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环转自环球视野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市场机制的扩张和渗透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格局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分层结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结构逐渐出现了封闭的趋势。虽然市场化、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过程，曾经一度为各个社会阶层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模式日益凸显了家庭背景的重要性，社会阶层尤其是优势社会阶层的封闭性增加，人力资本和教育在获得社会地位中的作用有所淡化并影响了青年一代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的“中国梦”。这在社会流动领域，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困难，代际流动继承性增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减少，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决定性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日益固化的趋势。近年来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垄二代”等热词，也反映出我国社会阶层代际传承性问题突出，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一、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与趋势：社会阶层固化了吗?
在2000 年前后，由陆学艺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推动了国内学术界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一股热潮。此后围绕着当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现状及其趋势，社会学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看法，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但他们对于分化的后果及未来的发展走向则有着不同的估计，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判断，这成为当时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后来由李春玲把这些观点归纳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即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陆学艺等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理论、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李强和李培林的碎片化理论。总结这些理论判断和实证研究，他们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存在两种大致的判断，较为乐观的判断认为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在“阶层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社会成员上升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而另一种判断认为中国改革后，阶层之间的继承关系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有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在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而更为悲观的看法认为社会阶层关系出现了“断裂”，社会地位的差距形成了相互隔绝的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这些研究多是对十多年前社会结构的判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和发生机制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但是，十多年以来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较为缺乏，较为严肃的判断来自于对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其2001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后认为，当前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变迁相比较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有所提高，但各阶层的边界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在对影响人们社会地位变化的因素分析时课题组强调，改革开放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依靠以教育和政治忠诚为基础的个人努力，但父代的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时隔7年，张翼使用2008年CSS数据进一步肯定了社会开放性的趋势：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民阶层快速向工人阶层转化，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白领阶层也迅速扩张。但是作者也指出，垂直社会流动在上升中有所闭合，农民阶层的代际继承性越来越低，白领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却大大增强了。而教育的扩张，在给下层阶层带来机会的同时，给上层阶层制造了更多机会。由此可见，尽管几年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社会阶层结构中基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隔线日渐清晰，而脑力劳动者中，尤其是优势阶层中阶层继承性有所增强;体力劳动者内部较强的阶层流动性，尤其是上升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支撑。
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流动的阶层分割性特征和内部封闭性。李路路揭示了当前阶层流动中带有普遍性的模式，即在阶层分析框架中存在的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界、农民阶层与非农劳动者之间的分界，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的自我封闭性。他指出，尽管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制度转型和高速现代化，虽然代际关联度相对较低，但是代际继承性趋势仍然强于流动性，原有的社会分层秩序并没有因为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发生根本性变革。高勇利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第二阶段(2005)在全国六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强调了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出现的类属分割现象：中国城市代际流动存在着技术精英与非技术精英之间、管理精英与非管理精英之间的樊篱，同时出现了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新的樊篱。
家庭背景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既反映了不同制度背景下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也是我们理解“X 二代现象”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郝大海、李煜、李晚莲、王富百慧等学者使用CGSS 数据，以及一些学者对局部区域的研究，获得普遍的结论，即改革之后市场的推进并没有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深化了家庭背景的影响。
上述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固化的趋势。李强认为，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社会分层群体、利益集体社会关系固化的现象，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了。这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界限以及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内部的认同不断强化。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社会中的巨大分化开始趋于稳定，与此同时，社会上层封闭性增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机会日趋减少，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观点也是对当前社会分层与流动状况现状与趋势的高度概括。
二、社会流动机制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阶层固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整体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之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安排，但对于个人而言，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力。龚维斌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国家政策导致了社会流动类型的变迁。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1990 年代以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但是国家政策性安排并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替代形式。这种混合的流动机制并没有解决偏离社会流动的合理性问题，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合理的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正规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非制度化的互动。因此，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流动机制表现出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市场经济国家不完善的流动机制带来的问题在我国现实中都有表现，而且程度更严重，例如家庭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流动机制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一是具有先赋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尚未退出，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变种，表现出转轨性，例如政治权力及其组织资源的作用、户籍制与所有制的作用;二是社会资本这种非制度化因素影响独特，表现为社会结构性和文化性。因此，我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过程十分复杂，合理化之路艰难而曲折。
围绕着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具体制度对社会流动机制影响的分析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对这些因素的专门研究使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陆益龙对户籍制度的研究认为，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突出地影响了个人社会流动，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著的影响。这种结论在诸多关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户口作为重要的自变量无论对个人教育地位、经济地位还是职业地位的获得均具有显著意义。就单位制的研究而言，对改革早期的研究认为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并未随改革的进行而消失，而新近的研究则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弱化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可见，单位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它的作用是复杂的，对单位制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深入具体的分析。
另一种对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研究热点是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该视角将文化生产机制与社会阶层再生产联系起来，其中颇为流行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国内从文化机制角度理解社会结构分层机制有两种视角：一种强调深受传统影响的身份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社会等级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而当代社会是市场的、再分配的和文化资本的三重变量在分层要素中混合发挥着结构化机制的功能，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两大文化等级，即劳心者阶级和劳力者阶级。另一种则强调制度文化，认为现代社会造成结构分化的代际流动机制主要通过教育这一环节传递，表现在国家采取教育分流的方式来实现对代际选拔的宏观调控，以保障二元社会结构的渐进变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国家以教育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制定有利于优势阶层子代流动的教育分流政策。
目前国内研究多从制度文化视角出发，将教育地位获得放在宏观的制度背景下分析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中的不平等及其阶层再生产机制，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促进了阶层间的社会流动，尤其是促进了社会下层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有所弱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复制或再生产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尤其是在优势社会阶层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封闭机制。可见，尽管教育仍是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增加个体社会竞争力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那些社会下层群体而言，教育改变命运机会的大门正在收窄。
三、精英阶层的流动：通往上层的路是开放的吗?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市场转型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尤其是随着90 年代中国政府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大批国内学者加入了对中国市场转型研究的队伍。维克多·倪(Victor Nee) 对改革初期中国内地的研究从总体上强调市场转型使权力精英的社会地位下降，而经济精英的地位会随之上升。而边燕杰和罗根(Bian & Logan)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延续了罗纳塔斯(Akos Ronatas)的权力变型论观点，提出了权力持续的观点。维护精英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更多大陆学者的回应。宋时歌的“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指出，精英再生将是中国的主要潮流，而精英循环则是特殊时期的现象。李路路等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孙立平指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通过精英群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结盟，这个精英集团成功地排斥了非精英群体，并通过精英代际间的自由转化得以再生产。张乐、张翼对青年群体的研究认为，精英阶层的固化程度是有限的，家庭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
上述理论对精英群体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往往把精英群体作为整体，实际上，改革前后不同精英群体的流动路径并非一致的，相同的影响因素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升迁变化是不同的。下面我们结合“二代”与精英群体相联系的研究文献，对“富二代”、“官二代”和“知二代”作一梳理。
(一)干部精英与“官二代”研究
与“官二代”相联系的精英群体，有称之为政治精英、权力精英或干部精英，在分层研究中，主要是指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研究认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表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父亲职业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这些人中100 个大约有7个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6.6%)，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也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个比例分别为3.1%和2.7%，而工人和农民比例最低，不足1%。郑辉、李路路分析发现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成为精英的1.925 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但是研究并未发现行政干部精英(作者定义为大专以下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 职业的获得受家庭背景的影响，而是受到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而技术干部精英(作者定义为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
周玉对福建和江西省委党校学习班干部的研究发现，对于干部的社会网络资源积累而言，出身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并未消失，人力资本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日渐显现，政治资本作为体制性因素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孙明探讨了建国以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认为1978 年以后干部选拔发生了绩效转向，教育成为重要的标准，而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的子代凭借教育上的优势更容易成为干部。其中，中高层干部的子代当干部的机会最大。张翼研究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相比较于农民阶层的代际流动，白领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了，而其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继承性更强。李路路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对于子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影响要强于对于子代专业人员地位的影响作用。“重庆市社会阶层状况调查分析”课题组的调查表明，上层阶层和下层阶层的代际继承性较强，中间阶层的代际继承性相对较弱。莫艳清、杨建华对浙江的研究表明，三大精英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均比较明显，父亲是政治精英的子代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是其他群体的3.7 倍。
尽管实证研究对干部阶层代际流动的继承性程度判断不一，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认同，无论改革前后干部阶层都存在较高的继承性。改革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干部阶层的继承性有所增强。也即是说，干部阶层中“官二代”的现象一定程度的存在，但是改革前后“官二代”的继承机制有所变化，改革之后尽管干部选拔以绩效为原则，但是通过政治身份、教育文凭、社会关系网络等中介途径，干部阶层继续发挥着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优势。
(二)知识精英与“知二代”研究
对改革以来知识分子精英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即着眼于社会变迁对知识分子代内流动的影响，对知识分子阶层的代际流动和继承性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较为系统的研究见诸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研究。研究显示，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性较强，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的(3.3%) 的5.6 倍。李路路对3 城市1998 年的问卷分析显示，在改革开放前后，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都有显著影响。随后他对2003 年CGSS 数据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职业的获得均受到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孙明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背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阶层再生产有着显著的影响，知识精英阶层存在较高阶层继承性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对知识分子阶层亚群体社会流动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施芸卿对“985”高校80后在校生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于985高校的知识精英的入学、学业表现和就业有着持续的影响，优质教育资源更有利于精英阶层的阶层再生产。任娟娟对工程师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以母亲的文化程度、父母的职业以及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李黎明、李卫东对西安市5所高校大学毕业生的研究表明，脑力劳动者阶层存在较强的阶层地位代际继承性。
从总体上来说，知识分子阶层的代际流动性与干部阶层相似，即保持着较高的代际继承性，家庭背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子女成为知识分子有着显著的影响。此外，制度性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成为知识分子或者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较高的教育和专业技术水平，而教育和技能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致性的努力，家庭背景尽管对教育的获得有着影响，但是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很少依赖于家庭背景，所以，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尽管有着较高的阶层继承性，但是由于代际流动的机制中，除了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外，自致性因素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知二代”也很少受到诸如“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质疑。
(三)经济精英与“富二代”研究
国内学术界早期对经济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后农村经济精英的崛起及其对农村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从这些研究来看，学者对农村经济精英的代际流动论述较少。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我国城乡较早出现的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具有经济资本的优势，但是对于第一代私营企业主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代际继承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的阶层位置获得没有明显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成长更多地凭借于自身的勤奋努力、聪明才干和风险机遇。不过作者也指出，从个案访谈可以发现有两种形式的代际资本传递会对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获得有影响，一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他们有助于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的父辈或祖父辈曾经是企业家或商人，他们在家庭内部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观，有助于其子女选择经商办厂的从业道路并在商界获得成功。这是对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精英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到了集中退休的年龄，他们的子女成为寄予期望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代，伴随着这一代私营企业主的权力交接，“富二代接班”问题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与农村经济精英相比，城镇的经济精英更多的是指经理人员阶层。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经理人员与第一代私营企业主有着相似的背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得经济社会地位，但是与私营企业主不同，经理人员阶层不拥有对企业的产权，因此其子女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子女那样可以获得企业的合法继承权。因此，经理人员的阶层继承性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那样高，而其子女要想成为经理人员，也主要依靠自身的禀赋与努力。至于经理人员的继承率有多高，家庭背景到底对经理人员阶层子女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有待于开拓。
总之，由于财富代际继承的合法性，人们对于经济精英财富的代际转移很少存在质疑，因此在“富二代”的社会流动上，这种财富和职业的高代际继承率是毋容置疑的。也许正是这种无悬念，人们对“富二代”的持续热议就转移到这些阶层的经营能力和生活方式上，但是，或许鉴于调查的难度和敏感，这方面客观理性的研究还较少，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四、底层研究：“梦想”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
与市场转型理论关注精英不同，底层研究将关注对象放在了贫困阶层、农民、农民工等群体。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社会流动角度看，底层社会的封闭性表明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狭小，代际流动中继承性增强，由此出现了人们常称的“农二代”、“贫二代”等现象。
(一)农民阶层的分化与“农二代”研究
改革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其中最值得瞩目的就是中国大地上涌现了2.6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些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将极大地改变着中国迈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代际继承性最强的阶层。92.8%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54.9%)仍然是农业劳动者。这项研究的调查是十余年前进行的，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增长，并由此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种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不仅是地域间和职业间的流动，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角度看，是从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过渡，是上升的社会流动。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的调查和权威的研究，此后农民阶层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张翼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 年CSS 数据进行的研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转化，农民阶层的继承率越来越低。此外，一些局部的研究普遍认为，农民阶层是一个流动相对较频繁的阶层，尤其是对于“80 后”而言，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很低，因此其阶层继承率也很低。但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代际流动的上升空间并不大，多数从农业劳动者阶层上升为产业工人阶层，跨越体力劳动阶层成为白领阶层存在较大困难。
在“农二代”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群体。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从社会流动角度看，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这种在职业地位上的上升流动并没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流动，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他们随时面临着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可能，或者在城市成为失业半失业青年，从而沦为社会底层。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并逐渐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城市适应与融入、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与权益维护等诸多方面，研究的结论也趋于一致。因此，深化从代际流动视角对农民工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制度主义的分析逻辑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属性、阶层定位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上，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特点。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与“贫二代”研究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中国贫困阶层的产生是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即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群体积聚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分享，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愈来愈狭窄，因此贫困阶层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但是在理论上，结构主义视野的贫困发生并非如此简单，贫困的产生机制还包括资源要素贫困、人口素质贫困、系统贫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贫困)和文化贫困等，并由此形成了从不同侧面出发的贫困理论。本文无意于分析与评价这些理论，仅从社会流动的代际流动出发，来理解贫困是如何在代际间传递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O.Lewis)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尽管没有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确切数据报告，但是诸多区域性和小范围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在中国城乡普遍地存在。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解释有文化贫困理论、政策贫困理论以及经济结构贫困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中，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几个主要方面，包括人口和健康、教育、社会(政策)排斥、生活环境、素质(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国内的实证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因素展开，但是从这些研究来看，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解释缺乏系统性，往往过于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构建贫困代际传递还需要宏观的理论建构与微观实证研究相结合。
与“贫二代”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对一些特殊群体的研究，如对大城市“蚁族”的研究，以及网络上流行的“屌丝”的研究。尽管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这些群体较边缘化，但是从他们在社会阶层空间向上流动的机会日益狭窄反映出当前社会阶层的固化，也为我们拓宽“贫二代”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总结：共识、不足与展望
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总结出目前学术界对当代社会分层与流动趋势的基本判断，即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固化的趋势。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有：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中的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出现了鸿沟，跨越体力劳动阶层和非体力劳动阶层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少，社会流动主要集中在两大阶层内部短距离的流动。在非体力劳动阶层中，上层(精英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尤其表现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权力精英)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知识精英)。体力劳动者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在从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过渡，但是由于农民工阶层的特殊性，这种看似向上的社会流动深受政策的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在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中，自致性影响虽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制度安排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广受关注“X 二代现象”所隐含的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作用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部分支持。
这种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总体判断隐含在多重角度的实证研究及其结论中。其一是对教育地位获得的研究以及对教育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中作用的判断中。教育在现代社会是获得高地位职业必备条件之一，它在个人地位获得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教育地位获得既是自身禀赋和努力的结果又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教育过程中文化再生产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继承性经由教育变得更为隐蔽，这种隐蔽性尤其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权力精英)和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精英)的代际传递中。其二是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这表现在不仅两代人收入弹性(相关系数)较高，更体现在子代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家庭背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其三是对精英阶层封闭性的判断。经济精英财富及其产权关系的代际传递受到法律保护，但精英的素质和能力能否完成代际传递还因个体而异; 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则通过文化再生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阶层地位再生产。当然，精英阶层的封闭性只是一种倾向，只是让读者感觉到跻身于精英地位的道路越来越难，精英地位的竞争性也会增加这种难度。其四来自对社会中下层或社会底层的研究。尽管农民阶层的分化是这十几年来社会阶层最大的变化，但是农民阶层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代际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不仅在职业上，在身份上亦然，那些被城乡二元制度隔离在真正城市化之外的农民工阶层仍然没有摆脱农民身份，他们随时会从看上去上升了一小步的阶层地位中降落到农民阶层中来。对于贫困阶层而言，生态劣势、生理劣势、教育劣势以及制度排斥，使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囿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封闭性的贫困文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穷二代”何时能翻身呢?
近十年来国内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趋势研究不断拓展、机制研究不断深入、实证研究不断出新，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最重要的不足是研究趋于分散化，缺乏系统性。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系列研究之后，国内没有进行过社会分层与流动大规模的调查，尽管零散的研究不断出现，但是系统、严谨、权威的研究还没有。如前所述，学术界对当前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但是阶层固化的表征、内涵和机制是什么? 如果韦伯所说社会变迁有制度与技术革命时代和财富分配相对稳定时代，那么当前的社会结构定型化是否中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财富分配的相对稳定时代? 更为引申一点，财富分配的稳定时代合理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是什么? 如果以这些标准，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从“X 二代现象”研究来看，尽管不同“二代”群体还难以拼接为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图像，但是对这些“二代”群体形成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研究对判断整体社会结构的封闭趋势同样具有意义。从问题来看，目前学术界对“X 二代”的研究更多还是规范性研究，这些判断更多基于对现象的简单总结，缺少科学的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这种判断。“二代现象”反映的核心问题是这些群体的阶层继承率高，这种判断更多来自于人们对诸多个案的拼接形成的印象，实际上的继承率如何呢?“子承父业”的同阶层继承率偏高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都是普遍的事情， 那么在当前情况下，多少的阶层继承率才是合理的呢? 也许，对“X 二代”现象背后的阶层流动机制的研究更能揭示这种继承的合理性。同时，社会分层和流动是个历史过程，对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判断也应基于历史研究之上，因此跨越时段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对于检验上述种种判断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提出的种种问题，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提供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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