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中国民主正义党网
杨勤恒,现居中国上海普陀区沪太路七百五十弄三号二零七室
(邮政编码200065)
,今年四十四岁,未婚。原为上海星火锅炉厂工人,在工厂时,就以正直的品格受到大
家的尊重。
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四九年前,曾作为地下工作者为共产党出过力。“文革”期间曾
被打倒、挨整,现为离休干部。
早在一九七八年底,杨勤恒就投身于当时的“民主墙运动”,与林牧晨、傅申奇等人为
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参与了《海燕》、《民主之声》、及《
责任》等许多刊物的工作。还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在这些刊物中也发表不少杂
文和诗歌。有些诗深得大家好评。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民间团体和民刊,全国许多民运中坚分子被逮捕
、判刑。杨勤恒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与何永全、王建伟、秦林山一起秘密出版《责任
》第十期,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民众:“坚持反对这个以人民为敌的政府。
展开各种方式,营救无辜被关押的民运人士”。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曾责令上
海警方限期破案。可以说,杨勤恒是上海民主墙运动中战斗到最后的人之一。为此于一
九八三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
出狱后,他于八六年开始申请个体户营业执照,以养活自己。可是,一直未得到批准,
致使他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到九三年,他愤怒地给黄菊市长写信,陈情和抗议,黄菊
作了批示给有关方面,但是由于普陀区警方的阳奉阴违,还是没有结果。( 由此可
见,中国大陆的警方势力已到了感抗拒市长的地步了
),直到现在,经过漫长的十几年
申请,杨勤恒的个体执照仍在申请之中。
九三年,上海民运人士为准备救援被警方迫害,投入精神病院的工运积极分子王妙根时
,警方又抓了张先梁。于是,杨勤恒、鲍戈、龚星南、王永刚四人,前往上海市公安局
,举行了引起国际舆论高度注意的绝食抗议,对大陆自六四以后的沉闷空气无疑是一个
震动。他与其他三人一起被誉为“绝食四君子”。
这以后,杨勤恒与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人,向中共当局提出了《十九条建设性建议
》。
为此,杨勤恒常常被警方盯梢跟踪、电话窃听、监视等。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次
出门会晤朋友不得不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七拐八弯地甩掉“尾巴”。他还遭遇到数
次奇异的车祸险情。可是,这一切都没能使杨勤恒屈服。警方还曾暗示,劝他出国。他
却答到:“我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九四年,警方欲拉拢他,答应让他先设摊营业,再由警方等政府部门帮他办理营业执照
。可他在经营中,警方又数次以搬迁等借口寻衅骚扰。当杨勤恒又在《劳工联盟书》上
公开签名后,警方以九三年绝食抗议及劳工联盟书为由,在九四年五月十日判处他劳教
三年。把经营活动房也铲除了,同时还把他无辜的弟弟杨勤民也扣押迫害了一天一夜。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警方抓杨勤恒时,是警方的便衣用栽赃诬陷的方式,以毒品的罪名
抓的。
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的家信来回几乎要一个月左右。他不能随便出监室的门,不能与别
人讲话,也不能唱歌,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说:“我亲眼看见有人因与我讲了几
句无关紧要的话,挨了政府队长的耳光。
起先,连报纸都不给他看,由于他的不断抗争,才允许他每星期一、三、五看报。而劳
教营里有些所谓“政府队长”的下流无耻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如:指示别人悄悄地搞坏
他的热水瓶:暗中怂恿别人打他等等。而当杨勤恒与一个叫丁建华的队长当面讲理时,
他竟说:“我不懂正义感的!”真令人大开眼界。
杨勤恒也曾向检察人员申诉,可是直到他三年刑满离开大丰,都没有得到回音。杨勤恒
气愤地说:“我也算认识了这些自称是在‘严肃地监督执法’的检察人员了!”
杨勤恒于今年五月九日被释放。可是至今,
政府既不给他解决经营执照,也不给他救济金,他苦涩地笑着对朋友说:象我这样关心
祖国政治命运、为中国人的人权而斗争人,还不得不为自己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
,
而不断抗争。据说,他已写信分别寄给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求对非法铲除经营部一事予
以赔偿,并解决今后的生计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健全法制,政府应该不会允许任何
违法地侵犯公民合法财产的行为,也应该会追究执法犯法的行为。民主运动不是反政府
运动,我们搞民主运动的目的是要帮助政府推动民主车轮,这是与时代合拍的。
鉴于以往被警方迫害的种种遭遇,杨勤恒对朋友们悲愤地表示: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思
想准备,我已郑重地写好了遗书,准备被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是九七年《责任》号外第十二号的介绍,今年,杨勤恒又被判处三年劳教,原因是他
和一些工人谈论了有关组织独立工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