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周卓敏
核心提示:一个右派在推砻(一种去掉稻壳的农具)时忍不住饥饿抓了一把米吃,被急于邀功赎罪的同伴揭发,遭到批斗。第二天,我们听说那个右派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大跃进时期湖南某右派因饥饿抓吃生米被逼自杀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4月19日,作者:周卓敏,原题:吃把米被逼自杀
大跃进年代,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市)五中从县城迁到双牌山区的尚仁里。建校需要劳动力,县领导从全县中小学调来了100多个右派,组成劳教大队。一年后,一个右派在推砻(一种去掉稻壳的农具)时忍不住饥饿抓了一把米吃,被急于邀功赎罪的同伴揭发了。在学校召开的斗争会上,老师们踊跃上前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地理老师年老、多病、寡言,上课时有气无力,此时也精神抖擞。斗争会后,那个右派遭到一群学生积极分子的拳打脚踢,头破血流。
第二天,我们听说那个右派当晚就上吊自杀了。而我们地理老师也元气大伤,竟至于上课时大小便失禁,往裤管下掉污物。(湖南永州周卓敏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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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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