个离开我们的，他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快70岁了吧，他的父亲是为了自由而死的，他能正确对待他父亲的死吗？
5、6、7、陈洪生、张行陶、林建荣
这三个人是已经都死了。他们都还很年轻，都是热情、诚实、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富有进取精神，他们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凌云壮志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学习的，谁知道，壮志未酬，却都在1960年长眠在荒凉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里。不论怎样的哀思都不能使他们起死回生，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是怎样的悲痛。他们没能活到给右派改正这一天，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给国家做许多贡献。
陈洪生江苏人，生长在农村，北大历史系，张行陶也是江苏人；林建荣是广东人，也都来自农村，都是劳动教养，而且还同我在一个小队，后两人是清华大学的，因为学的是“工”，在五八年大跃进来了之后，他们都设计了农业机械，被调到另外的分场去了，后来就都饿死在那里。
8、刘奇弟
刘奇弟早已经就离开人世了。他的身体本就不好，是死于病和饿。所有能向我提供情况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向我说明他是在何年何月因何病死于何地的。
一个人有气有质，所谓气质。气、质相当，人活得正常；气胜于质，必然夭寿；质胜于气，必然愚钝。王信忠与刘奇弟可说都是气胜于质，他们的身体不堪精神压力之重负，终于不能支持他们为之奋斗的艰难事业。这个道理，在《黄帝内经》与阴阳五行学说中有所论述，我记不得出处，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大意差不多吧。
8、任大熊（兼王信忠和陶懋颀）
这三位先生都已谢世，他们当时又都是数学系的助教，所以放到一起写，但后两人不是死难者。
任大熊与陶懋颀两位先生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我当右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任大熊与王信忠两先生还都辅导过我的数学，陶懋颀先生是后来张景中介绍我认识的。
任大熊先生性情刚烈，不然他也不会起意与陶懋颀一起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后来虽然没有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可他还是宁折不弯，听陶先生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不屈，受迫害而死，详细情况陶先生也不甚清楚。
我后来终于知道了一点情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被关在北京的某一个监狱里，到那时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已是一件非常过份的事情。更为过份的是，后来“造反派”进驻监狱，进行审查，就发现了任大熊，查他的档案，发现他节译了赫鲁晓夫的“密秘报告”，就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留着，就判了死刑，在执刑的时候，被割断了喉管。他被割断喉管，说明他曾有过激烈地反抗，令造反派们感到恐惧，他牺牲得很壮烈，再详细的情形，就没有人知道了。
2007年我得到一份网上传来的帖子，说任大熊是在大同，因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被处决的。那里面说，他在1960年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被判无期；1967年又参加了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反革命组织”，并担任组长，说是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于1970年3月28日，被解放军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核准的上级机关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没有检察院，也没有法院。同案犯共有23人，立即处决的有13人。
四、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可以安息的，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还远没有实现，他们还是为之奋斗过了。他们仰不愧于苍天，俯有情于后土，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
这些曾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贡献的人，为什么死得那么早！为什么死得那么惨！他们何罪！
我们不应该深深地怀念他们吗！
春风秋雨，花落花开，物换星移，人寿几何？现在就是最年轻的右派，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还会有更多的右派不断追随他们而去。
我祝愿他们不平的灵魂得到超渡，
我祈祷他们不屈的灵魂早日升天。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可以安息的，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还远没有实现，他们还是为之奋斗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