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磊子・

至今记得那一天是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０日星期四（农历已酉年２月２４日）晴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一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们几个平时贪睡的小孩，被妈妈早早叫起，不久就有邻居的小伙子们来帮忙往屋外搬东西。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别人定下来。这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北京，到农村去。

上边派来了一辆带挂斗的货运卡车，没有棚子。随车来的有街道办事处的张主任（也许是街道革命委员会）（女）。她负责这件事，把我们一家人押送到农村，和当地政府办理接交手续。

由于我们几个孩子年纪还小，邻居中的壮小伙子们就七手八脚地帮助我们把家具、重物件往车上搬。被抄过几次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大的家具是一个三合板的五斗柜，一个长形条案，一件桌面和桌腿可以拆开的老式木制圆桌，一只大水缸。其它的有几把木椅，一张小炕桌，作为床铺的条凳和几块木板。大水缸是我们平时存水做饭、洗漱用的，这次也带上了。另外就是大家平时穿的衣物、用的被褥，以及炊事用的一个小柜子、铁炉子、案板，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以及不多的粮食、食物。虽然家里贫寒，许多旧物、破烂杂物，还是差不多装满了前车和后面的挂斗。真是破家值万贯啊。因为我们四个人，妈妈，哥哥，我和小妹妹要坐在前车车厢，所以在驾驶室外后面的位置留下一些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座位了。主任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

早饭我们难得吃的是从大街饭馆里买来的油饼、豆浆。今天买的特别多，后来我才明白，妈妈细心，借这最后一次机会特别多买一些，好带到农村给爸爸吃－－他已经三年多没有吃过这样的油饼、豆浆了。

亲戚里有大姨的女儿、还有大哥来送行。有许多附近的邻居在旁边观看（看热闹）。由于忙乱，我也帮助搬零星物件，也顾不上多想。

我们全家住了多年的老屋很快就搬空了。我们的心里也是空荡荡的。能搬走的我们都尽量带走。因为穷人家什么都是有用的。只有我心中有个小秘密。在平时我攒了三毛多钱，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花，就放在一只圆形的小铁盒里，藏在东屋里面的墙和屋顶之间的缝隙里。本来我可以把我的这件宝藏带走的。但是心里有个期望，就是把它留在那里，说不定哪天我们还可以回来，到那时再取出来，那该多好。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一切都齐备了，上午十点钟的样子，东西物品全装好了，大家上了车。只有三姐姐不在。妈妈和其它亲戚正在想办法把她留下来，也就是试图寄住在大哥家。这需要办理转户口的手续。妈妈在车上向亲戚和邻居作短暂的告别。大意是感谢大家的帮忙。只是留下的小伟不知手续办的怎样，也不知她在哪里，请大家费心照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还没说完，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伤心地哭出声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羞辱。眼睛不敢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人们在下面安慰着妈妈。“大妈，放心吧”“我们会替您照看好她”。

汽车马达发动了。发动机轰鸣。我们真的要告别这条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胡同，告别这所可爱安静的院子，告别我的伙伴，告别熟悉的邻居，告别附近的街道和马路，告别老师、同学和学校，告别我们的家了！离开这座我从小出生、成长的城市，离开这熟悉的环境，离开这朝夕相处的故居，心里真是舍不得。想到这里，我再一次睁大眼睛，使劲看我们的院子和房屋，再一次看看周围的街道，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次离开，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要把这一切都留在记忆里。我要用心记住这里的一切。

汽车慢慢开出了胡同，拐了几个弯，来到大马路上。经西直门大街，向西，向郊外，向远方，北京西南方向的房山县边界开去。

我们车上四个人，妈妈搂着六岁的小妹，我和哥哥坐在一起，盖着破旧的棉被、旧大衣。四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我和哥哥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坐这样的车。我们不断地向车外四处张望。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好奇。风很大。印象最深的一处是远郊的公路，有一段是长长的大坡，从车上向后望去，公路象一条垂直的发亮的带子，从高处铺下来，甚是壮观。我不记得在车上说了什么话。大家的心情沉重不安，失去家园，流落他方，流离失所，有很强的失落感。未来充满未知数，不知道今后在那陌生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日子在等着我们。

天气开始还冷，后来太阳出来了，身上不太冷了。一百五十余华里的路程，大约走了两个来小时。在中午的光景，我们到了北京的西南边界，邻近河北省涿县夹河村的地方。这里叫ｘｘ西村（简称西头）。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似乎与世隔绝的真实的乡下农村的情景。马路两旁不再有商店和楼房建筑，而是马路沟、灌木丛和成行的杨树，以及大片大片平坦开阔的田地。村子里有小河流过，河水清澈青绿，房子是石头砌成的，房顶大多用石板覆盖，窗户是由窄窄小小的木条窗楞组成，没有玻璃，糊着窗户纸。许多房顶上盖着石板或稻草，也有一些是灰顶。房子都挤在一起，道路全是土路，很窄。一派破败、衰落的样子。人们穿着都是黑色的衣服，朴素得非常土气。

爸爸好像不知道我们今天会到。因此我们到之后，他还在地里干活。或者以他当时的身份（被管制、监督劳动改造的四类分子），根本不可能请假休息来迎接他的家属。有人把他从地里找了回来。他见到我们后，脸上出现复杂的表情，好像勉强笑了一下，很快地就消失了。这时有许多人帮我们卸车。这些人后来我才知道全是本家，当家子，也是以后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农友。

原来爸爸自己住一间潮湿黑暗的房子，是因为那间房子在大门洞里，面向西有窗户，但是被旁边的北方挡著，白天基本见不到阳光，光线很暗。屋里从房顶上垂下一盏昏黄的灯。屋里有多一半的地方是土炕，紧挨着土炕下面是地炉子。右手边是一张桌子，左边是一个小小的长条形空间，似乎是老虎尾巴，存放一些杂物。我们全家六口暂时就都住在这里。当天，妈妈就拿出从城里带回来的油饼和豆浆给爸爸吃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玉米渣粥。从此差不多天天要喝玉米渣儿粥。

因为爸爸自己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加上他的房间本来就小，我们一下子来了一大家子人和许多物品，小屋子里马上就满了，但还是放不下。于是许多东西就放在屋外路边。过了一些日子，大队干部就要求我叔叔和我们对调了房屋，因为叔叔和婶婶住在旁边，是三间小北房，比爸爸一人单住的一间房大许多。所以，我们没有多久又一次搬家。这一次有一些费事。因为除了家具之外，还有煤，是散的煤渣、煤灰，当地人是用水和成煤泥烧火做饭取暖，这和城里烧煤球、煤块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新住所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石板房，里间的两间屋子连在一起，既是睡房，也是起居室，冬天还兼作厨房。只有夏秋两季外间才作为厨房使用，其它时间外间就是储藏室。里间最里是一个大土炕，地面靠炕头中间是地炉，靠边是灶台。实际上这是煤、柴两用的炊火系统，排烟、余热都通过土炕再由烟筒到室外。冬天炕里总是暖和的。夏天，在外间另有一个炉灶，用碎柴或稻草烧火做饭。大水缸就在外间。

几天以后，三姐也回来了，因为上户口的手续没办成，没有人能收留她。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此落空。

这一走，后来我才明白，我们从一个世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从发达、繁荣，生活条件优越的首都大城市进入了偏僻落后贫穷的农村。我们的身份，也从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变为农民（农业户口）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都忽然从城市的低层掉进了国家更低的最底层（四类分子家属）。我们好像从原来的地方被连根拔起，换个地方又放下了。从这一天起，我们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所吃的粮食先要用手挑拣出里面的石子、土颗粒，柴草，再用石碾子磨或者送到磨坊用机器粉碎，然后拿回家用萝筛。我们一切从头学起，推独轮车，使用铁掀、三齿镐、镰刀，小锄（当地叫作瓦勺子）、种粮食、种菜，烧火，养鸡、喂猪，割草出圈积肥。全家人面对这非常时刻，匆匆不得已做出决定，十五岁哥哥、十三岁姐姐不能再上学了，加上爸爸妈妈，一共四个人，都要参加劳动，共度难关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从此刚刚上初一的哥哥和姐姐从北京出来就直接下地当童年农民，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走进学校的大门，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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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去的运动有个说法，“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可是我们一家七口人，爸爸在几年前已经被遣返到农村劳动改造，姐姐初中毕业被送到陕西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妈妈每天上班，月月全勤，我们兄妹四人，最大的１５岁，最小的６岁，正是在校学生的年龄，我们那时在课余剪破布（供给裱褙厂作原料）、绕纸绳，做各种家庭手工劳动来补贴生活。每个人都自食其力。除非童工合法化，不然怎样也不属于吃闲饭的人。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

当时还有另一个正在进行的运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母亲是贫农出身，全家人从前从山东“大水坡”逃到北京。可谓根红苗正。家里除了妈妈之外，就是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身份是学生。显然我们也不属于被清理的对象。那么剩下的就是地方街道搞运动无限扩大，极左，偏激过了头。我们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受株连了。其实父亲在１９４９年前是在邻里经营煤球、木柴的小煤厂，里外大小事情都要自己办，比如进煤坐火车去天津，他跟车，就睡在又冷又黑的装煤的货车车厢里。也曾经在扁担上睡过觉。这样的人，充其量成分是小业主。文革中被升级叫作“地主兼资本家”的剥削阶级、双料货。我们搬走后不久，这一所房子就由当地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作为他的私宅使用了。

后来听说国家规定象我们这样被遣返的情况每一家有一笔安家费，大约几百元，这相当于妈妈几年的工资收入。可是我们并没有得到这笔钱。回去后，全家马上陷入经济困境里。哥哥姐姐也因此而失学。多年后了解，这笔钱由遣送人这方面的办事人员直接给了当地的接受单位生产大队（村），然后就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刚刚回到农村，强烈地感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如此巨大，失落感如此强烈，以至难以接受现实，十分怀念过去那美好的生活，曾经独自坐在田埂上流泪。可是当时没有想到，我国农村的九亿农民，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贫穷地区、山区甚至比这河北平原更贫穷、更落后。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一个城里的少年是永远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的。

从小学起，寒暑假、每个星期天我都到生产队里和社员一起劳动。上中学以后，每天早晨和下午放学之后，我也到地里参加劳动。尽管全家老少这样常年不停地操劳，几年后，我们还是欠了生产队几百元钱，几百斤粮食，沉重的负债象石头一样压在我们心头。直到十年后爸爸妈妈落实政策，补发了工资才彻底还清。