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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公正问题观察:岳希明:相比“收入差距”,解决“收入不公”更重要

2019年02月22日 综合新闻 ⁄ 共 476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王春环转自南都观察

在市场收入差距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由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造成的。

我国社会保障投入非常少的同时,而且未能给到低收入人口身上。从比率来看,如果把农村农民的养老金作为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则为36,换句话说,政府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农民养老金的36倍。

收入分配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非常复杂,另外收入分配的社会影响非常复杂,比如民粹主义兴起,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的社会影响之一。

因此,收入分配是一个研究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据我多年研究收入分配的经验来讲,如果能够把收入分配,尤其收入不平等分解成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不公,一个是收入差距,这样对收入分配理解起来可能就容易一点。

对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看法

我想就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两点看法:一点是,如果想缩小收入差距,唯一的手段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其他别无办法;另外一点是,就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而言,最严重、负面影响最大、最难治理的是收入不公问题,而不是收入差距问题。我可以明确地说,如果中国的收入不公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最终缩小到0.4以下,大众对收入分配问题的不满情绪也不会削弱。

首先是“收入差距”的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唯一的手段是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这一点可以借助一般住户的收入生成过程来说明。

一个住户或者个人,首先从市场得到收入,即市场收入。市场收入是什么?如果你是雇员,你领取工资;如果你是企业家或个体工商户,你赚取经营收入,经营收入是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混合;如果你有资产,你赚取财产收入。但是市场收入不是我们最终可以支配的收入。

低收入人口会通过社会保障从政府得到补贴。而如果居民的收入很高,则需要向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政府对低收入人口的补贴,以及对高收入人口课征个人所得税,即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市场收入经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最终达到可支配收入,即住户最终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可支配收入。

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衡量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恰恰是根据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而不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此可以说,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或者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市场因素,另一个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收入不平等,以及政府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和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差距,都在0.5以上,有的发达国家还低于0.5。

在市场收入差距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由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造成的。

在发达国家,由市场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基尼系数会从0.5以上降到0.4以下,唯一停留在0.4以上的国家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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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conomist.com、the world factbook、worldbank.org、OECD)

我国则不同,0.5以上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经过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仅仅缩小到0.46左右,降低幅度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未来要想降低中国的基尼系数,除了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再看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仍然是0.5左右,和发达国家几乎差不多,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实际比中国还高,说明拉美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连中国都不如。从这个例子仍然可以得到结论说: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较发展中国家低,是发达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较强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想降低收入差距,唯有收入再分配政策。

下面通过国际比较,来说明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这一点。

首先看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政府对住户的补贴,又称为转移性收入,即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在财政上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一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一般用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人均GDP越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也越高,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是个发展指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相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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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世界银行基尼系数世界地图。 © data: worldbank.org / pic: M Tracy Hunter @wikipedia.org

但是与和我国发展水平大致差不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然是低的。2012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7.2%,与我国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国家的平均值为10.5%,前者较后者低3.3个百分点。不要低估这3个百分点,如果把2012年的GDP乘以3.3%,即1万7千亿左右,如果把这1万7千亿作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农村,中国的基尼系数能降到0.4以下,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由此可以得到解决。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较小,不仅如此,而且集中在一少部分人身上,这一点可以从2013年住户调查数据中得到验证。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14%左右,如果把这14%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作为100的话,其中82%为行政事业单位退休金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与此相反,城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金非常少。

低保是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但包括城镇在内,低保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仅是1.1%。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投入非常少的同时,而且未能给到低收入人口身上。从比率来看,如果把农村农民的养老金作为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则为36,换句话说,政府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农民养老金的36倍。

总而言之,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是规模太小,另外过于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除社会保障支出之外,个人所得税也是收入分配功能非常强的政策手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与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也是如此。

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比低,意味着间接税比重高,间接税的课税依据是消费。也就是说,只要消费就得交税。但是个人所得税不是这样,它的课税依据是收入,只有收入超过费用扣除时方须纳税。所以为了让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更加公正,更加有利于穷人,应当提高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所以在发达国家,税收收入的40%左右是来自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以上讲的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总而言之,如果政府想把我们今天的0.46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而且投到农村去。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讲,行政事业单位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需要保持不变,不能再提高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讲,这部分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了,如果进一步提高的话,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上升,收入差距不降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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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库兹涅茨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

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更重要

未来能否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对此我并不乐观。过去二三十年,对增加农村民生投入的呼声已有很多,但起色不大。为何如此,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非常苦恼。我无意中在微信中,发现了俞可平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生的背后是民权”,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应当让农民群体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如何增强决策过程中农民的话语权,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收入不公。收入不公非常重要,较收入差距更重要。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公,多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这一点让人特别灰心丧气。我们在经济学中学到的是,市场导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但这是效率的代价,正因为如此,缩小市场造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才成了政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

但在我国,很多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市场,本应缩小收入差距和纠正收入不公的政府政策,反而是收入不公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令人失望。

当前我国的收入不公现象多种多样,官员腐败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公;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收入不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行业垄断主要有如下弊端。

首先,垄断行业高收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银行拿那么多工资,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赋予银行以垄断经营的结果;其次,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7%-8%来自行业垄断。实际上,就影响我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单一因素而言,教育差距最重要,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30%源于居民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而第二个因素就是垄断行业,是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

另外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对消费者的影响,行业垄断通过高价格,把一般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到垄断企业,这一点和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家庭都在为垄断行业高价产品买单,如果按与收入的比率衡量,家庭收入越低,为垄断行业付出的代价也越大。行业垄断从居民消费支出的角度加剧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前我国整个税制也是不公平的,整体上是累退的,你收入越低,收入中用于支付税负的比率就越高。一般人不太注意这一点,我们学财政而且研究收入分配的人,对这一点非常敏感。

当前我国城镇公共服务对不同人群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人而异,带有歧视性因素,这一点是不公平的,是不可接受的。对于生活在北京人来说,歧视性公共服务更明显。

收入不公会带来什么危害?

收入不公对社会的危害,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它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学问题。我把收入不公的危害列举一些,供大家参考,它们都是有据可查的。

首先,腐败、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是当前公众对收入分配不满的最主要原因;公众对因能力、努力和承担风险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是认同的,但不认同由于机会不均等所带来的收入差距。

其次,收入不公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经济学研究显示,收入水平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他们感觉社会是否公平,同样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城市人尤其如此。近年来,收入带动的幸福感的提高越来越小,而对社会是否公正感觉的影响越来越强,因此就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言,让社会更公正一些,它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同样的作用。

再次,最近有研究显示,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可能与民粹主义有关系,收入差距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落后地区偏左,即偏好于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收入高的发达地区偏右,即偏好于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普及。也就是说,落后地区有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基地,这个要特别注意。

最后,收入不公损坏政府的公信力。对此,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例子,我来举一个例子,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你如果把这一点说给一般公众的话,很少有人认同这一点,问其原因,他们会说:腐败还是那么多,垄断行业那些人仍然拿着高收入,何来的收入差距缩小?由此可见,如果收入不公得不到改观的话,基尼系数即使缩小到0.3或0.4以下,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付出的巨大努力,终将付诸东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入不公远远比收入差距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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