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杨海明摘自徐水良文集

“被邓小平严厉批判的上海民主讨论会，事实如何？”乔忠令解释说：
“上海民主讨论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七九年一月二十日大约十多个民主活跃份子在复兴公园开会，有位朋友写了三条建议，由我宣读，建议成立‘上海民主讨 论会’，提名应荣耀为负责人，口号是做党中央的革新派，打击顽固派（汪东兴、陈锡联等，）争取中间派（华国锋等）。大家一致同意。这就是真相。很快地，民 主讨论会就分裂了，大部份人包括温定凯、李建民、梁申奇、李放等另外成立‘民主之声’，出版民刊，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天天去广场演讲。主张也比较激 进，要求开放党禁、允许多党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要加上政治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现代化、要求允许私营及外来经济。我最大罪名是提出要‘坚决彻底 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
乔忠令说，三月份中共上海解放日报将人民广场的活动写成内参上报中央，其中给他戴三顶帽子：“反革命份子、 林彪四人帮残余造反派乔司令、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说上海闹事，是他煽动、教唆知青冲击党政机关，要效法伊朗城市暴动，乱中夺权……于是，在三月三十日 北京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点名北京上海一些“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煽动群众闹事，必须严肃处理。
邓批判乔忠令的话，收入邓选第二卷一七四页：“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邓讲话下达后，北京上海就开始抓人，魏京生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乔忠令四月十八日被捕。魏京生十月受审，判刑十五年，乔则审了二十个月，八Ο年十二月才判 刑三年。乔后来获悉，当时中央政策规定，凡属民主墙范围的问题，最高刑罚三年。上海一共抓了十三人，只判了三、四人，乔判刑最重（魏的刑期因邓指示以泄露 国家机密罪加判十二年）。给乔定的罪名是“妨害社会秩序罪”。

提篮桥三号楼中队长王云生

乔忠令过去被关押都 是“群众专政”，真正坐牢这是第一次。让他切实领略了“专政”的滋味。他说，提篮桥“监狱”的神秘，让他一览无余，要写中国小说，怎么能没有提篮桥的“生 活体验”呢？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到赤裸裸的人性，残忍、欺骗、孤独、怯懦、怜悯、友善、坚忍……。这座英国人设计的监狱，每个牢房约四平方米，墙角设一便 桶，原只囚禁一人，现在关押三人，挤逼可见。中共实行“以囚制囚”，选穷凶极恶的流氓犯当牢头，不仅任意打人，见着眉清目秀的俊犯，还要被他鸡奸。一周二 次的“放风”，上百人聚集阳光下，可以随便交谈，那是狱中唯一的“自由”。
乔忠令关押两年多。得以提前四个月出狱，是他争来的。一九八一年七 月，他在狱中广播听到为学友王申酉平反的消息，激动不能自已，“你们不断平反，又不断制造新的冤案，虚伪！可耻！”便嚎啕大哭起来。从此，天天大喊口号： “打倒法西斯逼供信！”“上海公安局犯罪！”搞得一层牢房不得安宁。放风时，一位老囚犯对他说，共产党真是对你宽大了，以前喊一次口号，加刑二年，一个叫 林昭的女犯，就是这样被他们在地下室杀死的。（他们至今不知林昭案的真相）。
现在狱方也承认要讲人道了。乔忠令的三号楼中队长王云生，是劳改 系统的模范，五十多岁，北方人。他多次叫乔忠令下楼到他的管理室聊天。“他有一天跟我讲，”乔回忆道，“实话说，我的这顶小小的乌沙帽，没资格为你为任何 犯人甄别案情。几十年，我看得多啦，公检法不负责任，尽把人往我们这里送，让我们背黑锅，给他们擦屁股！你说，我怎么办？我有权拒收吗？我敢说他们制造冤 案吗？这里是个仓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喏，这样吧，楼上不舒服，你就下来坐坐，喝喝水，抽抽烟。上去不要对别人说。口号，就不要再喊了。你 要替我们想想，二百多人都是渣滓，无恶不作，你喊口号，他们高兴。你跟他们不同，你写的报告，我看过……但有时，我仍控制不住，十一月深夜又发作，又大喊 口号，王云生上来把我大骂一顿：你喊什么！没打你，没虐待你！然后，他放低调子说，我已经千方百计在让你早出去了……我感到我出去的日子不远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队长要乔忠令下楼去理发洗澡，说父亲、弟弟会来接他。下午王云生对乔忠令说：“我们这地，要你来，你不得不来，要你走，你非走 不可。不管咋说，外面办事总比里面方便。”见到四名公检法代表和乔家人，他说了一句“我把人交给你们了”，扭头就走出会客室。来人宣布“保外就医”，发给 人民币一千元，乔忠令出狱了。

内控生活：公安诱迫当政治特务

出狱迄今二十年，乔忠令应是个自由人，然而不。他在自传中用了六章的篇幅，描述他的“内控生活”，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市公安局严密监控的阴影中。
首先是在就业方面。公安局一直扣着他的人事档案，乔忠令形容这好比“无期徒刑监外执行”。大陆就业和海外不同，虽可自由择业，但被录用，一定要有个人档 案。档案在公安局，就意味着你是有问题，不可信任的，换言之，乔要有一份工作，必经公安同意。但多次争取都得不到工作的自主权。
一九八三年， 乔忠令向胡耀邦写信要求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指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安排工作，结果，该局在公安指使下婉拒安排，并没收了中办公函。他又向上海市委 要求安排工作，信转公安，公安先后派出数人找乔谈话，八四年五月，市公安一位姓翁的干部登门和乔谈工作问题，表示打算为他安排一份“舒适体面”的工作，但 有两个条件：
一是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往后对谁也不要提起，二是协助我们完成我们交待的工作。
说完就告辞。一个月后，翁某又来， 带乔去静安公安分局，一名姓樊的半秃顶瘦老头跟他谈工作安排。樊说：“替你安排工作，有难度。我们公安机关不是职业介绍所，不是慈善机构，只能凭你为我们 工作的成绩，为你安排工作。成绩越大，工作安排越理想。从今天起，你可以装扮成不红也不黑，灰不溜秋人物，发牢骚，讲怪话，到社会上去混，发现目标，接近 目标，迎合他，取得信任，了解他的动静，想什么，打算做什么，让他一起讲出来。再与我们联系。许多事我们做不了，只有你来做。”
樊怕乔不明白，继读说：“目标嘛，到处都有，你是名声在外的人，你要利用这优势，主动去找，找那些曾经同情你的人，气味相投的人，去咖啡馆、舞厅、酒吧、电影院、公园多接触，如果给我们抱出一个金娃娃，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
乔忠令终于明白了，他叫起来：“我不会假装！不会撒谎，我要求落实政策，为什么要我去做特务！”樊交代以后同在座的年轻人沈伟联系，然后就走了。沈伟给 了一个电话，说想通了，随时打给他。以后一年多，迫于无奈，乔忠令和沈伟虚与委蛇，有过几次见面，有一次沈伟要求他去接近王若望（离心作家），了解王的动 态，他都没有理会。在民主讨论会期间，特务对他跟踪，假冒他的名义煽动群众的印象，记忆獶新。他当然交不出“成绩”，只要求工作。公安于是在八五年五月给 出两个工作，由他选：去上海港码头扛大包，或静安袜厂做烫袜临时工。他拒绝了。想到自己沦落到这种困境，不止一次痛哭失声。

在佘山修道院教书的美梦破灭

后来，乔忠令又去找审他案子的检察官马震，控诉公安局逼他做特务。马大骂上海公安局几十年恶习不改。又说，乔判刑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表示有责任帮 乔落实政策找工作。终于在天主教区佘山修道院大学安排乔去任文学讲师。乔喜孜孜上任。给金鲁贤院长做助手，出版《新经四福音》。金曾被中共判十八年刑，文 革后大受重用，成为红衣主教，频频出国访问。金学问精深，谙七国语言，随心所欲，中文造诣亦高，与罗马教皇关系好，但外国对他有保留，觉得他对中共太温 顺，不如龚品梅主教坚定。龚也在五五年肃反中被捕，判无期徒刑，一九八五年获释，乔忠令亲见龚出狱回到教区，受到教士、修士列队致敬恭迎的盛大动人情景 （本刊去年四月有文章纪念龚主教的去世）。
不料公安的魔掌也伸进了修道院，办公室杨主任原是公安局外事科长，后当了右派，平反后派去宗教局借 来修院。这位杨某以介绍女朋友为饵，要乔当他的助手，监视四位高级神职人员，一举一动向他汇报。杨对他说，别看金院长表面听话，骨子里极仇视共产党，你帮 我做好工作，可以转正，分配房子，漂亮女朋友都不成问题，否则，你随时会被辞退。他要乔好好想想，想通了答覆他。
乔忠令如当头一棒，发现自己还 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激愤之下，他见人就说杨某是特务。事情惊动马震，他气急败坏跑来责备乔忠令，为什么杨某的事不告诉他，要到处说！“半个月后，杨某 被调离修道院，去龙华寺庙里当特务去了。我得罪了人，又担心修生中有特务监视，情绪一落千丈，上课也抽起烟来。八六年暑假，我不辞而别，离开了佘山修道 院。”
乔忠令一份维持六年多的工作是在上海联建工程承包公司做总经理秘书。其实，这家公司就是上海公安局自己用来捞钱的，四百多职工，都是 “自己人”。乔得以内控就业，发挥文笔之长，经常日以继夜，赶写材料报告之类，备受好评，但月薪最高也只有二百七十元。总经理陈根林是四六年入党的一块烂 料，贪污挥霍从朱镕基那里骗来的几百万元拨款，九三年公司被一伙人砸烂，五百万元烂账不了了之。乔忠令失业，去一家广告公司干了几个月，就再没有工作过， 他没有档案，进不了再就业市场。连每月八元的副食品津贴都领不到。

对住房和交女朋友的关照

“九五年之后，你靠什么维生呢？”我问他。
乔忠令说，他九七年得到一笔住房拆迁补偿费三万五千元。他省吃俭用就靠这笔钱。他说，上海住房以前一向很紧张，他一直和父亲住闹市南京西路，三十平米房 子不算大，但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才分到的公寓。后来弟妹成家都搬出去了，待他出狱来，公安不放心，又要弟媳回来住。直到九一年，他在联建工作时，才分得一 间愚园路的十六平米的汽车房，入住前公安局对左邻右舍都作了政治动员，有人监视汇报他的来客。因此，一住六年，都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写作。

后来炒地皮风盛，愚园路拆房，被公安迁到福泉路住，还是十六平米。乔忠令说，入住第三天，邻居就以欢迎为名，约二、三十个人轮流来室内看他，上下打量，似乎怕以后监视时认错了人。这里已是郊区。
乔忠令的婚恋状况如何？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又有些什么故事？他承认，在长期的监控生活中，使他常有一种恐惧的幻觉，他离群索居，也不善于和人来往。
“我这一生很少接触女人，没有条件谈，但也不是没有经历，不过，这些经历都与我的政治遭遇有关，也少不了公安的插手。”
他说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
“其一，在联建打工之时，有朋友介绍一位姓高的仁济医院的女护士相识，人真漂亮，她也自称爱才，发展得不错，已经到了可以到对方家里做客的程度，也可和 她父母打招呼。但后来发现她乱翻我的书信，我的通信录不翼而飞，又说我害人不够还要害她。我看到差距大，就提出分手，说我配不上她。她却哀求，要保持恋爱 关系。我追问通信录哪儿去了？她跪下大哭，说交上去了，不拿，她交不了差。我当然不能和一个监视我的女人一起生活。”
第二个故事，不知是否乔 忠令过敏多疑？情节如下：九四年六月朋友介绍一位“身份高级，才貌双全”的女友，是一家公安投资办的宾馆的财务总监，这位女士曾在美国留学工作，比他小九 岁，大方得体，首次见面就畅谈二小时，很融洽。但后来女方反对他写自传，建议他七十岁再写，那时就会增加二十年的幸福，现在写只有五十年的痛苦。乔忠令 说，七十岁写不动了。女方很失望说，好，你要写，会继续痛苦二十年。乔忠令想想，算了吧，“我不是一个靠女人吃饭的人，写书已是我生命最后的寄托，一定要 写。”他怀疑这事也很可能是公安在后面安排的。

以写书证明自己的存在

听了乔忠的陈述后，我最后问他：“公安为什么要这样二、三十年和你过不去？”他说：
“因为我是个从文革前到文革后都挂了号的人，被张春桥、邓小平钦点过的人，虽然他们知道我只是一个读书人，但对知识份子的思想影响，他们向来重视，不防 患于未然。对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有一条毒计，就是在精神上让你自我毁灭，让你加入他们的圈子，做特务，然后施以金钱、美女，这比判刑枪毙更厉害，更惨。我 见过多少人被他们这样制服呵，从民主派到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从亲戚到身边的好友，都沦为公安的工具，由他们摆布，也得到好处。我被他们剥夺了一切，但精神 上压不垮我，我唯一的志趣，就是读书，写书，让世人明白我的存在。”
他在给朱镕基的信，给上海市委的信都多次谈到他余生的志向：
“许多和我同龄的青年男女，受不了政治迫害，生活折磨和精神摧残，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有的沉沦了，有的异化了。我居然活到现在，实在是侥天之幸。我眼前经常浮现他们熟悉的身影与音容笑貌，令我寝食不安。为了他们，我也要把一生经历写出来。”
他的七十万字自传已经五易其稿，他把希望寄托在香港，他期待人生最后的梦想可以在这个自由的城市变成现实。九八年，他申请来港旅游，又碰到那个越不过的 魔障：出国要单位盖章，他的单位是公安！去年二月，他向朱镕基申诉，三月报纸宣布，出国旅游，无业人员只需派出所盖章即可。于是，他办好护照，买了机票， 十一月来港。不料，在虹桥机场又被卡住，那只神秘之手永远跟着他！说他的书稿“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不准登机。今年二月十一日他再向江泽民、朱镕基告状， 二月二十三日机场海关便通知他，可以领回手稿（审查了一百天），四月十日他再度办理来港游旅，海关终于开绿灯放行。
所以，他说这次来港是一大胜利。
在他返沪前夕，我们再次问他，本刊发表他的这篇访问，会不会引起上海公安对他的报复？他说，他对上海公安的批评，中央早已知悉，毫无国家机密可言，他只 是一名“思想犯”，何况他已没有什么东西害怕失去。是的，乔忠令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是二十世纪最惨烈的共产灾难的幸存者，他们失去的已经太多太多。当今天北 京的当权者也在高谈人权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也能关照一下乔忠令的生存权、工作权，顺便清理一下上海公安系统欠下林昭、王申酉的极左旧账，打扫一下在那眩目 的商业光芒背后发出恶臭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