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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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到一个新供给时代，就是由中国制造加上中国创造，加上创业，加上创新，把企业的市场供给和政府的制度供给结合在一起，才能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资源环境形势严峻、收入差距增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四大问题。 经济增长需要“新供给” 中国进入到一个新供给时代，就是由中国制造加上中国创造，加上创业，加上创新，把企业的市场供给和政府的制度供给结合在一起，才能应对经济增速放缓、资源环境形势严峻、收入差距增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四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经济增速放缓，因为经济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增长力有一些不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现在也有一些缺乏，原来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需要改变。第二，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凸显，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承载力遇到了一定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中国所面对的，也是全球都面对的。第三，收入差距在增大，这种收入差距依靠市场本身博弈的力量现在是不能实现均衡，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第四，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亟待解决。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创新、源于新供给。 经济增长推动的主动力量是来自于供给一侧，供给一侧一方面是量的增长，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包括科技的创新、流程的创新来提供一个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一个质的突破，对于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的颠覆性创新。创新的产出，社会智力资本的产出，是跟劳动力的比例、就业率、教育指数、财富创造指数和创新指数都密切相关的，综合起来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供给结构改变带来需求转型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下，存在一个巨大的分化。从全球角度看，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已经在发生分化，包括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分化。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比较快地在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第三产业上升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能耗下降，由此也带来资源使用方面的改善。二是第三产业对于环境的压力一定会比第二产业要轻一些。三是人们收入水平会有所提高，依靠第二产业的工资提高有局限性，但是在服务产业，尤其一些高附加值的智力产业，人们的收入水平会进一步提升，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 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不仅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还应该包括第四产业，有商品的供给、公共服务和制度的供给。事实上，还应该有第五产业，包括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公益性组织，越来越多地在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这些供给推动都是源于治理资源的投入，包括社会价值的导向，一方面是物质价值的导向，它刺激人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提高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是文化价值导向，使幸福有更多的衡量指标、衡量社会认可的指数，人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只注重物质回报的需求和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会使人们最基本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比如一些文化消费的需求、旅游等方面，这些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是未来经济发展改变的重要动力。再来看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转型，我们知道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连续3年绝对值下降，如何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智力资本的产出，也是供给结构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资本供给结构也在渐渐发生转型，从原来以信贷为主造成中国杠杆率偏高，逐渐通过股权融资、更多层次的资本体系建设来实现一个资本供给结构的转型。 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供给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资源的供给。资源与全球人口的增长存在供需矛盾，包括中国大量人口的增长带来很大的资源压力。所以，资源的供给，绿色资源的供给，绿色能源的供给，都需要有一个结构化的转型。但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大规模地改变，比如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供给，不是马上就能转变，但是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 同时，中国的企业组织和产业分工在国际市场中，也要转型，不仅是从经济角度，可能从文化角度，我们都参与全球互动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两个趋势，一个方面是市场的趋势，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趋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市场、政府相互结合的共同的趋势，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只有市场却没有政府制度的支持，可能往往只存在潜在的阶段，不会被体现出来，否则发展和增长动力可能会被压抑住；只有政府的引导又不符合市场的行为，往往是短期行为。所以，如果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这两方面能够很好地结合，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会把潜力释放出来。 新供给带来新的资本需求 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善、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产方式的改善，才能推动未来创新的发展。生存方式的改善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来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来决定的，人的交往，包括互联网，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它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改变了文明记载和传播的方式，事实上它跟原来纸的发明是有一样的重要性，甚至比纸的传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还重要。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包括对于健康、寿命的追求，包括对机器人的开发使用，从整体角度来看，也会带来很多科技的革命。 从这些改变的趋势来看，我们认为中国进入到一个新供给时代，就是由中国制造加上中国创造，加上创业，加上创新，把企业的市场供给和政府的制度供给结合在一起，才能应对前面提到的四大挑战。中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来促进转型的提升，如何把握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如何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这就是未来要面对的发展趋势和问题，它是需要通过企业、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我把企业融资的需求从两个维度做了一个划分：一是从企业规模的维度，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它带来的回报和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二是从企业还有发展阶段的角度，从成长期到成熟期，企业也对市场提出了不同的融资需求，从成长期来讲，变化很大，不确定性也很大，风险相对比较大，更适合股权融资；但是成熟期的时候它规模已经很大了，企业的经营实力很大，更适合债权融资，包括并购、重组、转型等。 因此，我认为在这种需求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资本体系，让资本市场能够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这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服务。我们认为创新创业是需要通过经济来实现的，需要实体经济。同时，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经过几年的迅速提高已经达到必须认真系统性应对的时刻。在发展中去杠杆，实现平稳的“空中加油”是解决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最佳方案，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平稳去杠杆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层次资本体系，无疑是中国经济消除发展隐患的适应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