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搜狐网
绝大多数人以为，“被精神病”问题已经被多年前的《精神卫生法》解决了，想不到这个问题在继续发作，让人人都生活在某种恐惧之下。
最近，先是洛阳师范学院的刘刚（化名）被学院团总支书记称“有病”并通知其母亲，被从宿舍送至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134天时间里，刘刚经历了被灌药、电击治疗、殴打等。此后刘刚找学校和医院要说法并提起上诉。
（爆料者晒出其在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病案 来源：诺帆123微博）
而另一名网友的爆料，则涉及到了中国最好的精神病医院之一——安定医院。
一名网名叫@诺帆123的20岁女孩发微博自称，2017年10月24日，她跟父亲吵架，被父亲叫了120送进北京安定医院。急诊大夫直接说：“急诊只听打电话送进来的人的陈述，谁打120我们信谁的”。女孩努力保持理智跟医生、护士沟通，称自己没病，却在没有得到基本诊断的情况之下，被强制喂药、抽血。病历上入院诊断是“情绪冲动”，出院诊断成了“精神障碍”。最后公安以送她去医院的是父亲为理由，拒绝立案。
前一个案例已经走入司法程序，后一个网络爆料现在主要还是当事人说法，具体内幕如何，属不属于“被精神病”，还难下定论。“如何在精神病院里自证自己不是精神病”，是个千古难题。而这类事一旦发生，当事人要证明自己“被精神病”要维权，也很不容易。
一切法律的基础在于个人意志，而“被精神病”摧毁了这个基础。就像福柯在《疯癫与规训》当中所说，公民一旦被列为精神病，便被逐出了现代法治文明的保护范围。一个精神病人，在法律上被推断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就难以启动法律为普通公民设置的一系列的程序性权利。
之前不少精神病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形成了“谁送治，对谁负责”的潜规则：不问“患者”病情如何，就实施强制“治疗”。其实质是医院违背医学伦理，非法拘禁公民。
所以，在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精神卫生法》，明确了精神病治疗自愿原则，强制治疗仅限于病人“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但是，为什么如今《精神卫生法》没有挡住“被精神病”的咄咄怪事呢？为什么“自愿治疗”没有得到保障呢？
这是现行的《精神卫生法》第28条关于“亲属送治”的紧急治疗款被滥用，而本该有的制约措施却没有得到刚性运行，诊治精神病的医学标准又缺乏明确法律责任。结果“被精神病”的法律责任和医学责任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该法第28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精神卫生法》其实也设立了相应的约束程序：第一是紧急留院观察诊断制度，这是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的前置性制度。第二是及时检查评估制度。留院观察和及时评估制度，是防止没有精神病的公民，被不正当的长期“收治”。
（爆料者晒出其在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病案 来源：诺帆123微博）
但是，事实中，作为紧急医疗措施的“留院观察制度”，变成了“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对被送至的公民先“关起来”，打针、吃药、抽血。比如，@诺帆123自述，被送进安定医院之后，医生不做及时的诊断，只听送诊者的陈述，不关满一两个月不放人。
一位卫生法专家讲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要证明医务人员因利害关系对患者故意采取‘被精神病’手段陷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也得排除存在过失误诊的情形。”
强制收治被《精神卫生法》限制了，但是，打着“紧急治疗”的名义的“被精神病”又出现了，明目张胆的“被精神病”没有了，但是各种“误诊”出现了。说到底，医学诊断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权力就应该受到约束。
在《精神卫生法》已经立法明确自愿治疗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被精神病”、强制送治的个案却屡屡发生，关键的问题是，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对“医学权力出笼伤人”做出惩罚。所以法律要“长牙齿”，医学应该被明确纳入法律的责任，不能让个别医生、医疗机构躲在医学诊断权的挡箭牌的背后，成为“被精神病”的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