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按：孙丹年，女，父母均为“右派”，父亲孙铭勋是陶行知的弟子，重庆育才学校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执政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被批判，育才学校被扼杀，孙铭勋在“三反”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打成“老虎”，“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大饥荒中饿死，且住房立即被单位收回。其妻邝忠龄因不愿与丈夫“划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最后“改正”时却查不到划右派的决定），为了解决没房住的燃眉之急，也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被迫嫁给当地（重庆市北碚区）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村生产队副队长，1969年1月31日，孙丹年正式将户口从学校办到继父所在的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之前和之后它都叫金刚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正式成为下乡知识青年。三年后妹妹孙丹平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孙丹年的外婆因成份为“地主分子”，文革中被迫从湖北舅舅（地质队干部、共产党员）家迁来。
文中括号里的字是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加的注。 (博讯 boxun.com)
1969年9月18日 星期四 晴 （将满18岁，当知青8个月了）
这几天的太阳越来越大了。眼看就要过中秋节，国庆也不远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的通知，要大家做大扫除，热烈庆祝二十周年大庆。今年的国庆一定是十分热闹的。
今天上午大扫除。农村的院落是没有多大扫头的，只是把草铲了，把沟沟掏了，渣滓堆清理好。虽是这样，我们划分的这一段共三个院子，一上午只搞了两个院子，都没搞完。剩下一个竹林角还是下午才去的。
下午我们收灰（柴草灰，栽种胡豆时做肥料用），收来以后准备点（“点”，即撒种）胡豆。昨天晚上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得很清楚：“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在坡上。”现在已经快要到白露了，大概还有半个月就要点麦子胡豆，必须要把肥料准备足。还要抓紧时间种蔬菜，像白菜等。胡萝卜和水萝卜也要加强管理，时间是不多的。同时还要搞政治活动。
晚上接到通知，要我们知识青年明天下午两点钟在北碚人民会堂听报告。刚才打了钟，要开社员大会，我一会儿就要参加社员大会去。
1969年9月22日 晴 星期一
昨天晚上王队长把照电灯的二十三家人找来开了会。前天晚上来检查了电灯，我们生产队电灯的情况实在糟。最先，照十五瓦灯泡的每月三角多钱，后来五六角、七八角，终于发展到一元多一个月了，实在太贵。主要是很多人照通夜，一夜就要照三夜的电。最近一年多买不到灯泡（当时电灯泡凭票供应，有时拿着票也买不到），灯泡坏了就只有不照，或者是去找大灯泡来照，六十瓦和四十瓦的。二十五瓦的占大多数。也是整夜不关。那怎么会不贵呢？昨晚上就订了制度，总闸刀晚上十点关，早晨五点开（即深夜里禁止用电）。你想照通夜也没有办法。另外找了两个人专门负责这事，半个月检查一次灯泡。平时什么时候想查就查，照了大灯泡的照大灯泡算钱。这样一来就好，再也不用每年花十多元钱照电灯了。
1969年12月31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1969年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年是我的历史上一个大变化的头一年。今年1月份，我把户口从学校办回农村，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
27日的下午，我们关了饷（关饷，川语，即发工资，这是1969年全年工分决算），共是209元，今天拿70%，146元。（我家有继父、外婆和我三个农村户口。继父和我分别为男、女全劳力，外婆是“地主分子”，61岁了，强迫劳动，工分非常低，也能挣一点。另外我母亲、妹妹、弟弟都是城镇户口）。
这几天我们为了买灯心绒，到北碚、三花石、团山堡，几天都在跑路，都没有买到。明天就是元旦了，明天到团山堡和北碚去，看有没有……（因灯心绒布结实耐穿，在贵州的大舅家庭人口众多，他听说重庆有灯心绒卖，要我们为他买几丈布票的灯心绒。我们家自己也想买。但是当时即使有足够的布票也很难买到。）
1970年元旦 雨 星期四
跑了一天的冤枉路。上午先到团山堡，没有灯心绒。然后到北碚，北碚上边和下边的百货商店都没有，于是我们马上坐车到了三花石，也没有。我们到北泉吃饭、洗澡，回家。然后又到团山堡，还是没有。我又回家拿来糖票、线票（线，即缝补衣服用的棉线，当时也是凭票供应），又到团山堡，买了糖和线。回家后再到金刚碑买白菜。这一天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还要努力多做工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也是为了自己而多劳动。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劳累，以免影响身体，得一身病。去年就是因为太过分，身体吃不消，得过几次病……
1970年1月3日 晴 星期六
晚上分肉。十八梯左海全的猪死了，每人分一两肉。我们去候了一阵轮子，三角钱拿了三两肉。回来一会儿就吃了。
1970年1月4日 雨 星期日
（到八塘去赶场，为了买小猪和买年货）早上4点多钟就起来了，把饭热来吃了，一切东西都准备好，4点40分就走。天还不亮，一点看不见，幸好走的是马路。快到北泉了，看见一些人担着菜、鱼，提着马灯，他们说是从八塘下来的（他们是挑到北碚去卖）。后来公路走完，上了小路，因为看不见，我和严光才直踩到水。汗水都走出来了。到了双石鼓，天已经蒙蒙亮，基本上能看得见了。这时已走了一半多点，剩下还有20里左右。
到了八塘先到猪市（小猪崽市场）。猪贵得很，和澄江、北碚等地差不多。然后到正街去，街上空得很，人还不多。从场口走到一座小桥桥上，很多人，买卖黑市肉就在这里（“黑市”的肉不用肉票，价格要贵些）。肥肉有三、四指膘的，要1块9角到2块钱一斤，差点的1块8角。继父买到一块猪肝，1元2角一斤，上边还有一点猪油（猪油当时是稀罕物品，可以用这点猪油来炒这块猪肝），共二斤多一点。然后看见一个卖水糖的，喊1块3一斤，讲了价，1块2，称了两斤。花生也贵，要1块5。核桃要1块1、2角。我看见一个老头卖核桃，喊价1块，继父去讲了一阵，讲成8角，称了两斤一两。继父又称了三斤甘蔗。
人越来越多，在街上挤了一阵，几个人走散了。剩下三个人。雨也下大了，找个馆子吃了饭，回家了。一身淋得水流，走得很快，到了澄江口坐车，到北泉下车，再走回家。
晚饭把猪肝炒了，刚够下饭。继父说等快过年时，还要再去一次八塘。
1970年1月6日 阴 星期二
天晴了，但还是阴沉沉的，雪点子依然在飘。上午上班休息时，我回家去把羊子牵出来吃草。羊昨天在家里关了一天，饿得不得了。
中午饭后我再把羊子牵出来，并背了个背篼打猪草。下午下班时，打了半背篼猪草，羊也吃饱了。并且还拣了一把柴。
1970年2月7日 晴 星期三
早上到处都是白头霜，冷得很。上午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了今年的出勤制度，农忙季节必须严格遵守出勤制度，农闲时间不管你的。再一个，开会不写工分，只能抵政治出勤。每星期开会一次，每年48天，这48天中，如果你有10次没到，那么就照比例扣你这10次的基本口粮。有特殊情况必须请假。干部开会，酌情写工分。
王队长又说到某妇女，说她因为超支，想依靠爱人的单位（煤矿工人）补助自己，这是不行的。本来嘛，她好吃懒做，养得肥肥胖胖，人口又多（生了四个孩子，平时超支严重），现在倒差生产队的钱，又想生产队出证明，证明她有产假、病假，好到工厂去要补助。这怎么行呢！
下午这个妇女为了开证明的事情，和支书的爱人吵架。晚上，王队长到这个妇女家去，清理她吵架的问题。他们一起到了开社员大会的地方（说理给大家听），这个妇女哭起来了。对这种人，只有加强教育，使她们改正好吃懒做的毛病。但我相信她是不会改的。
1970年1月14日 晴 星期三
中午吃了饭，我到崖边去割了一背刺（柴草）……割刺的本领是几年前从继父那儿学来的。那时他没有害病，生活也比较的好，我们割了很多的刺，都是继父抽下班、休息时和我们一起割的。晒干后斩成节节，堆了半间屋。现在好久没有割刺了，煤炭不容易担（要凭煤炭票，还要花钱，6角钱一百斤），必须多拣柴。
1970年1月18日 晴 星期日
早上秦□□（中年农妇）来找妈妈替她写信。妈妈已经走了，她想了一阵就叫我给她写，要以她女儿的语气，写给女儿的男朋友，说她女儿到亲戚家去了，希望男朋友过春节不要来。这是一个骗局（当母亲的暗中阻止女儿和男朋友来往），但我还是替她写了。
1970年1月19日 晴 星期一
昨天猪病了，浑身直发抖，又不吃猪潲，妈妈赶快拿药和陈艾叶子烧灰给它吃。又拿药草和酒给它擦背。好像好些了。但今早上又不对了，于是中午就去请猪医生来给它打了一针。晚上就好了，它吃得很饱去睡了。
1970年1月22日 阴雨 星期四
猪又病了。本来猪医生给它打了两针已经好了一点，谁知昨晚上寒潮来了它又冷病了。上午我和妈妈，还请一个邻居帮忙，用菜油、鸡蛋调好了喂它。它不吃，就灌。晚上又请猪医生来打针。
19070年1月23日 阴雨 星期五
妈妈告诉我，有的人一心只想吃好、穿好，一心追求名、利、工分……相反有的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向他们投来的却是赞美的眼光。我要做后一种人。
1970年1月24日 晴 星期六
早上王队长喊担瓦炭（为砖瓦窑担的煤炭），我起床就去了，头没梳脸没洗，更不要说吃早饭了。
到了缙云山上的腰店子，先去的都在那里等着，因为煤厂管理员汪素卫不开门。天气很冷，我饿得不行，但是没有办法。好不容易担到了煤，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担到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妈妈来接我，帮我担了三、四十斤，还替我把饭放在瓦厂热着。于是我又去担第二趟。真是害死人，脚不知道怎么痛起来了，是脚掌那儿骨头痛，走路都是跛的。终于挪到黄葛树（一半路程了），继父去担第三次煤没有担着（煤炭没有了），他转来就和我分担我那一挑，这才担回来。
1970年1月25日 晴 星期日
早上我去北碚看脚。中医院号满了，我到殷医生那里看的。他给我一些药钎子，叫我烧脚掌。烧了几次，脚就不怎么痛了。证明殷医生的医术是比较好的。
1970年1月27日 晴 星期二
早上没吃饭就去担瓦炭，到打石湾第三厂（比腰店子远一倍）。去的时候跑得汗水直流，我只担了80斤（因为脚痛），回来遇见妈妈也去担煤炭（妈妈作为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被迫从事惩罚性劳动），我就捧了10斤给她，继父和妹妹又一人捧点给她。我的脚又痛起来了，走路都一拐一拐，幸好担得轻，好不容易才担回来。下午又去担了一次，只担了70斤，走过腰店子时，简直不想走了，幸好到活拉子时，妹妹来接我们了。
晚饭我吃了一点酒，准备洗脚时再用酒搓一下脚。明天如果脚好了，再去担一次瓦炭。因为这个月工分做得太少了（第二天下午担粪，共担了八次）。
1970年2月2日 阴雨 星期一
大概是从“四清”开始，我不相信书上说的那一套好听的共产主义理论了。
我发现运动中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这种发现开始时是模糊的，怀着猜测心的，后来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感到说不出的痛苦和难过。甚至有时我感到这一辈子是不能出头了。思想上的压力，使我在学校中越来越脱离群众，从本来的政治地位上跌落下来，变成别人所瞧不起的、受排挤打击的人。
中午吃年饭。两大碗肉：一碗扣肉，一碗鲊肉（粉蒸肉）。还有两碗豆豉和蒜苗炒腊肉，还有两碗炒莴笋和半锅萝卜汤。一共大约有十斤肉，我们每一样吃了些，大概去掉了三斤肉。剩下的放到三天后除夕再吃。
1970年2月6日 春节 阴雨
（1969年全年决算后，1970年元旦生产队给社员兑现了70%现金，春节前又将余下的30%现金发给社员。我家关饷63元，春节去买衣服。）
供销社在卖华达呢，和不要布票的布。我嫌贵，没有买。又看见在卖卡其布衣服，女式二号，我去拿来一穿，正合适。只是颜色不好看，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但是可以比灯草绒衣服少四、五元钱。这四、五元钱再加上十元，就可以去称一斤毛线。于是就买了这件衣服，花了五元四角一分钱，五尺五寸布票。又去买了一斤深红色毛线，十五元零五分，五张工业票。（这件颜色难看的衣服，由于结实耐磨穿了很多年。后来在肩膀上打了两个补丁，再后来前胸和后背都破成了一缕一缕的，就剪开了，好的部分变成了别的衣服上的补丁，坏的部分纳了鞋底。一斤深红色毛线织成的毛衣，一直穿到1978年考取大学，才拆成线团。）
1970年2月7日 晴 星期六
听说一件事情，说是重庆市教育局把日期计算错了，昨天不是初一，今天才是正月初一。
管他呢，汤圆吃过了，肉吃过了，难道不是一样吗？
1970年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担粪。看见生产队的一个提了干部的知青，和其他干部一路走，有的社员就说：“妈的，这些干部一天到晚不上班，光是开会听报告，我们做出粮食、钱，来供养他们，太不合理了。”我想这些话也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干部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他必须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那是不行的。但是在我所遇见的干部中，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密切地联系群众，他们都对群众吹毛求疵，只知道联系上级。像农村中的干部，脱离劳动、半脱离劳动的比较多。像那个知青，他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爬上了领导贫下中农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完全脱产了。在社员们看来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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